 公元1792年9月26日，英国当时的国王乔治三世派遣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表面上是说为了乾隆皇帝的八十三岁寿辰而来，但其实这一次来访并非如此简单，毕竟这是第一个到达中国的英国外交使团。实际上，马戛尔尼访华的背景是英国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访华的背后是一个殖民贸易扩张的庞大计划。 18世纪末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工业技术遥遥领先，商品经济高速发展，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市场。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诱惑。然而，早在乾隆二十二年，即公元1757年，清政府就下令外国商船只准在广州一个港口进行贸易，制订了许多严格的措施来限制在广州做生意的外国商人，并规定外国商人只准通过清政府许可的洋行才能进行贸易，这严重制约了英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发展。 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政府派曾任外交官和殖民地行政长官的马戛尔尼为特使，代表英王乔治三世前往中国，名义上是祝贺乾隆皇帝83岁寿辰，其实是想通过与清王朝最高当局谈判，取消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中的种种限制和禁令，打开中国门户，开拓中国市场。 特使马戛尔尼是一位有经验的外交官和殖民主义的老手，曾任驻俄公使，与俄国签订了十分有利于英国的商务条约，以后又历任格林纳达总督和英属印度马德拉斯总督。副使斯当东是马戛尔尼的挚友，有从事殖民外交的丰富经验。 英国使团乘坐的船只和携带的大批礼物也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和特别制造的。乘坐的“狮子号”炮舰，装有64门大炮，是当时英国一流的军舰。使团携带的礼物除一部分是投中国皇帝之所好外，更多地是为了显示英国的科学技术，如天文地理仪器、乐器、钟表、车辆、武器、船只模型等。 总之，这是一个耗费巨大、人员众多的外交使团，具有商务和政治的双重目的，是英国向东方进行殖民与贸易扩张的一个重要环节。但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形象，英国不敢贸然行动，而是尝试与中国建立关系，加强交往。 对于祝寿而来的马戛尔尼使团，清政府最初是持欢迎态度的，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破例允许使团从天津上岸，还命令沿海各省地方官员做好接待工作。 乾隆五十八年六月，马戛尔尼使团到达天津。钦差大臣徵瑞亲赴天津接待。此时，乾隆帝正在热河行宫避暑，于是决定由徵瑞护送使团经北京赴热河谒见皇帝。使团在北京稍事停留后，除留一部分人在圆明园调试从英国带来的仪器外，其他主要成员随徵瑞赶赴热河。 然而，外交接触尚未开始，礼节冲突便已发生。清朝政府要求英国使臣按照各国贡使觐见皇帝的一贯礼仪，行三跪九叩之礼。英使则认为这是一种屈辱而坚决拒绝。礼仪之争自天津，经北京，而继续到热河。乾隆帝闻讯，勃然动怒，下令降低接待规格。 古代中国始终以“天朝上国”自居，将别的国家都视为蛮夷之邦。历代统治者都制定有一套繁复的朝贡礼仪，朝贡国必须严格遵守这些礼仪，才能表明其“向化”的诚意。 乾隆时期，清政府对当时欧洲各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进步茫然不知，把西方各国仍然视为“海夷”。他们不假思索地称马戛尔尼为“贡使”，称他们带来的礼品为“贡品”，要求他们遵从中国礼制。英国作为当时西方第一强国，其使臣向中国这一传统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由于中英双方都不肯迁就让步，谈判几近破裂。最后，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乾隆五十八年八月，83岁的乾隆帝在热河避暑山庄接见并宴请了英国使团，接受了英使呈递的国书和礼品清单，并向英王及使团回赠了礼物。 觐见时究竟行的何种礼节？中英双方记载不同，已很难明其真相。英国人说马戛尔尼等人按照觐见英王的礼仪单膝跪地，未曾叩头。和珅的奏折却说，英国使臣等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 清政府认为，进贡和祝寿已毕，英国使团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打道回府。但是，在将英王国书译出后，他们才如梦初醒，知道英国人祝寿的背后是要求使臣驻京和扩大通商。马戛尔尼急切要求谈判，他向清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一是请允许英商到宁波、舟山和天津贸易；二是准许英商像以前俄商一样，在北京设立商馆；三是将舟山附近一处海岛让给英国商人居住和收存货物；四是在广州附近划出一块地方，任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五是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享受免税或减税；六是确定船只关税条例，照例上税，不额外加征。 显而易见，这些要求一部分是属于希望改善贸易关系的正常要求，一部分则具有殖民主义侵略性，如割让岛屿一事，清政府决不能接受。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理应认真研究和区别对待。有的可以接受，有的应当拒绝，有的经过谈判，加以修改。即便拒绝英国的大部分要求，只要把谈判继续下去，也能够相互增进了解，缓和矛盾冲突，于中国有益无损。可是清政府却简单地一概拒绝，将英国的六项要求全部斥为“非分要求”，断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 乾隆帝示意马戛尔尼使团应于十月七日离京回国。英使要求举行谈判，暂缓回国，遭到拒绝。于是，在没有举行谈判、没有完成使命的情况下，英国使团踏上了归程。马戛尔尼一行从北京出发，由军机大臣松筠伴送，沿运河南下，几乎纵穿中国腹地，到达广州，于1794年1月自广州回国。 清政府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行动，主要是对外部世界毫无了解，既没有近代国际交往的经验，也不认为有建立经常性外交关系的必要，而是沉湎于“天朝上国”的自我陶醉之中，满足于自然经济结构下“无求于人”的状态，同时，也惟恐外国人与中国各阶层接触频繁，将后患无穷，危及其统治。因此，要“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 清政府断然拒绝英国的割地要求，明确宣布：“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这是完全正确的。它维护了国家的主权，抵制了殖民主义的侵略。但是，清政府不愿打开中国的大门，闭关自守，又使中国失去了一次了解世界、扩大经济文化交流、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机遇。 那么，是否两百多年前的马戛尔尼使团真就铩羽而归，毫无收获呢？其实不然。 首先，清王朝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对于所有臣服的外藩包括外国都是赏赐有加，绝不让小国吃亏。在当时高高在上的乾隆帝眼里，万里之外的英国不过是个不值一提的“外夷”而已。所以，本着“怀远柔夷”、“薄来厚往”的基本原则，英王以及使团的主要成员都得到了乾隆皇帝格外厚重的赏赐——丝绸、瓷器、玉器及各类工艺品多达三千多件。 此外，最重要的是马戛尔尼使团此行深入接触、观察了中国清朝社会，掌握了这个神秘国度很多第一手的信息资料，为英国日后的诸多对华行动打下了基础。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使团呢？它在当时的中国又干了些什么呢？ 马戛尔尼使团显然是有备而来，使团中的成员分工明确，各负其责，从军事到各种科技、绘图人员，甚至连园艺专家也一应俱全。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记载，这些随员都有其指定任务，从很多随员有关此次访问的详细完备的文字著述可见一斑。比如，除了特使马戛尔尼的日记外，副使斯当东有《出使中国记》，随员安德森有《随使中国记》，随员巴劳有《中国旅行记》等。 使团成员在细心收集一切情报信息的同时，还寻求机会“抄袭”中国重要产业的关键原材料。例如，当时从中国购买的最主要的大宗物品，一是茶叶，二是生丝。于是，马戛尔尼派人想方设法地弄到了一些中国的优质茶树苗和桑树苗，寄到了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大力推广发展，使得印度在茶叶与生丝的产出上逐渐赶上清朝，此是后话。 所以，此次英国使团与其说是来朝贺乾隆圣寿的，倒不如说是来刺探大清帝国的神秘底细。正如英国使臣在自己的书里所陈述的那样：“对中国做一个全面的调查，以便作为将来应付中国问题的根源，所谓知彼也。”——这真是再明显不过的“司马昭之心”！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月二十一日，大清军机处发了公函给山东巡抚：“本日征盐政奏英咭唎国有探水船一只，于十六日先抵天津海口，据称进贡船只船身过大，吃水三丈余……”，同一件事情，马戛尔尼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探得天津内洋水浅，大船不能进口……”这次行动表面上看来是为所谓的“进贡船”探水，实质上勘测出了京城门户天津海口的实况，为日后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以及诸多外国列强由天津海口上岸威吓、攻打北京提供了最详实的水情资料。 不是清朝官员们没有察觉英国人勘测中国的海口水情，而是圣寿八十三的乾隆皇帝格外慷慨地下了多道圣旨，命令英国使团经过的所有地方的政府大员要“乘便迎往，亲为照料”“妥为料理”，可谓皇恩优渥，于是，英使团成员一路上不仅好吃好喝，而且，做任何事情都得到了极大的便利。 英国作为当时制造业发达的国家，马戛尔尼使团此行带了不少小工艺品，博得了他们所能接触的清朝官员的好感。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特使以洋洋得意的口吻说到：“中国人对于我们带来的礼物，赞不绝口，固不在话下，而对我们应用的普通杂物，也以好奇心对之，他们看了又看，称誉不置，其中如化妆台，剃须用的镜子等”。 不得不说，马戛尔尼使团此行也是一场颇有意义的商业推销之旅。当马戛尔尼提出在清政府的都城——北京设置常驻机构之前，英国人不可能没有设想到会被自高自大惯了的天朝皇帝所拒绝，但是，他依然要提出来，无疑也是想借此来引起清朝的注意，为日后的两国贸易交往打下基础。 中国儒家传统思想历来“轻利轻商”，到了号称鼎盛的乾隆朝，那个自诩为“马上得天下”的满清也已经相当程度地被儒家思想所“和光同尘”了。然而，英国的官员们却与此迥异。马戛尔尼在与清朝官员的交往与馈赠中，也时刻仔细观察着中国的官场与中国社会的商业需求，而且，把他的所见所闻所思都写进了日记。譬如，马戛尔尼在赠送刀片博得感激后，在日记中记载：“因此，我就连带想起通商的问题了，因此情形看来，英国如果能够将零星的日用品运来中国贩卖，必定为中国人所欢迎。” 当中国官员士绅称赞使团成员穿的衣服质料优美时，特使先生又联想到“英国的布匹丝绒纱罗等物，既为中国人所欢迎，则此时正好推广销路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英国使团提出要在舟山购买生丝、茶叶以及瓷器等物品的时候，中国的官吏却没有一个感兴趣的，甚至以言商事为耻。 马戛尔尼使团此行所掌握的相关资料为英国以后同清朝的接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甚至也为四十多年以后晚清接连发生的历次外国列强入侵中国提供了重要情报。譬如，随员巴劳的《中国旅行记》的首页，就是当时京城的重要军事门户通州协的副将王文雄穿着朝服的半身像。而且，在该书中有很多关于清朝官署与中国军队的武器、大炮等珍贵图片，军事机密大量泄露，当时的军事官员不仅执迷不悟，反而以此为荣。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英国特使的日记中还有一张随员画家亚历山大细心制作的中国兵站的图形。对于这一切，清朝的官员们竟然也很麻木。富有军事经验的英国副使斯当东判断出当时英国野炮的威力远远超过了“沉重笨拙”，发弹只约两磅至四磅的中国大炮，他断定英国野炮突破素称坚固的中国万里长城毫不费力！对于中国社会、清朝军队的了解渐次深入以后，特使马戛尔尼甚至露骨地对其随员说：“只要我们派两三艘小战舰，不消两个月工夫，就可以把中国沿海的海军全部摧毁。” 由此，就不难看出，公元1792年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不仅仅带着商业目的。实际上，历史后来也充分证明了他们当时“搜集”的很多情报，无论主观还是客观上，都确实为中国近代史上英国等列强军队两次鸦片战争获胜做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 所以，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考量，马戛尔尼使团并没有辱没当时英帝国赋予他们的使命，虽然一时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商业项目，但是，他切实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市场的需求，获得了许多可贵的商业情报，看到了无限的商机，看出了大清国的脆弱与软肋，甚至愚昧落后，坚定了一个号称文明的先进国家侵略落后而庞大国度的野心。这一切，为日后两国之间的关系命运埋下了伏笔。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帝国迫不及待地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