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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古典性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西方古典性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涉及同性恋、性交易、性道德、两性身体和男子气概等多方面的问题。 同性恋是西方古典性史研究的重要对象。1978年，多弗出版的《希腊同性恋》是西方古典学界第一部系统研究古希腊同性恋的学术著作。在该书中，作者概括了古希腊人性生活的重要特征。在他看来，古希腊人的性行为都体现出一种支配和服从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位成年男子应该承担“主动”的角色，是插入者；相反的，被插入者不论是女性、男孩或者是其他成年男子，都自动被划归到了“被动”的“女性”的行列。(12) 福柯认为，同性恋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当他对西方性史的研究聚焦到古典希腊世界的时候，他阅读了多弗的著作并吸取他的结论。他指出，在古希腊人所谓的快感的这出戏中，行为体可分为“主动演员”和“被动演员”。一方是性活动的主体，而另一方则是伴侣——对象，是性活动中的配角。前者是成年而自由的男人，后者是妇女、情人和奴隶。(13) 意大利历史学家埃娃·坎特瑞拉(Eva Cantarella)的专著《古代世界的双性恋》以丰富的法律、文学、哲学、医学等文献资料以及铭文资料，重构了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同性恋和异性恋文化。在古希腊同性恋的问题上，她与多弗的观点接近。在她看来，希腊和罗马同性恋的方式与现代人不同。对于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同性恋不是一种排他的选择。在一个男人的一生中，同性恋和对女人的爱并行或交织在一起。在希腊和罗马，不同类型性行为之间的基本对立不是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对立，而是主动和被动的对立。(14) 1990年，美国学者大卫·霍尔朴林(David M.Halperin)的《同性恋一百年》一书正式发行。作者赞同福柯的观点，把同性恋看作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并指出现代意义上排斥异性恋的同性恋只是近一二百年才出现的现象，他还分析了古希腊社会文化背景下性别与性行为的特征。(15)2000年，霍尔朴林在其发表的《如何书写男同性恋史》一文中进一步强调，同性恋是一种现代建构。他认为，不存在一个单数的、一元的男同性恋史；现今定义为同性恋的内容，至少存在四个相异、共存的范畴或话语传统。他在文中提出了男性的性与社会性别越轨的四种前同性恋范畴：第一，阴柔(effeminacy)；第二，男人/男孩之爱(pederasty)或“主动的”肛交行为(“active” sodomy)；第三，友谊(friendship)或男性之爱(male love)；第四，被动性(passivity)或性倒错(inversion)；第五个范畴，即“同性恋”(homosexuality)，是直至现代才增加的。(16) 男人/男孩之爱，或少男之爱(pederasty)是古希腊同性恋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被看作是古希腊文化的一个特征。“pederasty”一词源于古希腊语的“paiderestia”，其含义是指成年男子对少年男子的爱慕。成年男子可以被称之为erastes(爱者，复数是erastai)，少年男子可以被称之为eromenos(被爱者，复数是eromenoi)。(17)在英语中，少男之爱有性颠倒的意思。在中文译作中，它时常被译成“鸡奸”、“男色关系”。其实，在古希腊社会文化背景下，它往往不是贬义词。罗伯特·弗拉塞列雷(Robert Flacelière)认为，这个词指的是年长的师傅、导师与年轻的门徒或者学生之间的关系，它被用来表达成年男子与少男之间在精神和身体上的爱情关系。(18)多弗和福柯在他们的著作中都详细探讨了这种性爱关系。2014年，安德鲁·利尔(Andrew Lear)在《古希腊罗马性经验指南》一书的第七章中阐述了古希腊少男之爱的主要史料来源，考察了这种风俗形成和消失的时间以及它包含了哪些有关性爱的与非性爱的因素，并对希腊人对待少男之爱的态度从积极肯定到模棱两可的变化进行了探讨。(19)2015年，利尔又在《古代的性》一书中撰文，对学术界研究西方古代少男之爱的状况和路径方法进行了阐述，并对古希腊少男之爱的起源的理论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他指出，有的学者认为，古希腊的少男之爱是在黑暗时代由士兵之间的关系发展起来的。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作为一种控制人口的手段发展起来的。最引人关注的是关于古希腊少男之爱起源的“初始理论”，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古希腊的宗教、狩猎等各种初始仪式以及教育体系中，成年男子对少男的爱慕扮演了重要角色。(20)此外，作者在文中对古希腊人对少男之爱的态度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这篇论文对从事古希腊少男之爱问题研究的学者了解学术史和史料很有帮助。 对于少男之爱在社会交往、性格培养和教育男孩方面的作用，古典史家也进行了研究。2001年，朱迪思·巴林杰(Judith M.Barringer)出版了《古希腊的狩猎》一书。作者依据丰富的瓶画、雕塑、铭文和文献资料，通过运用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等理论和方法，研究了狩猎对于古风和古典时期希腊人的意义。在该书的第二章中，作者探讨了古希腊人的狩猎与爱情，尤其是同性恋的关系。作者指出，阿提卡的男同性恋瓶画是狩猎的一种表达。隐喻性的猎手总是爱慕者，而猎物总是被爱者。动物礼物的赠送意味着贵族爱慕者与被爱者之间的一种爱的沟通，这也是贵族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动物本身已经被赋予了贵族以及表现贵族典范的男子气概的一流品质，例如敏捷、机智和军事勇气等。(21) 古典学界有关同性恋的研究成果往往集中于古希腊，对罗马同性恋的研究则比较缺乏。美国古典学者克雷格·威廉斯(Craig A.Williams)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99年，他出版了《罗马的同性恋》一书。作者运用丰富的哲学、文学、史学和法庭演说词等文献资料和风情画等视觉艺术资料，对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古罗马人的男子气观念以及男性之间的同性恋问题进行了考察，并探讨了古希腊人与古罗马人在性观念和性实践方面的差异。随着古典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作者对该书进行了修改，于2010年出版了第二版。(22)该书是西方古典学界出版的第一本研究古罗马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其开拓性和学术影响可以与多弗的名著《希腊同性恋》相媲美。 古典学者对于古希腊同性恋问题的研究一开始主要聚焦于男子同性恋方面，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下，古典学界也出版了研究古典世界女子同性恋问题的著作。1996年，贝尔纳黛特·布鲁坦恩(Bernadette J.Brooten)的《女性之间的爱：早期基督教对于女同性恋的回应》一书问世。该书考察了古罗马的女同性恋现象以及当时人们对这种行为的看法，作者以丰富的史料证明，在古罗马世界存在着女性之间的性爱关系，其中有些人甚至还结了婚。(23)该书的研究具有开拓性，得到了古典学者的肯定，也为后来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2002年，南希·索金·拉比诺维茨(Nancy Sorkin Rabinowitz)和莉萨·奥安杰(Lisa Auanger)主编了论文集《女性之间：古代社会的同性社交和同性恋》。在这本论文集中，作者们利用了萨福、奥维德和卢西安的作品、雅典陶瓶画和墓碑浮雕等丰富的文献与考古资料，考察了地中海世界从青铜时代的希腊到公元5世纪的埃及存在的女性社交和女子同性恋现象。(24)该书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古希腊罗马女性的性生活以及她们的爱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同性恋研究中女性信息贫乏的缺陷。 性道德是人类调整两性行为的社会规范，它是西方古典性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1984年，福柯在《性史》的第二和第三卷中探讨了西方世界的性道德问题，力图揭示古希腊罗马的伦理与中世纪基督教伦理、现代伦理的连续性与差别。其中的连续性在于，它们都强调欲望必须用道德来规范；但是，如何用道德来规范欲望，它们的方式则大不相同。不同于中世纪一现代伦理单纯对欲望和快乐进行压制，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对欲望和快乐采取的是适度的控制和恰当的运用。(25)在他看来，古希腊人节欲的目的是对自我的呵护，使自己成为理想的人。古希腊人关心的不是如何进行性活动，应该与什么人发生性关系，而是要看一个人能否左右自己的情欲，是适度还是过分。(26)正如斯金纳所说，福柯认为性道德败坏的两种主要形式是“过度和被动”。对一个成年男性而言，在生理上担负被插入者的角色就是放弃男性的身份，而将自己降格为低一级的女性。因此，与一个具有公民身份的男孩的少男之爱所包含的求爱活动就成为爱者展示自控性的重要场合：他必须用理性控制他的脾气，从而适当地表示对男孩公民身份和个人自主权的尊敬；而被爱者也被希望谨慎地对待荣誉和屈辱之间的区别，因为其青年时代是今后成人的预备，从爱人那里，年轻人学会自我克制和理性探索的能力，这些将会使他在终生的智慧追寻之路上成为一个与他人同等的伙伴。(27) 1991年，美国古典学者戴维·科恩(David Cohen)出版了《法律、性和社会：古代雅典的道德控制》一书。该书依据古典文献、法律和演说词等资料，运用比较的方法，考察了通奸、同性恋、渎神等问题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阐述了古代雅典社会对于性问题的社会控制措施以及法律规定，分析了古希腊人的性生活与道德、家庭以及城邦的关系。(28) 2002年，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和朱哈·西赫沃拉(Juha Sihvola)主编了论文集《沉睡的理性：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性爱经验和性道德》。(29)该书汇集了15位在该领域卓有成就的欧美学者的文章，从哲学、历史学、语言学和文学等不同角度，着重考察了西方古典世界文化背景下古希腊罗马人的性爱经验，以及他们对于性的道德评判和哲学观点。作者们研究的对象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芝诺、卢福斯等著名古典学者的性观念、同性恋者的爱欲以及夫妻恩爱等不同内容，他们的研究既说明了古希腊罗马人性经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体现了他们在性道德方面的某些共性，还揭示了西方古典世界的性爱在展示男性权力和表达恋爱双方情感方面的双重作用。 西方古典性史的研究者对性交易，包括从事这种活动的女性群体——妓女也给予了重视和关注。卡罗尔·佩特曼(Carole Pateman)是英国的女性主义政治理论家。1988年，她出版了《性契约》一书。(30)在书中，佩特曼提出了契约论并非是中立的，也非普遍适用于所有公民的思想。她的著作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挑战了传统的契约论，对于研究西方古典性史、性别关系和性交易问题具有理论意义。2003年，托马斯·麦金(Thomas A.J.McGinn)出版了《古罗马的卖淫、性和法律》一书，探讨了约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50年影响女性卖淫活动的法律规定，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当时罗马的婚姻、家庭、性行为和妓女的状况。(31)第二年，托马斯·麦金还出版了《罗马世界的卖淫经济》一书。作者依据丰富的文献和实物证据，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叙述了罗马妓院和其他性交易场所的地理位置和功能。(32)2003年，德布拉·哈梅尔(Debra Hamel)出版了《审判尼伊拉：古希腊一个妓女不体面生活的真实故事》一书，重构了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一名因为与雅典公民结婚生子而受到审判的高等妓女尼伊拉的悲惨人生故事，说明了这一审判发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反映了当时雅典社会的法律制度和妓女的低下地位。(33)2006年，克里斯托弗·法劳内(Christopher A.Faraone)和劳拉·麦克卢尔(Laura K.McClure)主编了论文集《古代世界的妓女与交际花》。作者们依据丰富的法律、宗教、文学和艺术资料，考察了从两河流域文明到早期基督教时代的古代世界的妓女和性贸易。全书分为“卖淫与神圣”、“卖淫的法律与道德话语”和“卖淫、喜剧与公共表演”三部分，重点研究了古希腊罗马妓女的生活及其形象。(34) 近三十年来，西方古典学者开始注重对两性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的研究。1988年，美国古典学者佩奇·杜波伊斯(Page duBois)出版了《播种身体：精神分析与女性的古代表述》一书，引起了学界的重视。(35)在该书中，作者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拉康的后现代精神分析理论和传统的古典学解释都提出了挑战，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考察了从荷马到柏拉图时代古希腊人对女性身体诸如“田地”、“犁沟”、“石头”、“炉灶”和“写字板”等不同的比喻和表述，分析了这些表述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指出把女性看作有缺陷的男性的观念是一种历史现象。 同年，美国古典晚期历史学家彼得·布朗(Peter Brown)出版了《身体与社会：男人、女人与早期基督教的性克制》一书。作者运用丰富的古代希腊语、拉丁语、科普特语和叙利亚语原始资料，考察了公元1世纪至5世纪罗马世界早期基督徒的婚姻与性实践状况，重点研究了他们摒弃性欲、坚持独身和保持童贞的做法，说明当时人们的身体承载着重要的文化意义，它们成为基督教徒走向其神学想象中的天堂或者地狱的手段。该书在西方古代宗教与身体的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意义，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评价。(36) 西方古典两性身体研究的兴起得益于西方古典妇女史和性史研究的繁荣，而它的发展也进一步丰富了古典性史的研究内容，并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随着妇女与性别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对男子气概或者说男子汉气质的研究从20世纪最后十年起逐渐成为西方古典性史和性别史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并取得了很大进展。1998年，林·福克斯豪尔(Lin Foxhall)和约翰·萨蒙(John Salmon)主编了论文集《当男人成为男性：古典时代的男子气概、权力和身份》，该论文集的作者们运用丰富的史料，探讨了古希腊罗马世界与男子气概相关的多个问题。例如，汉斯·范·威斯(Hans van Wees)在论文《眼泪的历史：希腊古风时代的性别差异》中探讨了希腊人男子气概概念的变化。他指出，荷马作品中那些哭泣的英雄们，仍然保持着他们的阳刚之气，尽管他们在英勇的斗争中也可能会表现出女性的柔情。而在古典时期的雅典，男性在表达悲哀方面更加克制。(37)同年，福克斯豪尔和萨蒙主编的另一本论文集《思考男性：男子气概及其在古典传统中的自我呈现》是前书的姊妹篇。这本论文集着重论述了西方古典世界的男性在语言、诗歌、戏剧、哲学、科学和艺术上是怎样描述男性自身的，说明古希腊罗马的历史被看作是一部男人的历史。(38)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本论文集中，英国古典学者罗宾·奥斯邦(Robin Osborne)在其论文《雅典的男性雕像：视觉领域的男子气概与权力》中，分析了古风和古典时期雅典男性雕像在表达男子气概上的变化。他通过运用大量考古发现的视觉艺术资料说明，古风时期阿提卡的墓地成为炫耀男子气概的场所，年轻的男人与更成熟的留有胡须的男性被表现为重装步兵，他们手执宝剑与长矛，身着戎装。在这个时期，阿提卡的葬礼纪念物在定义什么是真正的男人时主要考量的是他在体育竞技与战争中取得的个人成就。在古典时期雅典的雕塑中，男性在力量上的自豪与战争中的勇猛则逐渐淡化；个人关注的远非成为英雄，无论是古典墓葬中私人的展现，还是帕特农神庙中公共的雕塑，都定义着新的男子气概，它强调的是团体与合作的好处，而不再是竞争与个人的美德。(39) 2014年，马克·马斯特森(Mark Masterson)在《古希腊罗马性经验指南》一书的第二章中，专题论述了古希腊罗马世界的男子气概问题。在该文中，作者追溯了“男子气概”一词在希腊荷马时代和古典时代以及罗马共和与帝国时期的变化。在他看来，西方古典世界的男子气概具有对男性身体感兴趣的特点，还跟战士的勇敢有联系。古典世界的男子气概也与一种怀古的情绪有关系，人们常常认为当下的一代在男子气概方面不及上一代。随着社会的逐步稳定，男子气概的含义往往更倾向于美德的意思。此外，古典世界的男子气概与同性恋和自我控制的理想也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4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