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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0日，深秋。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一如往常的安静、有序。踩着满路的银杏树叶，推开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办公室的门，83岁的张宪文教授已经等候多时。尽管已到耋耄之年，张宪文教授仍然坚持来办公室工作，从教学岗位上退下来多年的他，从未停下科研工作。 《中华民国史纲》、《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蒋介石全传》、《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南京大屠杀全史》（全三册）、《中华民国专题史》（18卷）…… 以上这些，都是张宪文教授领衔的学术成果，每一部成果的出现，无一不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前进。今天，提到中华民国史研究，很多人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张宪文教授和他所在的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我们这代人是民国史的“开荒者” 1954年，来自山东泰安的张宪文被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从此与历史学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尽管受时代经济建设热潮影响的他，报考的三个志愿都是财政经济专业。1958年夏，年轻的张宪文留校任教，给学生开设中国现代史课程。1956年以后，高校开始开设中国现代史，名为中国现代史，但在阶级斗争大过天的年头，内容、体系都是党史、革命史，强调路线斗争。那时候没有教材，也没有材料，早期只有胡华和何干之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作为参考书。到了六十年代，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了大本子《中共党史参考资料》，此外还有中宣部编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个档案袋，活页的本子，俗称“三口袋”。张宪文感觉到，就靠这个材料来讲历史，是讲不清楚的。 事实上，早在1956年，周恩来就提出要研究民国史。当时只有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荣孟源先生在研究民国史，第二年，荣孟源先生被划为“右派”，被调到在近代史所资料室工作。1961年，董必武在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提出“研究民国史、重修清史”的号召，但是没人响应。1972年，周恩来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将编写民国史作为任务交给人民出版社，后来转给中华书局。次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民国史研究室，开始着手收集材料，编写大事记、人物传。 “南京大学的民国史研究从1974年开始。”回顾过往，张宪文教授淡淡地说。1974年，近代史研究所派尚明轩、李静之两位研究员南下，找到南京大学历史系，动员历史系教师参与研究。南京大学从1972年刚刚恢复招生，学生很少，老师们除带领工农兵学生下乡劳动外，教学任务并不重。张宪文和系里其他教师商议，同意研究民国史。就这样，南京大学历史系成为全国最早展开民国史研究的单位之一。 除了做民国史研究，南京大学历史系从1982年开始招民国史方向的研究生，第一个招的是陈红民。研究生该如何培养？“我们学习老一代的老师，也叫学生读资料，天天读《革命文献》，都是档案文件。”后来感觉到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应该有一部民国史教材。“我们就想编一部中华民国史，纲要性质的，我和两个老师到北京找近史所，商量能不能先编一个史纲，以应教学急需。”近代史研究所为此专门开了个会，认为现在不成熟，当前任务是先编材料，写大事记、人物传记，最后再写民国史。 想合作没有成功，张宪文教授就决定南京大学自己编一部中华民国史教材，以应研究生培养需要。经过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沟通，二档馆向南大师生开放了全部档案。材料的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民国史的体系是什么样的？回忆到此，张宪文教授说：“一开始大家都不明确。我们原来的思路都是党史的路子，民国史和党史有什么分别？民国史和革命史有什么分别？民国史和现代史有什么分别？搞不清楚。”后来，张宪文教授定了一个原则，决定采取“过渡性”体系，即尽量少讲共产党的历史，突出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历史。80年代的学术界，风气远没有今天开放，对于很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尚难公允。对此，张宪文教授定了“半步走”方针，什么意思？“我当时形容，如果一辆汽车急转弯，就要翻车，所谓“半步走”，就是慢慢地转弯。要使社会上都能接受，那个时候是很艰难的。” 1985年10月，《中华民国史纲》出版，作为建国以来大陆第一部系统的、完整的民国史通史著作，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大陆的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美国的美联社、《华盛顿邮报》，台北的《中央日报》，香港的《南华早报》、《明报》等等，都做了大量报道。 后来的“故事”在学术界就广为人知了：继《中华民国史纲》之后，《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蒋介石全传》、《中国抗日战争史》等著作也相继问世；南京大学先后组织了六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1993年，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并于2000年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这些成就的背后，无一没有张宪文教授的辛劳和汗水。 谈及四十多年来研究民国史的经历，张宪文教授谦虚地表示：“民国史过去是‘荒地’，我们这一批老师做了‘开荒’工作，推动了民国史研究。”诚然，如果没有张宪文教授这一代学者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民国史就不会从过去的“险学”成长为今天的“显学”。 对于南京大屠杀研究，我们做的还不够 2010年，72卷本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结集出版，一如25年前的《中华民国史纲》，再次在海内外掀起巨大关注和强烈反响。社会各界对史料集的评价是“铁证如山”，认为72卷本史料集是反映日本侵略者制造南京大屠杀最直接、最有力的史料，它的出版为南京大屠杀研究提供了最丰富、最可靠的来源。然而，搜集、出版南京大屠杀史料这条路，张宪文教授和他的团队一走就是十年。 其实，南京大学对南京大屠杀很早就展开了研究。上个世纪60年代，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的几位老师曾经带领学生在南京地区开展社会调查，访问幸存者，后来编写了一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小册子，恰逢中日建交，小册子未能面世。80年代初，日本文部省审查批准历史教科书，将“侵略中国”改为“进入中国”，歪曲了中日战争的性质。日本右翼则声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制造的谎言。这些言行引起了中国的重视，当时的南京市决定做三件事：建馆、立碑、编史。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立。南京市政府还专门设立“南京大屠杀建馆立碑编史工作小组”，组织专家编写出版资料。 2000年，中日关系再度紧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决定组织抗战人口伤亡、财产损失及南京大屠杀史料三项课题研究，有关南京大屠杀史料搜集、整理的工作，就落在了张宪文教授肩膀上。 南京大学联合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组成学术团队，参与项目的专家学者前后多达一百余位。团队成员先后奔赴日本、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以及台湾地区，在各地档案馆、图书馆、私人藏书机构搜集整理史料，翻译了日文、英文、德文、俄文等不同语言的原始史料。十年磨一剑，团队全面收集了加害方、被害方、第三方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72卷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是目前学术界关于南京大屠杀规模最大、最翔实的史料集。 对于这样一部大型史料集，张宪文教授坦承，“72卷史料集在编排上是不科学的，应该把同类型的史料放在一起。”例如，日本军官的日记，史料集的前半部分有，后半部分也有，分散在各个卷中。当然，这是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而非人为所致。“那时候弄到什么材料，就赶快出版，我们出去若干趟，一趟弄回来一批，就赶紧出版，接着再出去弄来一批，所以有的材料分散到不同的卷册中。” 2012年，学术团队在掌握丰富史料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全史》（全三册），全书约110万字，既是南京大屠杀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张宪文教授告诉记者，“我们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从过去材料很少，研究人员很少，几十年来慢慢地发展到今天，如今的研究，基本上可以说日本右翼是否定不掉的。” 当年参与团队的许多学者，仍在继续从事南京大屠杀的进一步研究。例如，南京大学的姜良芹教授，目前正在整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之一的费吴生档案。南京师范大学的张连红教授也在2017年9月的学术会议上，发出寻找同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的奥地利人鲁佩特•哈茨的呼吁。 有学者曾经指出，几十年来，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实现了几个方面的转变：即研究范式从求证到求实、研究视角从单一到多元以及研究方法和观点的不断创新。持续不断的研究，也引发国内外社会的巨大关注。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决议的通过，使得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纪念上升为国家层面。2015年10月9日，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项目名单。 面对这样的情况，张宪文教授仍然觉得有所不足。“有关南京大屠杀，在西方只有两本有影响力的书，一个是张纯如的《南京浩劫》，一个是郑洪的《南京不哭》，郑洪是个很有名的物理学家，爱好文学，文笔很好，为了写这个小说，在南京住了两个月。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件，在西方只有两本有影响力的书，是不行的。”张宪文教授如是说。虽然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申遗”，但是西方社会和民众对南京大屠杀并不了解。“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需要加强向西方宣传，，我们要在美国和欧洲等地方建立展览馆，这个很重要，要让西方人了解南京大屠杀。” 在张宪文教授看来，客观、严谨地开展南京大屠杀研究，同时保持与国际社会对话，不断地向国际社会传播自己的声音，才是南京大屠杀研究者接下来应该努力的方向。 做学问一定要有创新，没有创新不要 如前所述，张宪文教授多年来一直坚持进行学术研究，以饱满的状态工作在学术第一线。 继《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和《南京大屠杀全史》之后，2015年4月20日，由大陆、台湾、香港与澳门四地70余名学者历时五年编著而成的《中华民国专题史》正式出版。这套专题史共计18卷，由张宪文教授和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院士共同策划统筹，邀请了海峡两岸四地4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合作撰写，是两岸史学界第一次大型的学术合作。有学者指出，这部历时五年的大型著作，是两岸四地学者协同攻关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两岸科研合作的示范性成果。 2015年适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同时要整合全国学术机构和研究队伍，协调各地各部门和机构的力量，对抗战进行系统研究，推出高水准的研究成果。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讲话精神，2016年1月21日，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在南京大学举行成立大会。 该中心是由南京大学牵头，联合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参与组建，82岁的张宪文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在中心成立大会上表示，将努力改变过去研究力量分散的状况，形成全国性的大的研究团队，出版高水平研究成果，开展协同合作，联合攻关，形成更大的研究队伍，共同开展抗战研究。 中心成立以后，张宪文教授表示，“过去我们对于亚太地区，包括朝鲜、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地区，以及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侵略战争研究很少，现在我们要研究亚太地区的抗日战争。”目前，张宪文教授的初步构想是开展“抗日战争专题研究一百卷”工程。“我的想法是，我们要超越中国战场，把东南亚国家抗日，太平洋战争，都包括进来。中国是东方主战场，但是抗日战争不仅研究东方战场，整个亚太战场都要研究。” 这项研究将仍然延续团队合作模式，由南京大学领衔，联合海内外高校如北大、南开、武大、复旦、浙大，以及台湾地区的学者共同合作研究。 作为研究中心的重要任务，张宪文教授向记者强调，“研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强调创新，一定要有创新，没有创新不要。”据悉，“抗日战争专题研究一百卷”已于11月中旬在南京大学召开了开题论证会议。 除此之外，张宪文教授还积极寻找新的研究领域。2016年9月，张宪文教授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日军细菌战海内外史料整理与研究”。谈到为什么要开展日军细菌战研究，张宪文教授认为，“我在看材料的过程中，感觉到这个问题比南京大屠杀还要严重，细菌战虽然没有大规模地杀害中国军民，但是残酷性和危害性非常大，其后遗症到现在还存在。我们细菌战的研究远远跟不上，这个问题相当重要，要搞清楚。” 中国很多地方都受到细菌战的危害，但是研究很不够，虽然已有部分学者和单位进行细菌战研究，但规模很小，还没有整体视角开展的研究。那么日军细菌战研究该如何深化？张宪文教授指出，这一项目的特色和关键是以历史学、医学、政治学、国际法、社会学多学科融合的视角开展细菌战研究。没有理科和其他学科的配合，细菌战的研究很有可能仅浮于表面。所以，“我们这个项目打算走文理渗透，跨学科的路子，和医学院、社会学院、法学院合作研究。” 古诗有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确，八十有三的张宪文教授如今依旧耕耘在学术的田野中，向更高的学术高峰攀登。对于南京大屠杀研究，对于抗日战争研究，始终有着自己最新的思考。不独如此，他所关注的、研究的都是学术前沿、时代关注的问题，因为在张宪文教授眼里，“作为历史学的研究，很重要是的要有奉献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历史学不单纯是一门学问，还要服务国家民族的需要。”强烈的现实关怀，或许正是张宪文教授永葆学术生命力的最大源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