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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1月25、26日，“特殊与普遍——现代中国的中国性与世界性”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这次会议由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和《学术月刊》联合主办，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研院杨国强教授担任召集人。讨论会分作四场，主题分别为“现代中国基本问题的有无与拓展”、“现代中国历史的写法”、“当代史的前后沟通”、“域外视野下的现代中国史”，另有两场综合讨论。应编辑之约，几位报告人整理了自己的发言稿，由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发布。 时常有非近代史专业的朋友要我推荐中国近代史的综论著作，以便快速获得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整体印象，一个整体的变迁趋势，并了解这种变迁的意义所在。我们数得出来的，往往还是蒋廷黻、徐中约、陈旭麓，都是好几十年前的著作。最近二三十年，近代史学界似乎都丧失了写通史的勇气和野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近代史论文，基本看不到宏观讨论的文章，几乎所有学者都在做具体的个案研究，写专题论文。一方面，这固然是因为近代史研究脱离了大而化之、空泛讨论的陋习，另一方面，这也折射出近代史研究面临的新困境，此即近代史领域的“信息超载”。 近代史领域的“信息超载”，指的是过于丰富的文献，即便是最聪明、最勤奋的研究者穷尽一生也不可能完全阅读，也没有人敢说自己读完了近代史的重要文献，其结果是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无力从整体的视角来理解近代史，更无力以此为基础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近代史领域的“信息超载”，一方面是因为近代历史去时未久，留下来的资料本来就多，另一方面是因为大量文献被电子化并通过网络共享，这些电子资源的获取成本相较于购买图书、查询档案小得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因为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多元化使得许多原来看起来不成其为史料的材料也成为史料甚至还可能成为重要史料。举例来说，在革命史一统天下的时代，大概没人会把记载晚清城市如何处置粪便的材料当作史料来严肃对待，可能也不会有人把舞厅的记录和描述当作文献来看，但是随着社会生活史、城市史、卫生史、新文化史、女性史学等研究领域的开辟，这些统统都可以成为史料。这些新领域的开拓并不一定是对原来革命史学的补充，也可能是否证、改写、纠偏，历史画面的丰富很可能让我们意识到原以为是主干的历史演进不过只是枝叶而已，因此你不能理直气壮地说我只需要抓住主干，不了解枝叶也不要紧。总之，近代史学界现在很难说有公认的主干，也很难开列出一个近代史学界公认的必读书目来。 此外，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规范深受乾嘉汉学和兰克史学的影响，对材料的扎实程度、证据链的细密程度有明显高出欧美史学的要求，给个人的推理、想象和诠释留下的空间要小很多——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中国近代史界的同行评审极端强调一手文献，拒绝单一文献，对理论、方法论和相关研究的重视程度则远逊于欧美同行。 一方面是“信息超载”，一方面是对举证细密程度的高要求，其结果就是缩小论述的范围，集中笔墨描述和分析特定的人物、事件，时限也尽可能控制在较短的时段里，如此方能尽量避免漏洞和硬伤，以至于不少学者一辈子工夫都花在某个人物或某一事件的研究上。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一些专题论文对史料的挖掘甚至达到了涸泽而渔的程度，对特定的人物和事件做了非常细密的史实重建工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细节，我们一方面佩服他下了不少苦工夫，另一方面却看不出这些苦工夫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因为不少文章基本没有论点，没有刷新人们对重要问题的看法，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演进助益甚小，遑论对理解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有何帮助。 不少研究者拒绝他人对自己的研究做任何联想，在遭遇质疑的时候往往会辩护道：我讨论的是某人在某事上的作为，其他人我没有研究过，真不敢说一定也是这样的。这固然是智识上的谦卑、诚实和严谨，但另一方面也显得非常无奈，知识的价值大小与其可迁移性有密切关系，如果史学生产的知识注定只能是特殊性的、不可迁移的，其价值就相当可疑。如果关于特殊人事的知识生产无助于改善我们对更长时段历史演进的看法和理解，如果它不具备较为重要的解释意义和反思意义，读者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了解一个死人的所作所为。有人的回答是，这个题目没有人研究过，我填补了空白。这种回答是完全无效的，因为不是所有的空白都值得填补，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这样的研究其实是没有读者的，作为一个知识生产的产品，它是没有市场的，也没有理由用纳税人的钱来为这样的研究买单。 信息超载的另一个后果是，每个学者在做自己的专题研究时，通常不需要去阅读与此专题研究不直接相关的研究，以至于同样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从业者彼此读不懂文章，研究近代经济史的人读不懂思想史，研究近代思想史的人没有能力判断近代社会史的论文，更为甚者，研究章太炎的不读严复，也无法对严复研究论文做出有效的判断。研究领域高度相关的同行学者尚且不互相阅读作品，同行评审难以有效开展，学术会议常见鸡同鸭讲的情况，又怎能指望有多少读者呢？ 与历史学尤其是近代史学界相反，今天敢于通贯地讨论长时段历史的，敢于去讨论大问题的，反倒是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不少人努力去解释宏观问题。从历史学对证据的高要求来看，他们提供的证据可能很难构成比较严密的证据链，他们的证据甚至不过是从他人的二手研究中扒过来的。这让许多历史学者甚为瞧不上，但是又羡慕他们获得更多的阅读和掌声。读者、社会和政府永远都需要学者对重要问题做出回答，历史学者拒绝承担这样的职责，把领地拱手相让，也怪不得历史学被边缘化。 作为一种折中方案，比较可取又可行的史学训练往往强调以小见大，从具体个案折射广阔的历史画面。但是问题在于，有什么理由说自己选择的个案具有代表性，从而可以从个案看出广阔的历史画面？即便是说透过个案看出时代变迁的主流趋势都可能遭到质疑，因为既无整体图景为前提，又如何可能判断何为主流何为支流。从严格的逻辑来讲，我们真的很难为个案研究的代表性做出有力的辩护。所以，在信息超载的前提下的“以小见大”，严格地说，都不过是自我宣称而已。 特定的人事总是需要放到整体性的历史画面和大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才可看出其意义，所以即便是开展专题研究，作为背景知识的整体性画面和大的历史脉络仍然是必需的。笔者近年写作专题论文的时候，最感困难的就是描绘整体画面、铺垫时代背景、交代大框架，怎么写都是几十年前的陈词滥调，让人望而生厌，怎么写、怎么改都不满意。如果基于经典的二手研究来做概述，外审专家往往会批评说，轻易地采用既有研究为论述起点，不可接受；如果择取特定的原始文献来分析和描述时代背景，往往又遭遇这样的质疑：你怎么确定这几个文本能代表时代氛围、整体图景？老实说，我回答不上来，怎么都缺底气。 这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独特困境，最近读到美国和英国的两位年青历史学家写作的、在欧美史学界很有影响的《历史学宣言》（英文原版于2014年10月通过剑桥大学出版社公开上网，后出版纸质版；2017年3月出版中译本），发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西方史学界的共同困境。该书指出，从1968年以来的三十余年间，西方历史学界都习惯于在短期历史的框架下寻找素材，“其短视程度堪称历史之最”。在一项以1880年以降的8000篇历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为抽样范围的统计中，1900年论文涵括的历史时限大约为75年，到1875年，其时限缩短至30年左右，“5至50年的生物时间尺度遂成为历史研究入门的模本”。史学界养成了“只求时段缩短、文献精益求精的习惯”，目标是“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其结果是，文献愈不为人知、愈艰涩难解，便愈被人看好，因为孤僻的文献方显史家治史的功力”。1981年，时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伯纳德·贝林感叹道：“历史研究同时朝一百个方向长出分枝，而彼此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协调……想要实现整体的综合，哪怕是有限的某些地区，都是完全不可能的。”无穷无尽的细节却无法结成网或块，非专业读者甚至史学同行也看不到这些细节的意义和价值，“史学界只顾彼此交谈，话题越来越窄，时段越来越小”，史学遂难逃被边缘化的厄运，而“以长时段思考历史与未来在专业史学之外极为流行”，比如自然科学界、经济学界、政治学界。 该书作者认为大数据和数字人文的迅猛发展使得克服信息超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可能。“主题模型软件能够用机器快速阅读大量的政府报告或科学文本，然后反馈数十年甚至数世纪以来人们的学术关切和观念变化的基本事实……许多这类的软件能够把大量的文献记录迅速转化成可视的图示或图表，否则数据量太大根本难以读完”。该书作者之一、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乔·古尔迪牵头的团队在2012年夏季推出了一款叫做Paper machines（纸机）的文本挖掘软件，“专供学者全面梳理大宗纸版文档之用，尤其适合档案极其丰富的20世纪的跨国研究”。类似于此的大数据处理软件在西方正在陆续开发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将来我们可以借助某些工具挖掘文献，迅速地定位文献中的特定部分，生成词频变化图表，甚至在文献之间建立起时间或逻辑的关联，生成大事年表，研究者在此基础之上再来判断和分析文献的来源和文献作者的价值立场、细读文本深层含义。历史学家从过于繁重的文本挖掘工作中解放出来，可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文献的深入解读和创造性思考中。新工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史学家综合大量信息的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信息过载的困境。 该书作者畅想，“如果历史院系能够培养出研究工具的设计者和大数据的分析师，那就等于把史学专业的毕业生塑造成知识生产的尖端人才，在学院内外都将大放光彩”。中国近代史一方面有着海量的原始文献需要挖掘和爬梳，另一方面也有着数量庞大的二手研究需要整合，此外，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中国近代史需要置入古今嬗蜕、中西交冲的框架中来理解，对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当然知道得越多越好，因而显然更多地面临信息超载的困境，也更为急迫地需要探索如何克服信息超载的困境。不克服信息超载的困境，近代史学界怎能把被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学者抢走的地盘夺回来，怎敢重新思考长时段历史，怎敢回答社会最为关心的大问题？相较于依靠图书馆和资料卡片做研究的时代，今天的中国知网、读秀以及近代期刊全文数据库等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便利，但是要克服信息超载的困境，仍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在不久的将来，历史系是否有可能把数据挖掘能力的培养也纳入培训体系之中？史学与情报学、信息技术的结合，在何时可以提上日程？史学界、图书馆、出版界和信息技术公司要怎样才有可能联合作战，开发庞大的数据资料库以及高效的信息挖掘工具？国家的科研基金、出版基金是否有可能资助产生大容量的、有统一架构的、互相补充和兼容的文献数据库？谷歌学术、百度学术这样的搜索引擎工具，什么时候可以把信息抓取的触角深入到全网的史料数据库和大量图书资源的内部？  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著《历史学宣言》，孙岳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第一版，42.00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