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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龙泉是一个县级市，目前隶属于丽水市，它位于浙江省西南部的浙、闽、赣边境，介于北纬27°42′～28°20′，东经118°42′～119°25′之间，东接云和、景宁县，南毗庆元县，北邻遂昌、松阳县，西与福建省浦城县交界，是温州、丽水进入闽赣两省的通道之一，自古为闽、浙、赣毗邻地区商业重镇，素有“瓯婺八闽通衢”、“驿马要道、商旅咽喉”之称。 龙泉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东晋太宁元年（323），属永嘉郡松阳县，建置龙渊乡。唐武德三年（620），因避高祖李渊讳，改龙渊乡为龙泉乡。唐乾元二年（759），建立龙泉县，县治地黄鹤镇（今龙渊镇）。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诏天下县镇凡有龙字者皆避，改名剑川县。宋绍兴元年（1131）复名龙泉县，沿袭至今。宋庆元三年（1197），析龙泉之松源乡及延庆乡部分地置庆元县。明洪武三年（1370），庆元县并入，洪武十三年十一月复置庆元置。1949年5月13日龙泉解放。1958年11月，庆元县并入。1973年7月复建庆元县，1975年8月，龙、庆二县始分属办公。1990年12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龙泉撤县设市（县级）。 龙泉不仅山川秀丽，而且人才辈出。历史上有北宋宰相何执中、北宋大文豪叶涛（王安石弟王安国的女婿）、北宋政治家管师仁、南宋孝宗和宁宗的教授，授金紫光禄大夫的何澹、南宋大诗人叶绍翁、南宋制瓷名匠章生一、章生二、元末明初学者叶子奇、明朝开国元勋章溢等。五代以降历代的朝廷重臣、政治家、诗人、学者，尤其是北宋天圣二年(1024)至南宋咸淳十年(1274)的250年间出了248名进士，这248名进士被朝廷任用后有的是朝廷大员，有的是各级官员，有的是皇帝近侍，这些人对龙泉青瓷的发展必定起到过很大作用。 龙泉窑遗址所处地形主要为丘陵和山地，海拔280－650米之间。窑址主要分布在平缓山坡和山间谷地上，茂密山林、溪水长流、优质瓷土为窑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燃料和原料，许多窑址周边可见明显的瓷土采集地痕迹。遗址区内主要河流为梅溪、南溪（属龙泉溪），其为瓯江上游，属瓯江水系。其它溪流，如大梅坑、石塘坑、大坑底等支流都注入梅溪，梅溪、瓯江是古代龙泉青瓷外运的主要水运通道。梅溪边尚可辨少量码头遗迹如金村码头。 龙泉窑窑址分布广泛，以浙江省龙泉市境内的窑址最为密集。龙泉市境内的窑址可分成龙泉东区与龙泉南区两大部分，以龙泉南区为核心。龙泉东区主要位于龙泉东部紧水滩水库周边，窑址数量庞大，约有200多处窑址， 20世纪70－80年代因配合紧水滩水库建设而作过大规模的发掘，面貌相对比较清晰，但这一窑址群时代相对较晚，以元代晚期与明代为主，质量较差，基本为外销瓷器，不能代表龙泉窑的技术水平与基本面貌。 龙泉南区以大窑为核心，大窑龙泉窑遗址位于龙泉市南40公里处的琉华山下大窑村一带，明代以前称“琉田”，是龙泉窑的起源地和中心产区，故而统称为“龙泉窑”。大窑龙泉窑遗址跨龙泉、庆元两县，包括今龙泉市小梅镇、查田镇、庆元县竹口镇境内的大窑、金村、石隆、溪口四大片区，有窑址约160处。金村窑址群位于龙泉南区的最南端。 二、龙泉窑考古历程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陈万里先生走出书斋，开始对浙江的瓷窑址进行实地调查，陈先生迈出的这一步，不仅使其完成了从传统文人向近代考古学者的蜕变，同时亦拉开了近现代瓷窑址考古的大幕，在中国的陶瓷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1928年开始，陈万里先生八次对龙泉窑进行考古调查，他在实地考察时对包括哥窑在内的龙泉窑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与思考。而正式的考古工作则要到20纪年50年代以后。 龙泉地区正式的考古工作主要有以下两个部分： 1.龙泉东区配合紧水滩水库建设而进行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 紧水滩水库建设工程三起三落，因此龙泉东区的考古工作亦随之起伏。最早于1958年初夏对龙泉东区及紧水滩水库淹没区进行实地调查，共确定窑址计75处；1974年4-6月进行第二次调查，窑址有一定幅度的增长，达到了108年，其中大部分窑址均在水库淹没区内；1980年第三次调查，窑址总数翻了一翻多，达到了218处，这也是目前对东区最为详细的调查与最大的窑址数量。在对龙泉东区的调查过程中，1959年在丽水市区范围内发现了宝定与吕步坑窑址。 1979年至1983年，国家文物局组织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和浙江省博物馆共同组成紧水滩工程考古队，分组、分地区地对水库淹没区内的古窑址进行调查、发掘，主要有山头窑、大白岸、安仁口、安福、上严儿村和源口林场等地窑址（1）。 这一时期成果多数以简报的形式及时发表，主要有《浙江龙泉青瓷山头窑发掘的主要收获》、《山头窑与大白岸—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报告之一》、《浙江龙泉市安福龙泉窑址发掘简报》、《浙江龙泉安仁口古瓷窑址发掘报告》、《汽水处龙泉青瓷上严儿村发掘报告》等。后来浙江组经手发掘的山头窑、大白岸和源口林场三个窑址群集结成《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报告》，于200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是龙泉窑第一部分正式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2）。它对紧水滩水库主要发掘所得进行了系统阐述。龙泉东区的考古发掘表明，东区的产品质量略次于南区，且主要的生产时间为元末到明代中期，不能全面反映龙泉窑的发展序列和工艺成就。 紧水滩水库的发掘工作，对于中国陶瓷考古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981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在杭州召开，青瓷窑址第一次成为大会的主题之一，在大会上，苏秉琦先生提出紧水滩水库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一个新兴学科分支—陶瓷窑考古大规模崛起的标志”。 紧水滩水库考古发掘作为中国陶瓷考古学真正成熟的标志，不仅在于国内首次最大规模陶瓷考古实践以及一系列考古简报与报告的发表，同时，以任世龙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对陶瓷考古的理论、方法均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先后发表了《瓷窑遗址发掘中的地层学研究》、《浙江古代瓷业的考古学观察——遗存形态•制品类型•文化结构》、《瓷窑址考古中的“瓷窑”和“窑系”》、《浙江瓷窑址考古实践与认识》等论文（3）。陶瓷考古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除遵循着考古学的一般规律外，还有其强烈的自身特征，表现在地层学上：首先它与多数遗址的地层逐渐形成的过程不同的是，窑址的地层尤其是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废品堆积通常是“瞬间”形成的；同时因废品倾倒过程中流动的关系，窑址坡相堆积坡底部分的堆积层次远不及坡顶部分表现得清晰明确，坡底部分的堆积某种程度上与“二次堆积”相似。这些探索，对于今天的陶瓷考古发掘，仍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2.为恢复龙泉窑而对龙泉南区的调查与发掘工作 1957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包括大窑、金村在内的窑址进行初步的调查，其中以大窑工作为主体。 1959年至1960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龙泉窑调查发掘组，对龙泉南区古代瓷窑进行了调查，并对大窑和金村两个地方数处窑址进行了局部发掘和试掘（发掘地段目前编号为大窑A3-34，A3-51，A3-53，A3-54，A3-55，金村A3-25，A3-26，窑址发掘点数量较多，但规模均较小，总计发掘面积仅600余平方米）。通过地层叠压关系初步了解了龙泉窑主要的发展脉络。简报于1988年发表于《龙泉青瓷研究》。初步理清了龙泉窑最核心地区—龙泉南区窑业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脉络，至少在南宋时期，龙泉窑厚釉类产品可以划分成黑胎与白胎两类，其中的黑胎产品，与南宋官窑有着密切的关系。 1980年任世龙先生对金村窑址进行调查，在屋后的断面上发现了上下叠压的“五叠层”，从而建立了金村地区窑业发展的完整序列。同时，依据龙泉金村窑址调查中所发现的五叠层堆积关系，龙泉大窑和金村窑址发掘所得的地层编序，龙泉东区在大白岸、山头窑窑址地层编年资料，在明确划分龙泉青瓷两大系列、三个不同品种的类型学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六大考古期别，首次建立起“白胎、淡青色薄釉、纤细划花”→“灰白胎、青绿色薄釉、内外双面刻花”→“厚胎薄釉、器里单面刻花”→“厚胎薄釉与薄胎厚釉共存，盛行外壁单面刻划莲瓣纹共饰”→“厚胎厚釉，釉色葱绿高档青瓷”→“胎质粗劣、坯体厚重、釉色灰绿”的序列框架（4）。 “在龙泉金村和与之地域相连的庆元上垟窑址群落中，明确存在着与北宋前期越窑瓷器风格面貌雷同的一类遗存，这可以视为未被吸收的外来因素，或者说成是越窑的‘龙泉地域类型’。在金村的一处堆积断面上，其清晰的五迭层位关系表明，它和另一种以‘双面刻划花’为特征的碎片堆积分处在五、四两个层位，两类遗存的包含物具有全面性的特征变异，显然难以视为同一系统的两个不同阶段，当属文化性质的不同。但是，在两种类型的制品中，却可以见到以‘五管瓶’和与其配伍成双的‘带盏长颈瓶’两种器形为典型代表的地方性独具因素。如果按照地层编年和拙作《龙泉青瓷的类型与分期试论》，把上述的两种遗存分别视为龙泉一、二两个期别，则随后的三、四两个分期可以明确无误地视作对第二期的继承和发展，从而构建起龙泉青瓷‘厚胎薄釉刻划花’的形态序列。即便在第四期的龙泉南区遗存中，发现与它的形态特征恰好形成强烈对照的另一种序列遗存，即通常被描述成‘薄胎厚釉素面’特征的青瓷，而构成两个序列平行共生时期，这个被称之为传统特色的厚胎薄釉青瓷生产，也仍然是在当时占有绝对优势的主导地位，因而是龙泉窑的本体和主干系统，而薄胎厚釉者，仅仅是极有限的某几处窑场烧制的极其精美制品。但是这种历史真实却被人们的认识所扭曲,以至完全地被颠倒过来，“梅子青”之所以成为龙泉窑的代名词，其根本的原因即在于此”（5）。 这可以说是对龙泉窑的时空特征最深刻而全面的认识。 3.以课题为导向对龙泉地区窑址的详细调查与重点发掘 2006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龙泉窑研究作为重点课题，在制订五年考古工作规划的基础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龙泉地区的古代窑址进行系统的全面调查，并对重点窑址进行了有计划的发掘，主要工作有以下几项。 ①. 枫洞岩窑址的发掘 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以探讨文献提到的“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行移饶、处等府烧造”这个明代处州官窑问题为目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龙泉青瓷博物馆联合对大窑枫洞岩窑址（窑址编号A3-108）进行了发掘。这是首次在大窑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发掘，揭露出丰富的窑炉和生产作坊遗迹，确立了龙泉窑的窑场基本布局，出土了数十吨计的瓷片，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图1、图2)。  枫洞岩窑址  枫洞岩窑址窑炉 ②.瓦窑垟窑址的发掘与溪口地区的调查 2010年底至2011年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龙泉市博物馆对瓦窑垟窑址进行了正式发掘，清理窑炉遗迹两处，其中一处有4条窑炉的叠压打破关系，最早的窑炉内出土两件黑胎青瓷。另一处仅发现南宋时期青瓷，出土少量黑胎青瓷残片和极少量支钉窑具。该遗址地层完全被扰乱，但从器物形制和胎釉特征方面能清晰地区别宋元产品。黑胎青瓷残片出土相对较少，胎壁较薄，釉质有玻璃质釉和凝厚釉，釉色主要有灰青和粉青(图3)。  溪口瓦窑垟窑址 在发掘期间，对龙泉溪口片的12处窑址进行了详细的专题调查(图4)。  溪口远景 ③.小梅瓦窑路窑址发掘 2011年9月－2012年1月，对龙泉县小梅镇瓦窑路进行正式发掘，窑址位于在小梅镇政府所在地，大窑遗址保护区大窑片区和金村片区的中间空白地段。发掘揭露窑炉一座，器物填埋坑若干，出土大量的黑胎青瓷，这几乎是一处纯烧黑胎青瓷的窑址(图5)。  小梅瓦窑路窑址 ④. 大窑地区的调查与勘探 2012年2－2013年8月，大窑地区窑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与重新记录工作，初步确立大窑地区各窑址的基本面貌、生产核心、产品序列等窑业基本问题(图6)。  大窑村 同年对溪口地区其余窑址进行了补充调查。 ⑤.金村地区的调查与勘探 2013年9－2014年4月，对包括庆元上垟地区在内的金村窑址群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与记录，共确定窑址30多处。通过此次调查工作，不仅对该地区的古代窑业有了全新的认识，而且对整个龙泉窑地区的窑业生产有了新的认识(图7)。  金村 ⑥.石隆地区的调查与勘探 2014年4－8月，对石隆窑址群进行全面系统调查。石隆窑址群与大窑、金村窑址群同处一山岙中，大窑为中心，石隆与金村为一北一南两翼(图8)。  石隆 ⑦.龙泉东区的再调查 2013年2－2014年3月，对龙泉东区窑址重新进行调查登记，这是自紧水滩水库蓄水后的首次全面系统的调查工作，重新确定窑址的保存情况及现存窑址的数量等(图9)。  龙泉东区 三、近十年(2006-2015)龙泉窑考古主要收获 第一、进一步厘清了龙泉窑的时空特征 1、大窑地区 在龙泉窑的起源问题上，大窑垟底一带发现了绍兴十三年的地层，其产品除沿袭北宋的透明薄釉外，还有少量的乳浊釉产品，首次从窑址上证明龙泉的乳浊釉至少起源于南宋早期，并在南宋中期前段成为主流产，该地层中部分产品的器型及胎釉特征与南宋时期的越窑较为接近，证明南宋早期龙泉窑可能与越窑一样，也通过制样须索的方式承担宫廷用瓷的生产，并且可能是主要产地(图10)。其次发现了大量的生产黑胎青瓷的窑址，黑胎青瓷的分布区域，几乎覆盖大窑的全境，生产规模较大，有将近30处窑址，而其生产的中心当在大窑地区；大窑黑胎青瓷的产品面貌相当复杂，除厚釉类精细器物外，亦有薄胎薄釉、厚胎薄釉、厚胎厚釉等类型，胎色从灰到灰黑千差万别，釉色亦复杂多样；大窑黑胎青瓷生产时代上不限于传统上认识的南宋晚期，往上可推至南宋早期，往后可延至元代，黑胎青瓷在龙泉地区完全可能有自身的发生、发展、成熟与衰落的轨迹；以大窑为代表的龙泉黑胎青瓷，其基本特征为黑胎、紫口铁足、胎骨厚薄不一；青色釉，深浅不一，以粉青为上，开片纹，片纹亦大小不一，即所谓的冰裂纹、梅花片、鳝血、蟹爪纹等，与文献记载的哥窑特征相吻合，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宋代哥窑产品(图11、12)。  南宋早期乳浊釉  大窑薄胎厚釉黑胎青瓷  大窑薄胎薄釉黑胎青瓷 2、金村区 在分期上，将原先的五期细化成北宋四期、南宋三期、元明两期共约十期的发展序列，建立金村地区古代窑业更清晰的发展脉络。同时，揭示了金村地区有别于大窑地区的独特窑业面貌，以此为启示，将龙泉地区的古代窑业至少划分成三个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类型有自身完全不同的发展过程，同一时期不同类型面貌差别较大。这是自50年代以来对龙泉窑认识的再次突破，龙泉窑的面貌除划分成不同期别的时代上差异外，还存在着地域上的巨大差别(图13)。  金村刻划花青瓷 3、溪口地区 调查结果表明，溪口烧造黑胎青瓷的窑场仅在南宋时期存在，并且溪口一带也仅有三处窑址有遗物存在。这表明龙泉黑胎青瓷的烧造并不是大规模的存在，而是小范围的小规模的发生。也说明了黑胎青瓷的烧造技术在南宋时期是高端的制瓷技术，是其他窑场场主向往生产但不可能掌握的生产技术，没有普及生产的可能性，其性质与宫廷有关。这在随后进行的龙泉大窑各个遗址的调查中，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几乎绝大多数出土黑胎青瓷的窑址，都是南宋时期的(图14)。  溪口瓦窑垟窑址出土黑胎青瓷 4、石隆地区 该窑址群外界所知甚少，这是首次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与记录。窑址群共有近20处窑址，始于北宋晚期，主体时代为南宋中晚期至元代早期，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种类最丰富、产品质量最高，几乎每个地点均有这一时期的产品，许多窑址从山坡至很高的山腰均有废品分布。主要器型有各种类型的碗、盘、洗、罐、炉、瓶、钵等，质量极高。胎普遍白中略带点灰，部分器物呈浅灰或深灰色，颜色深者甚至接近于黑胎。釉色以粉青、灰青、青黄等色为主，釉层普遍较厚，玉质感强。装饰南宋以素面为主，凸起的莲瓣纹是装饰的主体纹饰，常见于敞口碗、直口盖碗、敛口钵等器物上，此外，部分器物也见有装饰凸起的弦纹、扉棱等。基本为匣钵单件装烧，M型匣钵为主，一匣一器，也有平底的匣钵。垫具均为瓷质，有圆饼形、圆饼中心略下凹形、T字形等，T字形垫饼底下通常再垫以小的泥饼以固定于匣钵底部。元代晚期至明代早期窑址数量极少，以碗与盘类器物为主，胎体厚重，但胎色普遍较早期更白。釉以梅子青色为主，也有豆青、青黄色等。流行刻划装饰，题材多为花饰。产品除白胎青瓷外，还有黑胎青瓷，胎色深浅不一，釉色变化极大，结合了大窑、小梅、溪口诸窑址的各种主要釉色。部分土黄胎的器物釉色与传世哥窑接近，此地很可能是传艺哥窑的重要生产地(图15)。  石隆黑胎青瓷 第二、厘清明代龙泉窑烧造宫廷用瓷的基本问题 枫洞岩窑址烧成年代主要为明代，出土物中包括了大量与故宫旧藏造型和纹饰相同或相似的具有“官器”特征的器物，确认了龙泉窑在明代早期向宫廷贡瓷的历史事实，并且因为出土了丰富的明代早期遗物和有明确纪年的堆积层，对龙泉窑明代早、中期的分期有了崭新的认识，纠正了明代龙泉窑衰落的错误观点，并基本解决了元、明龙泉窑青瓷的分期和技术发展等问题，比较完美的达到了发掘的学术目标。枫洞岩的发掘，对于进一步探索龙泉窑与宫廷用瓷的关系、对于晚期龙泉窑的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图16)。  枫洞岩窑址出土明代早期青瓷盘 第三、推动了龙泉黑胎青瓷的研究 龙泉黑胎青瓷发现于民国时期，陈万里先生先后在溪口与大窑地区确认了黑胎青瓷的存在，尤其是对溪口瓦窑垟窑址进行了较多的介绍。 1959年末－1960年初，朱伯谦等先生对龙泉窑的核心地区大窑、溪口、金村等地进行了调查及小规模的试掘。其中在大窑、溪口两地确认了五处烧造黑胎青瓷的窑址。以后又在溪口骷髅湾和李家山两窑址也发现了黑胎青瓷产品（6）。这样，龙泉烧造黑胎青瓷的窑址增加到了7处。同时由于陈万里先生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因大规模的盗掘而使大量标本流失在市场上，溪口瓦窑垟窑址几乎成了龙泉黑胎青瓷的代名词。而最近十年的考古资料表明，龙泉黑胎青瓷窑址的分布远远不止区区的这若干处。 此次我们在大窑、溪口、石隆、小梅镇、龙泉东区均发现了烧烧造此类产品的窑址，几乎遍布整个龙泉地区，其中小梅瓦窑路窑址是目前已知唯一一处纯烧黑胎青瓷的窑址。出土黑胎青瓷瓷胎很薄，有两种釉品，碎片纹玻璃质釉和粉青凝厚釉（不开片）。碎片纹玻璃质釉青瓷的釉质玻化，较透明，釉层开片密集可谓“百圾碎”，釉色较深，主要有灰青色、灰黄色等。器形主要有八角盏、八角盘、菱口盘、悬胆瓶、纸槌瓶、鬲式炉、鼓钉炉、碗、盏、把杯、洗、碟、觚、盒、唾盂、盖罐、鸟食罐、圆纽器盖等，器型小巧，制作工整。粉青凝厚釉青瓷主要出于窑炉底部，釉质凝厚不透明，色粉青，器形有的器型，以及粉青凝厚釉的几种器类，如莲瓣纹碗、莲瓣纹盘、八角盏、菱口盏、八角盘、洗、樽式炉、圆纽器盖等，器形与前者相同(图17)。  瓦窑路窑址出土八角盏 大窑地区的黑胎青瓷目前共发现了20多处，产品面貌极其复杂多样，与白胎青瓷一样，黑胎青瓷的烧造中心也应该是在大窑地区，而不是溪口地区。黑胎青瓷很可能在龙泉地区产生、发展与兴盛的。 龙泉的黑胎青瓷与明清文献记载的哥窑有密切的关系。 综合明清两代的主要文献来看，“哥窑”一词实由明代人提出，基本概念在嘉靖年间后期形成并被清代所沿用，其所指的对象为宋代龙泉所生产的黑胎产品，并与龙泉章氏兄弟中的章生一紧密联系。基本特征为黑胎、紫口铁足、胎骨厚薄不一；青色釉，深浅不一，以粉青为上，开片纹，片纹亦大小不一，即所谓的冰裂纹、梅花片、鳝血、蟹爪纹等。明清两代能清晰地区分宋代哥窑、元末新烧哥窑器、乌泥窑等类哥窑器及当世所仿哥窑器。 进入清末民国时期，关于哥窑产地与时代的认识与前朝无异，并且部分文献仍全盘沿袭前朝人对哥窑的描述，但部分文献已发生较大变化，出现了胎骨“红如凤唇”、釉色“以米黄、豆绿二色居多”的记载，并认为哥窑“以釉水纯粹无纹者为最贵”，“章氏兄弟窑，近世皆谓哥窑”。这表明，这一时期对哥窑的认识已相当模糊，可能将原来能清晰区别的宋代哥窑、元末新烧哥窑器、乌泥窑等类哥窑器及当世所仿哥窑器等各个时期器物均混为哥窑，而后来哥窑种种问题的产生均由此开始。 注释： （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 （2）李知宴：《浙江龙泉青瓷山头窑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1年第10期；紧水滩工作考古队浙江组：《山头窑与大白岸—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报告之一》，《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工作队：《浙江龙泉市安福龙泉窑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6期；上海博物馆考古部：《浙江龙泉安仁口古瓷窑址发掘报告》，《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浙江省龙泉青瓷上严儿村发掘报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8期，198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 （3）任世龙：《瓷窑遗址发掘中的地层学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第三辑，文物出版社，1993年；任世龙：《浙江古代瓷业的考古学观察——遗存形态•制品类型•文化结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任世龙：《瓷窑址考古中的“瓷窑”和“窑系”》，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五辑，杭州出版社，2002年；任世龙：《浙江瓷窑址考古实践与认识》，见《宿白先生八秩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 （4）任世龙：《龙泉窑的双线生产—再论龙泉青瓷的两大系列》。 （5）任世龙：《浙江瓷窑址的考古实践与认识》；任世龙：《龙泉窑的考古历程》。 （6）朱伯谦：《龙泉青瓷简史》，《龙泉青瓷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本文由作者提供，作者：郑建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青瓷》龙泉青瓷博物馆、龙泉青瓷研究会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17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