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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钟谭宗，笔名有静闻、静君、金粟等。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散文家和诗人。主要代表作有:《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新的驿程》《话说民间文化》《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钟敬文民俗学论集》《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兰窗诗论集》《芸香楼文艺论集》等学术著作和《荔枝小品》《西湖漫拾》《湖上散记》《钟敬文散文》《海滨的二月》《未来的春》等散文集和诗歌集，出版有五卷本的《钟敬文文集》。 钟敬文对于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的贡献，集中在民俗学、民间文艺学范畴:他是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一位杰出领导者和最高学术成就的集中代表者。他在中国民俗学发展的早期就积极参与其中，并和其他先行者一道促成了这门学科的确立。在许多同辈学者由于各种原因后来纷纷离开这个园地时，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在这一领域，为它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终其一生，他不仅通过不同时期撰写的大量学术论著，不断推动这门学科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臻完善，而且通过创立学术研究机构或团体、在大学里设置相关学科、培养专业人才、编辑出版专业刊物等多种途径，从多方而促进了这一学科的繁荣。 1903年3月20日，钟敬文出生在广东省海丰县公平镇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20年，他考入陆安师范学校。受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钟敬文开始在家乡进行民间文学的采集和研究工作，随后又向《歌谣》周刊投寄所搜集的作品及撰写的研究文章，从此走上了他坚持一生的学术道路。 1926年秋，钟敬文来到广州。经顾颉刚推荐，他到中山大学中文系担任傅斯年的助教并教预科的国文。在这里，他同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杨成志等人一道，成立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掀起了中国民俗学学术活动新的热潮。通过参与编辑《民间文艺》周刊(后改为《民俗》周刊)、创办风俗陈列室、举办民俗学传习班和组织出版民俗丛书，钟敬文全身心地投入到民俗学会的工作当中。与此同时，他撰写了研究歌谣、神话、传说、故事及其他风俗的大量论文和著作，其中《民间文艺丛话》和《歌谣论集》两书，同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赵景深的《童话论集》等，代表了当时这个领域的最高理论成就。 1928年夏，由于钟敬文经手付印的民俗学会丛书之一《吴歌乙集》，被校方认为中间有“猥亵”的语句，结果他被迫离职。稍后，他接受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刘大白的建议，到杭州任教。 在杭州期间，他先后出版了散文集《西湖漫拾》和《湖上散记》，引起了当时文坛更多的关注。郁达夫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1936年)所作《导言》中，称其散文“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但他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民俗学的学术工作中。1930年春，钟敬文与钱南扬、娄子匡、江绍原等人一道，发起成立了杭州中国民俗学会，为推动中国民俗学的进一步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学会编辑、出版的多种期刊和丛书，在继续注重中国民俗研究的同时，还自觉关注并介绍日本、德国等国际同行的学术成就，体现了不把民俗学局限于中国、而视之为世界比较性学问的眼光。 这一时期，他撰写和发表了《中国天鹅处女型故事》《中国的地方传说》《中国民间故事型式》等三十多篇论文。这些论文，至今被认为是我国民俗学史上的经典。 1934年春，钟敬文和夫人陈秋帆一起，前往日本深造。他进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研究院，师从人类学家、神话学家西村真次教授。通过潜心苦读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和原始社会史等方而的论著，他对欧洲和日本民间文学研究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有了更为广泛、深入的了解。 这一时期，他发表了重要论文《民间文艺学的建设》，首次提出了“民间文艺学”的概念，来概括研究民间文学的学问，并对它的性质、系统、任务及方法等进行了论述。该文的发表，标志着中国民间文艺学的研究，由片断的、部分的理论探索，迈向了整体的、系统的研究。 1936年夏天，钟敬文回到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钟敬文应友人之邀，在广州第四战区政治部第二组做了上校视察专员，帮助起草或修改对群众和对敌军的宣传文字。其间，他还和同事一道，历经两个多月时间，前往粤北战地考察军民抗敌情形并收集写作资料，完成了多篇有关抗战的报告文学。 1941年初，钟敬文应聘到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1947年夏，他和另外几位进步教授，被学校当局以有左倾思想为名非法解聘。随后，他来到香港，在由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办理的达德学院任教。在这里，他同文化界的共产党人和其他民主人士有了更多的交往和接触。 1949年5月，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钟敬文携妻子儿女，来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后，钟敬文被选为全国文联候补委员和文学工作者协会(即后来的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委员。随后，他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 在北师大中文系，钟敬文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创建了人民口头文学创作教研室(即后来的民间文学教研室)，并开始招收研究生，有计划地培养专业人才。 与此同时，经过他的积极倡议和精心筹备，1950年3月下旬，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正式成立，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亲自主持了成立大会，大会选举郭沫若任理事长，钟敬文和老舍担任副理事长，钟敬文被指定为该会的实际负责人。稍后，钟敬文主持创办了《民间文艺集刊》和《民间文学》月刊，并亲自担任主编工作。 1957年以后的二十来年间，随着反右扩大化及“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开展，钟敬文被错划成了右派。但在十分困难的境遇中，他仍然抓住机会，先后撰写了《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家》、《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初稿)等多篇有分量的论文。 “文革”结束后，钟敬文恢复了所有的职称及待遇。尽管这时己经七十多岁，但他却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到了恢复、建设和发展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事业的各种工作当中。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期，他积极参与主持了大量的工作，其中重要的有:主持了为期一年的高校民间文学教师进修班，并主编了《民间文学概论》，为高校文科恢复民间文学课程提供了基本教材；参与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筹备恢复工作，随后当选该会(1987年初改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草拟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并邀请顾颉刚、杨堃、容肇祖、杨成志、白寿彝和罗致平教授与自己共同签名，呈交有关机构领导后又公开发表，最终促成了中国民俗学会的成立(1983年5月)，钟敬文被大家一致推举为该会理事长；担任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总编委会副主任兼《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主编，对《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采录、分类和编选的指导思想、编纂体例等，进行精心设计，并陆续参加、主持了各个省卷本的审稿活动。 在北师大，他重建了民间文学教研室，并使该校民间文学学科成了国家教委最早确定的全国高校重点学科和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单位之一，为新时期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事业培养了一大批高端人才。 在进行各种事务性工作的同时，他还撰写和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这些文章所提出和论述的“民间文化”概念和“三层文化说”，已成为三十多年来中国民俗学领域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但他更多的文章，关注的还是学科整体建设问题，它们从多种角度，对民间文艺学及民俗学的性质、任务、历史和方法，以及其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等，进行了细致的阐释，建构了一个经过他长期思考而逐渐明确起来的学科体系。他于1999年发表的长篇论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尤其标志着个人学术思想的飞跃以及本土学术自信的增强，在国内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经过他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学科的理论体系、人才队伍和研究机构的建设，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钟敬文，则为这种局面的形成一直思考和工作到2002年1月10日，他的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 （本文原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