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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杨广（569-618年），是历史上有作为、有建树的最著名的皇帝之一，他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然而却成了历史上有名的亡国之君，人们通常拿他和一代明主唐太宗加以比较。他修建大运河，营建东都，开创科举制度，平定突厥，打通丝绸之路，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这些都留下了历史性的影响。 一：隋炀帝外交的四大成就 南伐林邑，震服南海诸国。林邑地处今越南中南部，本来是汉代的一个县，在北纬14度以南，在六朝期间逐渐蚕食了中国日南郡的全部领土。大业元年（605年）炀帝委任刘方为罐州道行军总管，以尚书右丞李纲为司马负责征讨林邑。之前刘方将军已经把交趾平了。大业元年（605年）正月，刘方率舟师主力至海口（林邑入海处）。林邑王梵志派兵据险抵抗，被隋军击溃逃散。刘方率大军一路向南追击，屡战屡胜，终于抵达林邑人的国都，林邑王梵志被迫弃城奔逃到海上。刘方命令明碑勒石，记录了这次征伐的功绩后班师还朝。隋军对林邑的征伐，不仅挫败雄壮的大象军阵的攻击，而且攻下了异国的首都，震服了南海诸国，从此南海诸国对隋朝朝贡不断。 分化突厥，赢得战略主动。隋炀帝即位之初，就加强了对西域的开拓。隋炀帝即位不久就“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番诸国”。（《隋书》卷83，《西域传》。）隋炀帝认为对西突厥这一强大势力，军事进攻不如政治分化。西突厥处罗可汗的母亲向氏本为汉人，原为西突厥泥利可汗裨妾，生了处罗，泥利死后再嫁泥利之弟婆实特勤，后与婆实一同入隋，留居长安。处罗一直十分思念其母亲。打听到这个消息后，隋炀帝决定利用向氏招降处罗。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派使者崔君肃前往处罗可汗的牙帐，直接让他跪接诏书，归顺隋朝。可是处罗不干，崔君肃以东突厥启民可汗归顺隋朝的故事晓以利害、软硬兼施，说向氏守在宫门口苦苦哀求，一定要让陛下派一个使者来招降可汗，说您必定会归顺大隋。可汗您居然如此傲慢，那您母亲就是在说谎了，这可是欺君大罪，陛下一定会把她处死，而且还会派出大军来剿灭您。处罗可汗是个大孝子，闻听此言，立即流着泪跪下接受了隋炀帝的诏书。这样一来，西突厥就算归顺了，再也不敢阻挠隋朝与西域各国的交往。隋炀帝兵不血刃达到了目的。 平定吐谷浑，打通丝绸之路。由于韦节、杜行满等人出使的成功，隋炀帝决定任命积极支持他通西域的吏部侍郎裴矩，由他主持对西域的经营。裴矩认为，“突厥、吐（谷）浑分领羌胡之国”，是隋朝通西域的最大障碍，“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隋书》卷67，《裴矩传》。）为打通、经营西域，608年，隋炀帝遣右翊卫大将军宇文述进攻占据青海路的吐谷浑。吐谷浑处在半游牧半定居阶段。其首都在青海湖西四十五里的伏俟城，控制着丝绸南路河西走廊主干线青海道，此路是当时连结亚、非、欧三大洲的世界最长的陆路交通干线。 吐谷浑人还占据着西秦故地。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运用“以胡制胡”的战略，派裴世矩游说铁勒诸部，使他们攻击吐谷浑，吐谷浑被突袭而大败。大业五年（609年），炀帝总领六军亲征吐谷浑，命银青光禄大夫刘权率军出伊吾道，与吐谷浑军相遇，吐谷浑人被痛击狼狈逃跑。隋军乘胜追击，取得完胜。大隋拓地数千里。吐谷浑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皆为隋有。炀帝在吐谷浑故地置西海（今青海湖西）、河源（今青海兴海东南）、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今新疆且末南）四郡，西海郡就设置在吐谷浑故都伏俟城。命刘权率军镇守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隋朝在吐谷浑故地置州、县、镇、戍，实行郡县制度管理，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上述四郡的设立，标志着隋朝从吐谷浑手中夺得了当时通往西域的通道，丝绸之路得以畅通。 搞定伊吾，控制西域门户。大业四年（608年）冬季，隋炀帝授右翊卫将军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命他在西域伊吾国内修建一座伊吾城，并派吏部侍郎裴世矩共同前往经略。薛世雄乃大隋名将，凡隋军破敌之处，秋毫无犯，深得隋炀帝喜爱。薛世雄与突厥的启民可汗约定联合进军伊吾国。薛世雄率军出玉门后，启民可汗因故失约没有到。薛世雄毅然决定孤军穿越茫茫沙漠直捣伊吾国。当时正值冬季，西北地区天气恶劣风沙狂漫。薛世雄进兵神速，势如天降。伊吾人根本没想到隋军能来，所以毫无防备。听说薛世雄率军已越过沙漠，兵临城下之时，伊吾人惊恐万分，不得不请求投降。隋朝在伊吾国设立了伊吾郡和柔远镇，薛世雄就在汉代旧伊吾城东筑了一座新城，命名为“新伊吾”。薛世雄兴建的“新伊吾城”成为隋朝控制东西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薛世雄命银青光禄大夫王威率领1000多名士兵戍守伊吾屯垦戍边，然后率军班师回朝。于是，依附突厥的高昌（吐鲁番）国王麴伯雅也到张掖朝见隋炀帝。这样，通往西域的南、中、北三道的门户，便全被隋朝所控制。为了管理西域事务，隋朝设置了西域校尉。从此，西域诸国商人纷纷前来张掖与隋朝贸易 二：隋炀帝外交的四大特点 隋炀帝的外交成就，使隋代外交体现出鲜明的特点。 一是经略周边，体现了隋朝外交积极进取的主动性。隋朝以前近300年，南北分裂，四分五裂，中华大地上的任何政权受此牵制，不可能大规模、有成效的拓展在域外的利益。实现国家统一后的隋朝，摆脱了前朝的种种牵制，得以集中国力拓展域外利益，使中断多年的丝绸之路恢复畅通。特别是隋炀帝刚一登基，就派出将领韦云起击败契丹。两年之后，又开始大规模地开发经营西域，打败了西突厥的处罗可汗，又击败了吐谷浑，将其领地建成四郡，派遣官员治理，这充分体现了隋朝外交的进取精神。 二是以夷制夷，体现了隋朝软实力的扩展性。与隋朝往来的国家，远远超过前朝，日本遣隋使数量大大增加，都是隋朝软实力扩展的表现。特别是隋朝名将韦云起，不费朝廷一兵一卒、一两银子，孤身一人前往突厥借兵2万并击溃契丹军队，取得俘获敌人4万的辉煌战果，更是隋朝软实力强大的典型展示。契丹进入隋朝时期后，在草原上多次征战，吞并几个部落后渐渐强大起来，开始蠢蠢欲动。契丹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冒险入侵隋朝，让他们的战马在大隋的土地上驰骋，杀戮大隋农民，强掠大隋女人，着实风光了一把，抢回了大量人口和财产，这就是契丹人侵扰营州事件。事后，契丹向大隋道歉。如果隋朝接受了他们的道歉而不再追究，那么契丹酋长就会觉得，中原人不怎么样，下一次可以再搞一次抢劫和掠夺。然而，契丹人低估了隋炀帝，隋炀帝诏令通事谒者韦云起监领突厥兵去讨伐契丹。突厥启民可汗派出的2万骑兵，听命于韦云起指挥，向契丹大营突然发起进攻，战果辉煌。隋炀帝之前就给韦云起下旨，要求强烈报复，让契丹人记住教训——制造营州事变，屠杀大隋子民是要遭到强烈报复的。“尽获其男女四万口，女子及畜产以半赐突厥，余将入朝，男子皆杀之。”（《旧唐书》卷25，《后晋卷》） 契丹人从此对隋朝服服帖帖，朝贡不断。隋朝用韦云起一人，用突厥人打败契丹人，靠的主要是隋朝强大的软实力。 三是兼收并蓄，体现了隋朝中外交流的多样性。隋朝的统治，虽然首尾只有38年，但由于隋炀帝比较重视发展与域外国家的往来，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却比较快。607年，隋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隋书》卷81，《流球传》）朱宽因而来到流求（今台湾岛）。同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使赤土（位于今马来半岛，或认为在今泰国宋卡、北大年一带，或认为在今马来西亚的吉打、吉兰丹或彭亨）。帝大悦，赐骏等帛各百匹、时服一袭，而遣赍物五千段，以赐赤土王“。（《隋书》卷82，《赤土传》。）裴矩的《西域图记》、常骏自赤土回国后著的《赤土国记》，还有人写成《真腊国事》（真腊即今天的柬埔寨），促进了当时人们对域外情况的了解。隋朝还曾采用一些域外国家的乐舞，以表现“四夷宾服”的盛况，从而促进了对域外艺术的吸收。对于海东诸国（指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佛教徒的入华求法活动，隋朝多方予以积极支持，从而促进了汉文化在海东诸国的传播。 四是亲力亲为，体现了隋炀帝元首外交的引领性。隋炀帝不仅为打通西域扫清了障碍，还决定亲自巡幸西域，重振声威。大业五年（609年）三月，隋炀帝率领后宫眷属、文武百官、和尚道士、百戏艺人，还有十几万护卫大军，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五月初九，隋炀帝一行来到了拔延山，也就是今天青海化隆的马场山。在这里隋炀帝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投入了十几万兵力，旌旗遍地，杀声震天。隋炀帝就是要制造声势，威慑吐谷浑残部。之后，隋炀帝亲自部署了围剿吐谷浑残部的战役，吐谷浑残余势力四处逃散，对隋朝已经没有了威胁。这样整个青海地区乃至新疆东部都成了隋朝的领土，隋炀帝在这一带设置了河源、西海、善仔善、且末四个郡，并下令大赦天下，把罪犯都变为戍卒，让他们到边疆来屯垦戍边，充实边防。 此后，隋炀帝的目标是把这块新征服的土地与河西走廊连接起来，打通丝绸之路。从青海北上河西走廊，只有羊肠小道穿越高耸入云的祁连山。但隋炀帝坚定了穿过祁连山的决心，选择走大斗拔谷，也就是今天青海民乐的扁都口。这条山谷南北长40公里，路况复杂，窄的地方仅能容一人通过。大部队只好在山里过夜，很多士兵只能露宿，因夜里温度骤降不少人被冻死，其中就有隋炀帝的姐姐乐平公主。到达张掖后，隋炀帝在搭好的观风行殿里，大宴高昌王曲伯雅等27个国家的国王和使节，为他们表演鱼龙百戏，展示中华绝技，让这些西域小国的国王、使节看得膛目结舌，啧啧称奇。同时，隋炀帝下令让当地官员和老百姓穿上华丽的服饰，到张掖来，一时间这个偏僻的边睡小城，人满为患，熙熙攘攘，展示了大隋的繁华富庶，令西域各国使节心悦诚服，一致表示要同隋朝通商友好。伊吾还表示要奉献西域数千里土地给隋朝。 三：隋炀帝外交的四大败笔 一是好大喜功，体现了注重面子的虚荣性。隋朝外交在中国开万国博览的先河，东都聚会万国博览，集古代中国主场外交、公共外交、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的大成。隋炀帝巡行西域结束后，启程回京，特意带来了西域各国的酋长、使节和大批的胡商。看够了长安的风情后，他又把这批人带到了东都洛阳过春节。隋炀帝把国内国外的艺人都召集到东都洛阳来，据史书记载有十余万之多。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十五元宵节，隋炀帝在洛阳城端门外搞了一个大型文艺演出，前后达一个月之久。表演场地周长5000步，光是演奏乐器的人就有1.8万人，丝竹动地、锣鼓喧天，方圆几十里都听得清清楚楚。文艺演出通宵达旦，一直持续到正月末，连演了十几场。正月十五闹元宵的习俗，也始于这一年。而且,隋炀帝还特地下令装点市容,要求店铺整齐划一，帷帐盛丽，珍宝充积，人穿华服；卖菜的地方要铺上昂贵的龙须草编的席子，街道两边的树上也要披绸挂缎装扮得五彩缤纷。隋炀帝还下令，在洛阳城的主要街道两旁搭建棚阁，就是现在的看台，组织官员、老百姓都去观看，而且要求“被服鲜丽”。整个洛阳到处张灯结彩，花团锦簇，把西域胡人看得目瞪口呆，对隋朝佩服得五体投地。就这样，隋炀帝在洛阳高规格接待西域酋长、使节和商人。虽然耗费了纳税人巨额钱财，老百姓的负担也因此大大加重，但隋炀帝觉得挺有面子，十分高兴。 二是横赐滥赏，体现了不计成本的铺张性。例如，西域已经平定，隋炀帝用金钱来引诱西域的商人来朝贸易， 命令西域商人所经过的地方郡县要殷勤招待，在他们走的时候，还要给予大量赏赐。外国商人经过，酒店老板要邀入进餐，吃饭喝酒不要钱，还要谎称：“我朝富裕，客人吃饭是向来不收钱的。”于是“胡客皆惊叹”。“有些蕃客知道虚伪，见缯帛缠树，说中国穷人很多，衣不蔽体，为什么不给他们，却来缠树，市人惭愧不能回答。”（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版第244页）。 三是轻启战端，显示了连年战争的狂热性。高句丽是隋朝东边最强盛的邻国，隋文帝的时候曾侵犯过隋朝疆界。隋炀帝即位，命令高句丽王前来朝见，高句丽王没有答应，于是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便以此为由，出兵高句丽。他先命人督工在东莱海口造战舰三百艘，又大肆征发民夫,路上几十万人填溢道路，昼夜运输战具粮食。而那些造船的工匠，昼夜站立于水中，腰以下的身体都生满蛆虫，一时间死者无数，天下骚动。于是邹平王薄、清河窦建德等人起义，百姓苦于徭役，纷纷响应，朝廷派人镇压，却“群盗蜂起，不可胜数”，一直没有镇压下去。但隋炀帝对于这么几个“盗贼”并不放在心上，他亲自指挥大军，号称200万，出征高句丽。史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资治通鉴》卷181）但因为长途征战，士兵士气很低。在进军路上有的将很重的粮食都扔掉了，等到后来缺少粮食时无法再坚持作战，只好退兵。半路上又遇到了高句丽军队的伏击，结果大败而归，最后仅剩二三千人返回，第一次征伐失败。一次失败，隋炀帝并不死心，又在大业九年（613年）再次御驾亲征高句丽，这次刚到达前线，后方就出现了杨素儿子杨玄感的反叛，洛阳被重兵围攻。杨广听到消息，赶忙退兵救援洛阳。军资、器械都丢弃在了前线上。第二次出征又虎头蛇尾地收场了。隋炀帝当然不甘心，平定了杨玄感的叛乱之后，又于大业十年（614年）二月，下诏征发天下兵马百道俱进，第三次伐高句丽。但此时民变不断，人心离散，一路上士卒相继逃亡，军队越走越少。而所调征的军队也有很多失期不至。有些半路逃亡，有些路中为义军所阻，就地和当地人一起造反了。虽然这次在平壤附近，隋朝的水军打败了高句丽军队，高丽因几次大战，国内困弊不堪，遣使请降，隋炀帝就趁此台阶罢兵。三征高句丽，最终还是无果而终，而此时隋朝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四是重外轻内，显示了不计民生的荒谬性。外交本来是内政的延伸，外交为内政服务是治国理政的题中应有之义。隋炀帝开了古代“宁赠友邦，不予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先河”，对外恭敬有加，对同胞却冷漠无情。本来，国外发展与国内稳定必须统一起来，拓展国外利益与国内稳定发展相比，国内稳定发展是主要的；国外朋友说好和国内老百姓说好相比，老百姓说好是主要的。如果颠倒了外交与内政的关系，为了拓展外交利益而损害了国内的稳定发展，特别是损害了老百姓的民生福祉，那就是自掘坟墓。隋朝在炀帝前期发展到极盛。《资治通鉴》说：“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资治通鉴•隋纪》。）隋王朝的富强可谓前无古人，不少史家认为其富裕程度较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隋朝已灭亡了20年的时候，隋炀帝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可是隋炀帝恰恰由于好大喜功、自以为是、过于高调、重外轻内、不计民生、透支国力而翻船，以国破身亡而收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