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笔者在翻阅《江西文物》杂志第一卷第二期（1941年3月）时见到胡先骕信函一封，颇具价值，照录如下：
    敬启者：
    奉读贵社惠赐《江西文物》创刊，集材丰富，议论高卓，为吾省文化经济界树一特帜，无任钦佩。又见下期要目预告，对于陈宝箴及陈三立合并立传，窃览未安，散原先生一生学问，综贯百家，著述宏富，志行高洁，大节凛然，似宜别立专传，以崇硕儒。昔班书以刘子政附楚元王传，《史通》讥焉。盖以其固自卓立，非独传不足以示推崇也。蠡见如斯，仍希鉴裁，并请撰安。
    胡先骕敬启
    创刊于1941年1月的《江西文物》是一份专门研究江西文化、经济，并注重地方文献的杂志，其第一期“下期要目预告”中“江西近代乡贤列传”列有文廷式、刘廷琛、李有棻、陈宝箴等，并计划将陈三立传附骥于陈宝箴传之尾。胡先骕见后乃致函传记作者周维新，认为陈三立之地位足于单独立传，应该调整，以免成为后世的笑柄。周维新听从了建议，将陈氏父子传记分开。早在1918年9月，胡先骕就结识了乡前辈陈三立，并多有来往，他对陈氏钦仰有加，称其“生平交尽国内贤豪，奖掖后进，惟力是视”，又清节自励，不为金钱所惑，不向强权献媚；他钟爱陈诗，曾将之与郑孝胥比较，“郑诗如长江上游，水湍石激，郁怒盘折，而水清见底，少渊渟之态，陈诗则如长江下游，波澜壮阔，鱼龙曼衍，茫无涯涘”，称扬陈诗成就高于郑氏。陈三立亦褒奖胡诗“摆落浮俗，往往能骋才思于古人清深之境”“意理气格俱胜”。
    此后，胡先骕还因为陈三立立传一事与方志学家吴宗慈有过讨论。1929年，吴宗慈编纂《庐山志》，数次向隐居匡庐的陈三立请益，得到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并请陈氏作有《庐山志序》。1942年底，国民政府欲旌表陈三立，陈隆恪乃请吴宗慈作传，遂有《散原老人传略》问世，但因写作周期短，手头资料枯窘，难免有些遗漏或评价失当。1943年2月20日，胡先骕致信称赞吴宗慈“高文健笔”，却请勿以此文定稿，认为须增补一些史实，如张之洞闻陈三立盛名为其倾倒而亲临光顾一节可见出陈氏之声望，不该遗漏。他也辩驳了对陈氏的评价：
    尊文所云韬晦不出，恐非先生初志。南浔路督办在先生经历中，实至微末之事，殊不必特书也。先生鼎革后即剪发，虽疾视袁项城与诸军阀，而绝不以遗老自居。尊文云其“甘隐沦为遗民以终老，只自尽其为子为臣为之本分”，又违先生之志矣……卢沟桥变作，骕亲谒先生于北平寓庐，先生对于我国抗战具莫大信心。盖先生平生负豪气，其忠于国家之忱，至死不衰，有如此者。尊文似未能尽描绘之能事焉。
    胡先骕指出，视陈三立为“遗民”不妥，陈是紧跟时代的，曾及时剪发，关注抗战等；陈氏与泰戈尔同为两国泰斗，须恰当评骘其诗文。胡先骕也不赞同文章对陈寅恪的品评，“寅恪淹贯东西古今学术，为吾国今代通儒第一人，虽王静安、章太炎不能比拟，故英人礼聘主讲其牛津国学，盖不仅‘能谨饬廉隅以世其家声’而已。”2月25日，吴宗慈复函，肯定胡先骕提及的事实的确重要，值得补益，但在“遗民”说上与胡氏意见不一，他点明陈氏确有排斥民国之言行，何况其“爱国出于衷诚，亦何间于其为遗民乎”。3月2日，胡先骕再次去函，认为陈三立“对于民初南北政局之紊乱窳败固尝疾首，即对于国民政府要人亦多不满”，但基本支持民国政权，“最好不用‘遗民’字样。”3月6日，吴宗慈复函，自认使用“遗民”一词时实将陈三立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并举，故“虽古今情事不同，此名词似亦不违其志者。”显然，在他看来，陈三立乃文化遗民而非政治遗民。陈隆恪后来对此次讨论有过表态：“步曾获得者推阐之意，甚感，然多传闻失实……兹将尊稿另缮附呈，其中略增减数字，仍乞裁酌。将来倘于通志撰传，其事实可据此传略，庶免淆惑”，证明他对吴文是认可的。
    胡先骕出生于江西新建的一个文化世家，家族人才频出，其曾祖名胡家玉，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探花，他官运亨通，先后任刑部主事，鸿胪寺少卿，太常寺卿，兵部、刑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等，因直言敢谏，宦海大起大落。胡先骕字步曾，即因其父希望他能赓承曾祖之功德、事业。《江西文物》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5月）刊登了胡家玉致勒少仲的一封信函，抄录如下：
    少仲仁兄姻大人阁下：
    叔才世兄来京，接到手书，极承锦注，心感莫可言喻。弟自客冬以来，迭干吏议，前后共四次，并有一事两议一案轻重并列者，尚有一议未定，有大力者在内，或不至过刻，官场如梦，弟之梦已觉矣。觉来虽不甚好，细思古人更有甚于此者，此心倒觉安耳。所得处分，问心亦甚无愧，天下当共谅之，未完之款，乃系早经恩豁者，毋论数千里外不能兼顾，且实系瘠区，又当变乱之时，以此文致人罪，其谓之何？！致书一节，乃友朋常套，因此获咎，则朋友之伦可废矣。此中情事，非面陈不能丛悉，只好付之遭逢不偶耳！自揣年将望七，精力虽未遽衰，而时局如此，势难久处此间，且居大不易，现拟秋间归里，而道途修阻，眷口浩繁，不审届期能摒挡就道否？耽耽者刻意搜求，株连同里，叔才具道其详，所虑南归后，彼有不能相容之势，上行下效，种种维难，至好如阁下，其何以教之？流寓他乡，终非长策，家乡到底亲友多，到底有数椽茅屋，数亩水田，弟梦寐不能安枕者只为此也！六小儿客腊随仙屏亲家南旋，秋冬当完姻，亦需人料理矣。
    知念缕陈，复请勋安不具，弟家玉顿首。
    二月初八。勒少仲，即勒方锜，江西南昌人，曾任江苏按察使，广西布政使，贵州巡抚，河东河道总督。名词人，著有《太素斋集》。该函原藏于藏书家蔡敬襄的蔚挺图书馆，编者以为能提升赣人志气，铭记本地先贤，特此刊出。
    细味此信，胡家玉略显消沉，极力自我辩解，并滋生返归田园之念，之所以心境如斯，是因为他刚受到朝廷责罚。关于此中原委，周维新《胡家玉传》有载，同治十二年，胡家玉“疏请裁江西省地丁加征银两，先是九年家玉奏江西钱粮新章，于定例每两征银一两随征耗银一钱外，加征银四钱，以江西额征银一百八十余万两，每两加四钱计之，每年实浮收七十余万两，有违永不加赋成宪。请敕江西巡抚饬属停止，至是应诏陈言，复申前请，诏曰：各省地丁钱粮，均有定额，如该左都御史所奏，是该省州县正额之外，违例加征，民间受害，何可胜言！亟应速为禁止，著刘坤一饬所属州县恪遵定例，不准丝毫浮收，如查有私立捐款公费名目，额外加征，即著严行参办。坤一复奏，请仍加征丁漕，分成提解司道两库，以抵捐摊之款，分给道府州县，以抵漕规节筹礼月费各陋规，诏如所议办理。家玉反复较论，引据部章，沥陈其弊，得旨交部妥议。寻议照旧收钱，每两著加二百文。诏许之。坤一又奏江西漕丁改章，家玉曾致书信干预。又其本籍有未完钱粮，命交部议处，部议家玉书信虽为公事起见，究属不合，坐降二级留任。观坤一奏陈家玉及弟侄田亩历年应完钱粮，当有未经被灾办缓仍未完纳者。给事中边宝泉疏言：家玉累次未完漕粮，刘坤一岂漫无觉察？何以事历多年，概置不问，家玉既有干预原籍诸事之信，何以不立时奏闻？殆家玉奏陈江西加征违例，互相抵牾，藉端报复，系属挟私攻讦。”江西巡抚刘坤一欲违例增收赋税，遭到胡家玉反对，他以为江西曾是太平军与清军主战场之一，经济困殆，此举无异是雪上加霜，三次上书议弹，增税一议遂止，但刘氏反戈一击，状告胡家拖欠田税，最终刘氏革职留任，胡氏降五级调用。当时，湘人冠盖赫奕，炙手可热，胡家玉与刘坤一亦属旧交，但他不讲情面，勇于为乡人仗义执言的义举颇受时人敬仰。胡先骕后来读到此信，慨叹万千，感赋一诗：“周生示我一封书，读罢能禁泪满裾。可悟功名真一梦，漫将恩怨溯当初。仁人德泽流桑梓，故老讴歌遍里闾。久负平生饥溺志，摩挲遗翰益增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