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帕尔玛宫闱秘史》时的徐迟和妻女留影
    关于恩师徐迟先生的翻译生涯，我曾写过两篇文章：一是《坎坷译路——徐迟的文学翻译生涯》（原载《中国作家》1998年第1期）；二是《“解放是荣耀的”——徐迟“二战”题材译作略述》（原载《中华读书报》“文化周刊”2015年9月30日）。近20年来，我不断地在寻找和搜集恩师散佚的集外文字，包括他早期出版的译著和刊发在报刊上的一些零散的短篇诗文译作，以期辑补、完善并最终出版一套相对完整的《徐迟译文集》，作为《徐迟文集》的“姊妹篇”。
    从一篇未刊的译文集序说起
    徐迟先生晚年，在编选《徐迟文集》的同时，也曾考虑过译文集的事情。约在1995年的一天，他和我又谈到译文集的事，当天就兴之所至，随手写了一篇《“徐迟翻译诗文选”序》，并开列了一页书目（篇目），供我以后编选译文集时做参考。这几页手稿当时被我夹进了一册珍贵的初版书《华尔腾》（即《瓦尔登湖》的译本初版）之中，一晃20多年过去了，竟成了一篇珍贵的“未刊稿”。全文如下：
    在《徐迟文选》的编辑工作上得徐鲁之助，大功即将告成之际，我这一生的翻译诗文，该怎么办的问题，就浮上来了。
    我国（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基本上是一个“排外”的国家，对外国的东西是妄加菲薄，往往不屑一顾的。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更是十分地瞧不起的。独小轿车是例外，那是物质文明，则是比较喜欢的。开放改革以来，对西方资金的引入亦逐渐地允许了，对关贸协定之类的让不让参加，本来就不想加入，你还卡我，那就谢天谢地地卡好了。本来关贸协定一批准参加，于我确是大大不利的，大势所趋是没有办法，硬挺，也挺不住的，多拖一两天不也很好嘛！所以外国的出版物是进不来的，从外国来的邮件一定要扣留若干天才能放行。好了，就不说这个了。要说的是我的译文选。
    我想了一下，可以选出六册的内容来。荷马的《依利阿德》“拔萃”（选译）和惠特曼的《芦笛集及其他》可选入第一册，再加上一个《蓝胡子的城堡》，是译诗部分。另外，第一册的散文部分：赛珍珠的《二妇人》及托尔斯泰的三篇拙译的广泛流传的散文，罗斯金的《论作品即其人》，法兰克的《一枕之安》等，是散文的译文。找起它们来还是相当费事的，凑齐了还有点意思，如泰戈尔的《艺术之意义》不知是算译诗还是译文，放进去是否合适。我想也是合适的。我选译的都是名篇、逸品了，就是收集它们不大容易。
    第二册的梭罗《瓦尔登湖》就很简单，已出了八版，（用）第八版照排就是。第三第四册的《托尔斯泰传》上、下两册，在北京出版社出版，已逾十多年了，最近宋蜀碧又从头到尾检查了一次，作了一番加工。
    第五册想把爱伦堡和斯坦因放在一起，一个写的是巴黎的陷落，一个写的是巴黎的解放，其中一部分是袁水拍译的。我和水拍有过深厚的友谊，但晚年却曾横眉冷对过他，这是他做了一件蠢事之后，我们也做了一些不太聪明的事儿，大大地伤了他的心，也伤害了我们自己的心。爱伦堡的这本书还是很值得一读的。收入我的译文集也可以安慰我们两人的，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心灵不安。祝他的在天之灵（我有一天也要在的）平安！
    第六册是司汤达的《帕尔玛修道院》，这可得好好地说明一下。这本书是司汤达两大名著之一，它是与《红与黑》并美的代表作。后者因电影之助而在全世界流传，前者却没拍出电影来而受到相当的冷落，并不公平。我并不想做一个翻译者，但爱上了这本书，我愿意翻译它。那是在五十年前的事，在1947年的夏天，我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一口气把这本35万字的作品翻了出来。一翻完也不再读它一遍就把译稿交给书店，很快就出书了。我又慌慌张张地回到南浔中学去教书。我是利用了暑假来译出这部书的。但我自己知道我是非常喜欢这部书的。我是一口气地把它译出来的。我觉得“文以气为主”，译文也一样应以气为主。因为这一回是做到了这一点，我非常之满意，它是天衣无缝的一件产品。但是一些评论家却不管这一点，有人抓我的和它的小辫子，打了我一巴掌，有人对它不高兴。我很高兴。书里有一个排印页码的大错误，没有人注意。郭沫若要看这本书，来信问我要，我把我的唯一的一本送给了他。他居然看得下去，还很高兴。这本书是茅盾先生主张我翻的。关于这本书的翻译，也得到李健吾的关心呢。有些情况，在《江南小镇》中我都写了，不再多说。
    （新中国）开国以后，1979年（上海）译文社又出了这本书，是郝运先生译的，译得比我的好，因是从法文译的。卷首有《译本序》，一万余言，结尾说“读《巴马修道院》的也不是什么‘少数幸福人’，而是世界各国广泛的读者”。我给了他一个眉批：“好运先生没有幽默感。”他确实很认真，他认真地做了这件事。我与他不同之处就在我狂热地做了这件事，同样的事。他是好的，我也同样是好的。
    这篇文稿的行文略显随意，但是其中的信息量很大，有对自己译文的评述，甚至不乏得色；也有对译界同行的点评和赞美。当然也为计划中的“徐迟译文集”的编选搭起了一个基本的框架。
    当时，他早期翻译出版的一本题为《明天》的雪莱诗选集，一直以为是不存于世了。还有其他一些短篇译文，因为考虑到寻找搜求上的难度，他也放弃了。所以，他想象中的译文选集只有6卷。现在，我把《明天》等早期译著，总算找到了一些，6卷篇幅显然是不够了。如果大部分译文能够搜集完备，则未来的《徐迟译文集》将至少有8卷，约200万字。详细书目，我做了如下调整：
    第1卷：《瓦尔登湖》（美国）亨利·梭罗著；第2卷：《帕尔玛宫闱秘史》（巴马修道院）（法国）司汤达著；第3卷：《托尔斯泰传》（上册），第4卷：《托尔斯泰传》（下册）（英国）艾尔默·莫德著；第5卷：《巴黎的陷落》（苏联）爱伦堡著；第6卷：《解放是荣耀的》（美国）斯坦因等著；第7卷：《译诗选集》（古希腊）荷马等著；第8卷：《译文选集》（俄罗斯）托尔斯泰等著。
    四部完整的长篇译著
    徐迟先生一生翻译的长篇作品共有六部，即《永别了战争》《第七个十字架》《瓦尔登湖》《帕尔玛宫闱秘史》《托尔斯泰传》和《巴黎的陷落》。1936年翻译的、在上海一家名为“启明书店”出版的海明威长篇小说《永别了战争》目前没有找到（也许早已不存于世）；1943年翻译的德国女作家安娜·赛格斯的长篇小说《第七个十字架》，只在当年重庆出版的刊物《文艺新辑》上发表了几个章节，题为《两逃犯》，最终并未能出版单行本。这是一本反法西斯题材的文学名著，1944年曾由美国导演弗雷德·金尼曼拍摄成了电影； 1999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七个十字架》的新译本（李士勋译）。除了这两部译作暂付阙如，其他四部都是完整的，有的还出过修订本，成为公认的“名著名译”，如《瓦尔登湖》。这四部长篇构成了徐迟译文集前五卷（其中《托尔斯泰传》篇幅巨大，分为两卷）。
    《瓦尔登湖》被誉为美国文学史上一部“独一无二”的散文杰作，也是美国自然文学的一部代表性作品。徐迟的译本原名《华尔腾》，1949年3月由赵家璧主持的晨光出版公司（上海）初版，系“晨光世界文学丛书”之一。这套丛书以美国文学为主，包括冯亦代译的《现代美国文艺思潮》、高寒（楚图南）译的惠特曼《草叶集》、袁水拍译的《现代美国诗歌》、焦菊隐译的爱伦·坡《海上历险记》和《爱伦·坡故事集》、毕树棠译的马克·吐温《密西西比河上》、简企之译的《朗费罗诗选》、洪深译的萨洛扬戏剧《人生一世》等。徐迟在《江南小镇》里详细地描述了他译这本书的情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晨光出版公司第一次把美国作家和思想家梭罗的这本散文名著推到了中国读者面前。当时正值全国人民欢庆解放，举国上下热气腾腾之际，因此注意这本译著的人很少。到了50年代，香港和台湾很快就出现了盗印本。他们把书名改为《湖滨散记》，把译者改为“吴明实”（即“无名氏”谐音），一版再版，一直到八九十年代，香港、台湾地区还有出版社在出版这本“盗印本”。1982年，徐迟先生花了很大功夫，对这本译著重新校译后，补写了一篇“译后记”，交给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新版，书名正式定为《瓦尔登湖》。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读书界对于梭罗和瓦尔登湖的了解，大都通过这个版本。1993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坊间称为“网格本”），将《瓦尔登湖》纳入其中，分精装和平装两种形式出版。徐迟对这一版的译文又做了少许修订，还重新写了一篇较为详备的“译本序”。至此，一部优秀的外国散文名著译本，总算有了它最好的归宿。有人评价说，徐迟先生所有译著里，以《瓦尔登湖》译得最为美妙。《瓦尔登湖》的译文之美，归功于我们的抒情诗人的传神的手笔，其也源于译者对于梭罗深切的理解与热爱。对于《瓦尔登湖》的读者，徐迟是这样期待的：“你能把你的心安静下来吗？如果你的心并没有安静下来，我说，你也许最好是先把你的心安静下来，然后你再打开这本书……”至今，《瓦尔登湖》的徐译本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已成为一本畅销书和常销书，仅我所见到的不同封面的版本就有十数种之多。
    《帕尔玛宫闱秘史》（通译《巴马修道院》）是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在183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名著，是他继《阿尔芒斯》和《红与黑》之后的第三部代表性作品。司汤达在给巴尔扎克的那封4万多字的著名长信上说：“《修道院》的许多篇幅，都是根据最初口授的本子付印的。”原来，每天清晨，他看一看昨天写的那一章的最后一页，便就有了当天的一章。他或是自己写，或是口授，让一个名叫波纳维的人记录，平均每天要写满25页稿纸。1947年夏天，正在家乡小镇上从事“教育实验”的徐迟，利用暑假时间，住在上海的姐姐家里，“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一口气把这本35万字的作品翻了出来”。详细情景他在前面那篇未刊序言里说到了一些，原来是茅盾推荐给他翻译此书的，郭沫若也索读过他的这个译本。司汤达写这部作品仅仅用了52天时间，也真是巧合，徐迟翻译这部作品，差不多也用了50天左右。1948年5月，上海图书杂志联合发行所出于销路的考虑，把这本世界名著冠以“帕尔玛宫闱秘史”这样一个显然有点媚俗的书名。徐迟的这个译本问世以来，也有不少“粉丝”。如今已是著名编辑家和出版人的汪稼明，曾撰文回忆说，20世纪70年代里，他读到了《帕尔玛宫闱秘史》（当时它还属于“禁书”），曾在上面写了这样一段笔记：“读完此书，我好像看到一出历史剧。这是真实的、动人的，而且复杂的。我有点后悔一起始因觉这书不好而没做详细笔记，而现在这本书就要去了（指即将被人借走），许多人在等待着读它……这划时代的作品，我很愿意再拜读一遍这本书……”（《中华读书报》1994年9月28日《书梦重温·早年的读书笔记》）汪先生还清晰地记得，“这本书是三四十年代译本，译者是徐迟。……书挺厚，纸张粗糙，封面上有一个灰红色方框，框内是书名……”其时他才19岁。
    《托尔斯泰传》是英国的托尔斯泰作品翻译和研究专家阿尔麦·莫德写的一部传记名著，直译《托尔斯泰的一生》。1943年，重庆的“国讯书店”请茅盾主编一套“国讯丛书”。茅盾便向徐迟等人约稿。戈宝权向徐迟推荐了这部传记巨著。戈宝权还将自己珍藏的一本“牛津古典丛书”版英文本借给了徐迟。徐迟按托尔斯泰青年、中年和晚年三个时期分成三部译出。1944年1月，《托尔斯泰传（第一部：青年时期）》出版；同年6月，第二部（结婚时期）出版；1945年7月，第三部（晚年时期）出版。徐迟在“译者后记”中写道：“我们的灵魂饥渴，我们的嘴唇皮也干燥，我们的眼睛、四肢、心脏、脉搏都很衰弱，是的，现在我一定要鼓起力量来，借这个译后记告诉读者，一本书应该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复活！”1947年3月，国讯书店迁到上海，又将三部合为一厚册再版了一次。1949年新中国诞生初期，徐迟在《人民中国》当英文版编辑时，当时的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诗人何其芳、作家刘白羽等，都曾希望徐迟修订旧译，最好能译出全本的《托尔斯泰的一生》。1957年，徐迟担任《诗刊》副主编，工作很忙，便找了他的一位亲戚，已经出版过几种译书的宋蜀碧女士，请她补译了未译的部分，并校订了徐迟的旧译。全部译稿交给一家出版社，可惜的是放了三年之久，最后被退了回来。十年浩劫期间，这部近80万言的全译本（约有2000页稿纸），被藏在一只旧碗柜里幸运地保存了下来。1984年10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署名徐迟、宋蜀碧合译的这个全译本，平装分为上下两册，精装合为一大册，像一块砖头一样厚实。徐迟为全译本写了篇新的序言，叙述了《托尔斯泰传》从初译到新版全译本所经历的四十几年漫长历程。他说：“这个英国人……掌握了这么大量的材料。这在我们国内是没有看到过的。这些材料的整理也可以供我们参考。传记中选用了这么多材料，读者自己就能够得出一些观念来。莫德有一种开明的风度，他摆材料很多，很丰富，而讲道理较少，缘其不强加于人，因此可供参考的价值也就多一些。”书中还收录了戈宝权的一篇《谈莫德和他的〈托尔斯泰传〉》。2014年1月，三联书店又把徐迟的译本分成三册，纳入“三联经典文库”，出版了布面精装本。这是这部译著的最新一个版本。
    《巴黎的陷落》是苏联作家伊里亚·爱伦堡写的二战题材的长篇小说名著。1946年在重庆时，徐迟和他的朋友、诗人袁水拍一起合作翻译了这部长篇。当时两人把这本书一分为二，徐迟译前半部分，袁水拍译后半部分。译好后，碰面一对，接头处徐迟译的前半句和袁水拍译的后半句竟然不需修改，正好接上了。他们的译本先以《巴黎！巴黎！》为书名，于1947年3月在重庆的国讯书店出了初版；后以《巴黎的陷落》为书名，于同年在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了新一版；1951年12月又在上海文光书店出了第二版，1953年4月出了第三版。戈宝权以《爱伦堡及其〈巴黎的陷落〉》为题，为本书写了代序。序后附录了爱伦堡在1942年、1943年致戈宝权的两封信。第一封信上有这样的句子：“我请你代向中国的作家们，转致我热烈的、兄弟的敬礼。我愿望他们，同样地我也愿望被俘的巴黎、我们的红军以及各民族和一切善意的人们：胜利。”他在第二封信中询问道：“《巴黎的陷落》的中译本，何时可出版？”
    《解放是荣耀的》等报告文学译作
    《徐迟译文集》第6卷，收录徐迟不同时期翻译的数篇中短篇报告文学（特写）作品。
    《解放是荣耀的》是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坦因写的一篇报道巴黎解放的纪实性质的散文。对这类文体，过去一般称之为“特写”，现在通称为“报告文学”。这篇散文不长，是徐迟一人翻译的，1945年6月在重庆的新群出版社出了第一版，不久又在新知、读书和生活组成的上海联合书店再版了一次。袁水拍为这个译本写了序言。徐迟评价斯坦因的这篇特写说：我们“从人的受难，游击队的活动，法兰西的解放中，看出了一个更宽阔，更光明的世界。”斯坦因是这样迫不及待地，一开头就宣布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今天12点半，在无线电收音机里有一个声音说：注意！注意！注意！于是一个法兰西人的声音像爆炸了一样地，兴奋紧张地说，巴黎解放了！荣耀啊！巴黎自由了！”可以想见，徐迟译这些文字时是何等兴奋。1992年，刘白羽为重庆出版社主编的52卷本《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第21卷（美国卷3）里，选用了徐迟翻译的这篇译作。
    关于二战题材的报告文学，徐迟还翻译了《在掩蔽壕里》《这是你的战争》（美国，恩尼·帕艾尔），《我轰炸东京》（美国，劳荪队长）等数篇。《我轰炸东京》记述的是1942年4月18日，日本东京第一次被轰炸的全过程。参加那次轰炸的美军飞行员中，有一位名叫铁特·W.劳荪的飞行队长，事后撰写了一本《在东京上空三十秒》。当时美国的这个飞行大队从一艘名为“黄蜂号”的航空母舰上起飞，低空飞行到日本上空，躲过了日本防空部的监视，时间只有30秒。30秒里，几十架飞机却在一瞬间投掷下了无数的炸弹。东京还没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时，这个大队已迅速飞达中国海岸线上空，向事先预定的中国军用机场飞去。但这时候夜幕已经降下来了，原定的中国军用机场没有发出信号照亮机场跑道，一点灯光都没有，几十架飞机无法降落。当时只有一个机场亮了灯光，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驻守的一个机场。有两架重型轰炸机幸运地在那里安全降落，机上人员全部安然无恙。而其他无处降落的轰炸机上的飞行员，有的迫降，有的被迫跳伞，伤亡惨重。劳荪队长也因此失去了一条腿。这本书是劳荪队长轰炸东京的远征飞行的亲身经历自述。徐迟当时在墨西哥驻重庆大使馆新闻处做译员，有机会结识了一些美国空军人员。一位美军上尉给了徐迟一份这篇自述的连载。徐迟觉得这是一部真实的、且以现代语言写成的富有惊险色彩的报告文学作品，当即决定翻译它。因为原文中夹着许多美国俚语，徐迟又请他的同乡、后来在巴黎担任驻法大使馆秘书的钱能欣帮忙，一起译出了此书。1943年12月，重庆的时代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徐迟、钱能欣合译的这本书，译名为《我轰炸东京》，系“时代生活丛书”第5种，徐迟写了一篇《译者序》，说明了这本报告文学样式的作品的写作和翻译过程。1945年11月，时代生活出版社迁到上海后，又再版了一次。在翻译这本书之前，徐迟刚刚翻译出版了一本《依利阿德试译》，所以他在《我轰炸东京》的序言中说：“若有人问我，译了古特洛亚战场的史诗之后，再来译这个近代的战争作品，有无感想，我要说，我爱这些近代战争的史诗，绝不亚于古代的神话的歌唱。这是一个奇迹，奇迹中充满了英勇和热情，中国读者对此一定感到分外兴奋。”
    在这一卷里，还可以编入徐迟1951年3月在上海的海燕出版社出版的一部中篇译作、苏联作家波列伏依的纪实小说《老英雄回家》（另有译本译为“归来”）。1953年6月，新文艺出版社又根据海燕社的纸型重版了这本书。
    译诗选集和译文选集
    《徐迟译文集》第7卷、第8卷，将分别编选他的译诗选集和短篇译文选集。
    先说译诗。他的文学翻译生涯，几乎和他的创作生涯同时开始。1932年5月，他的小说处女作《开演以前》发表在燕京大学出版的《燕大月刊》上。一年之后，他翻译的美国诗人维祺·林德赛的一首长诗《圣达飞之旅程》，发表于上海《现代》（施蛰存主编）第4卷第2期（1933年12月出版），同期还刊登了他评介林德赛诗歌创作的论文《诗人维祺·林德赛》。他当时还不到20岁。他的译诗集，就从这首《圣达飞之旅程》开始选起。主要包括四辑：
    辑一是以惠特曼为代表的多位美国诗人的诗作。除了林德赛，还有惠特曼的《芦笛之歌》《草叶集》选译，罗拔·波尔《“今天，我长久地看着地图……”》，路易·麦克尼斯《空袭》（广播诗剧节选）等。
    辑二是他在青年和老年两个时期分别翻译的荷马史诗《依利阿德》（通译《伊利亚特》）的许多片段。荷马史诗是世界古典文学宝库中的名著和巨著之一，长达24卷，约16000行，堪称史诗之最。1942年，28岁的徐迟在重庆乡间完成了一个翻译上的“创举”：首次用汉语诗体形式选译了《伊利亚特》。他一共译出了15个片段，约700行，采用了所谓“无韵素体诗”的格律形式，题名为《依利阿德试译》。1943年7月由重庆的美学出版社初版，系该社出版的“海滨小集”丛书之一。徐迟在15个片段之后，还写了两万多字的《“依利阿德”释》，阐述了一些关于史诗的看法。这本书虽然很小，却是我国第一本用诗体翻译的荷马史诗的译本。1947年6月，上海的群益出版社又以《依利阿德选译》的书名再版了一次。
    1992年夏天，78岁的徐迟访问希腊时，把他珍藏的一册“群益版”译本，赠送给了雅典的国家图书馆。也是因为这次出访，仿佛是雅典娜女神的神秘的召引，他在耄耋之年，有了重新采用希腊传统诗歌形式中的“六步体长短短格”的格律，从头再译《依利阿德》的打算。回国后不久，他就开笔重译这部史诗了。遗憾的是，这个浩大的翻译工程最终没能完成，而只译出了第一部分的六个章节，约3800行，另写了篇一万多字的“译序”。所以，辑二的译诗包括已出版的“《依利阿德》选译”和未刊的“《依利阿德》新译”两部分。
    辑三是雪莱诗选译。1942年，徐迟的一个朋友盛舜在桂林办了一个“雅典书屋”，约徐迟译诗。徐迟选译了雪莱17首抒情诗， 雅典书屋于1943年2月以《明天》为书名出版了这些译诗，书末还附录了译者写的一篇《雪莱欣赏》。这本书在徐迟生前一直没能找到。幸运的是不久前我总算从北京买到了一个复印本。雪莱的诗友拜伦的诗，徐迟也翻译过《哥林茨大战（节选）》《荪那契里勃的毁灭》两首，可以和雪莱的诗编在同一辑中。
    辑四是里尔克、聂鲁达、澳大利亚的布朗、苏联的瓦西里耶夫等多位诗人诗作的零星翻译。最后一首译诗，是徐迟以“余犀”的化名翻译的一首美国诗人Tashuna Raven的《印第安美人朝露歌》，刊登在1995年第10期《长江文艺》上。
    值得一提的是，著名诗人邹荻帆在1985年编选过一部《迷娘歌·诗人译诗选集》（花城出版社出版），其中就选了徐迟译的5首诗，包括荷马史诗片段和惠特曼的诗。
    再说短篇译文。他的译文选集也可分编为四辑。
    辑一是短篇小说。徐迟译的第一篇小说是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两妇人》。1933年秋天，正在燕京大学借读的徐迟，从《亚细亚》（Asia）杂志上读到了赛珍珠的这篇小说，兴致勃勃地译了出来，寄给了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国闻周报”。当时这个副刊主编是沈从文。沈从文分两期发表了徐迟的译文。只是不知为何，沈从文为徐迟的译文署了个奇怪的笔名：龙八。这个笔名，徐迟后来还用过两次，便没再使用。当年年底，徐迟把已出版的“国闻周报”上的译文寄给了在镇江的赛珍珠，还附了一封信。1934年元旦刚过，徐迟就收到了赛珍珠的亲笔回信，给徐迟留下了十分美好的记忆。徐迟译的其他小说还有《一枕之安》（美国，弗兰克）、《宇宙小姑娘》《战争》（美国，威廉·萨洛扬）、《两逃犯》（即《第七个十字架》节选，德国，安娜·赛格尔斯）、《我的幻觉已经消失》（洪都拉斯，胡里奥·艾斯科托）等。
    辑二是两个剧本。1944年1月由重庆的时代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小涅丽》（陀思妥耶夫斯基）；1993年翻译的、刊登于《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的歌剧剧本《蓝胡子的城堡》（匈牙利，巴拉斯·贝拉）。后者是徐迟晚年的一篇难得的译作。译者还为这个剧本写了一篇《译者小序》。
    辑三是散文。以托尔斯泰的三篇散文为主，即《为什么人要把自己弄得昏迷不醒》《〈克劳艾采奏鸣曲〉后记》《过良好生活的第一步》。重庆的美学出版社以《托尔斯泰散文集》为书名，于1944年7月出了第1版。出版社在书名后面还标注了“第一册”。不久又出版了《托尔斯泰散文集》第二册（冯亦代译）。1988年，徐迟译的这本散文小书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列入“散文译丛”再版了一次，书名改为《托尔斯泰散文三篇》。书里增加了戈宝权的一篇短序《关于这本书》。1992年4月，这本小书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了第三版，又改名为《酒色与生命》。徐迟曾说：“这样一本劝人戒烟、戒色、戒馋的怪书，想不到到了近年，它又有点用处了。”戈宝权在《关于这本书》中，讲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本书的译者徐迟同志是热爱托尔斯泰的作品的，记得在抗日战争期间，他译过一本《托尔斯泰散文集》。这本书可能早被人遗忘了，但想不到1980年12月，我在重庆访问革命烈士陵园、白公馆和渣滓洞时，竟然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的一个橱宙里看见了这本用土纸印的书。原来革命烈士车耀先1946年3月在成都被捕后，同罗世文烈士一同被解押到重庆，然后又关进贵州的息烽监狱。车耀先表示他读书不多，想借这个机会多读一些书，最好能让他管理图书。当时，监狱中堆存有几千本书，其中不少是难友被捕入狱时被没收的进步图书。他就将这些进步书籍加以修补，改头换面，混在一般图书中编号出借，还利用管理图书的机会进行秘密联络活动。为了蒙混特务的眼目，他在不少书上用毛笔写了‘文优纸劣，特请珍惜’。在现存陈列出来的《托尔斯泰散文集》的封面上，就有他题写的这八个字。因此这本书能在监狱中流传开去。1946年7月，车耀先和罗世文两烈士又被提到重庆的白公馆，被就地秘密杀害。车耀先烈士虽然牺牲了，但他保管的这本书却被留存下来，成了他在监狱中进行合法斗争的一个见证。我在当年12月底经长江三峡到了武汉时，徐迟同志到江汉关旁的轮船码头来接我，我第一件告诉他的事，就是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里的这个意外的发现。今年（1983年）5月，我参加中国文联赴川参观访问团再到重庆，在重访烈士陵墓时，又再次看见了这本书，我想应该把这件值得写出来的事告诉读者们。”一册小小的翻译散文，竟能成为革命先烈在监狱里进行斗争的一个见证，大概是译者徐迟始未料及的。
    辑四是几篇文论。包括《生命对我有什么意义》（杰克·伦敦）、《论现代诗人》（英国，埃笛斯·西脱惠尔）、《毕加索论画艺术》《艺术之意义》（泰戈尔）、《论作品即作者》（约翰·罗斯金）、《评苏联的诗歌》（法捷耶夫）。最后一篇文论《奥古斯特·罗丹——大理石的肉体,青铜的热情》（法国，吉叶斯·耐霭特），也是徐迟晚年的一篇译作，刊登于《美术之友》1998年第1期。
    徐迟先生主要是以创作名世，老的说法是，翻译之名为创作之名所掩了。我们在研究徐迟的创作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对他的翻译艺术的研究。他的创作所受的影响，与他所接触的外国文学是分不开的。而他的译作，也显示了他对某一类作家或作品的情有独钟。
    （作者单位：湖北省文化厅文促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