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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对中共中央出台这个决定的原因作报告进行了专门解释 对于中共中央为何要作出这样一个决定，1942年7月14日，任弼时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时专门就此作了解释。 任弼时说，之所以把党性锻炼当作单独的问题提出来，首先，是“我们的党今天是处在与民族敌人进行残酷斗争的环境，是处在同日本战争的环境”，“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已拥有50万军队，在几千万人口的区域内建立了政权，在中国政治生活当中起很重要的决定作用。正因为如此，“民族敌人——日本法西斯，国民党里面的反共顽固分子，汉奸和其他反动势力，他们在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还要想出更多的办法来分裂瓦解我们的党”。因此，“党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更加需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更加需要巩固我们自己，防止敌人利用各种机会和间隙来破坏我们党的团结”。 其次，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迅速壮大，由原来的四五万人发展到80万人，其中75万是新加入的，成分相当复杂。许多新党员没有经过严格的组织程序就加入进来，入党之后又没有及时接受党内教育。同时，党是处在比较分散的、长期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而且又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里。对此，任弼时认为，“这样的斗争环境和这样的社会存在的思想意识自然会反映到我们党内来，使我们党内容易产生不正确的思想”，所以今天更加需要通过增强党性、克服不好的倾向来团结内部。 再次，“从我们党的历史上说，我们党内还存有一些弱点，需要我们党更加注意这些弱点”。任弼时这里所说的“弱点”，首先讲到的便是张国焘“一直走到公开的反党，公开的成立中央与我们中央对立起来，分裂党的组织。这是很严重的反党的行动，后来公开叛党”。其次是“在抗日战争当中，某些党部的同志对中央采取不尊重的态度，也可以说是采取对立的态度，没有根据中央的政策、方针进行日常的工作。有的时候在有些重大的、带有全国性的问题上，不先经过中央的同意和批准，就做了”。这里所指的显然是抗战初期王明及其领导的长江局。此外，“也有个别党部，或者个别干部，对于带有全国性的政治问题随便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依据自己的估计决定党的政策”。比如皖南事变以后，有人公开地说：马日事变又来了，我们要自己建立中央政府，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这样政治上带全国性的问题，随便发言，对党是没有益处的。这表现出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还不能一致。” 任弼时的上述解释，实际上已将中共中央出台这个决定的原因解释得十分清楚了。在后来的整风运动中，《决定》成为干部整风学习的必读文件之一。 （作者为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