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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 编者按 创立于1916年7月的中国地质博物馆，是中国最早的公立自然科学博物馆，也是亚洲馆藏最丰富的地学类博物馆。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国地质博物馆建馆100周年。作为从中国地质博物馆里走出来的百岁老人，胡承志亲历和见证了中国地质事业和自然科学博物馆事业发展。正是在这里，他通过自己一步步的刻苦钻研和不懈求索，完成了从普通学徒到知名学者的嬗变。历经百年风雨，包括胡承志在内的一批批杰出学人，恪守中国地质博物馆建馆宗旨、不断精进学术，在地球科学研究、地学知识传播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为发展我国地质事业、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作出了重要贡献。 学人小传 胡承志，1917年生于山东。1936年，独立制作了一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石膏模型。1939年，模型在丹麦哥本哈根世界人类学大会上展示，受到科学家的广泛赞誉并被多国博物馆收藏。1949年以后开始向古生物学研究转型。1957年，在贵州发现一种脊椎骨骼化石，经鉴定，这是一种比陆生的恐龙更为古老的水生爬行动物，在中国乃至亚洲属首次发现。杨钟健以发现者胡承志和发现地贵州命名为“胡氏贵州龙”。此后，大量的海生爬行类化石在西南地区陆续被发现，构成了一个年代长且门类齐全的海生脊椎动物群——贵州龙动物群。 1965年，胡承志根据他人采集的两颗猿人牙齿化石，查阅大量中外文献，缜密对比，鉴定并命名为“元谋人”。1973年，在《地质学报》发表《云南元谋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论文。胡承志的标本鉴定与研究为中国大地上很早就有人类活动提供了佐证。“元谋人”被编入中国历史教科书。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元谋人遗址为第二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4年至1968年，地质部门先后4次发掘，采出化石30吨。经过胡承志等人4年细致的化石清理和修补复原，修整出一具长约15米，高近8米的恐龙骨架。胡承志将它定名为“巨型山东龙”，是世界上已知鸭嘴龙类中最高大的，也是最高大的鸟臀类恐龙。以“世界最高大的恐龙化石”为题的巨型山东龙研究项目获1978年科学大会自然科学奖。2001年胡承志作为第一著者的《巨型山东龙》一书出版。 学徒 1936年，一位年轻人制作的一批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模型，漂洋过海，以其精湛的技术赢得了西方古人类学家的称赞。抗战期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丢失，模型成为绝版。如今，80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位年轻人已百岁高龄，因为他的健在，我国近现代地质学界的那些往事，沿承清晰有序。老人成为连接过去与当今的一根丝，人们接触他，就能感知一个时代微细绵长的脉搏。 他就是胡承志先生。从制作模型的学徒到成就斐然的古生物学家，胡承志漫长的科学生涯可谓起伏跌宕，历经抗日战争以前的平稳发展，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区的仓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地质机构的调整重组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蓬勃发展。他是中国地质事业和自然科学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我国第一个近代科学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旧址在北京市西城区兵马司胡同9号（现15号）。20世纪30年代行走于此的人，胡承志是唯一健在的一位。 胡先生生于1917年，13岁时父亲去世，因家贫而辍学。1931年3月，经邻居介绍，14岁的他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实验室，给加拿大学者、解剖科主任步达生（Davidson Black）当杂工。那时，地质调查所和协和医学院合作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主要开掘周口店猿人化石，做新生代地质、古人类和史前考古研究。 胡承志到协和医学院之时，正值裴文中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后不久。“北京人”的出现为达尔文从猿到人理论提供了直接证据，确立了直立人阶段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因此，新生代研究室乃至地质调查所的工作正处于兴盛阶段。胡承志很快被调到这个室，即现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地点在协和医学院娄公楼。 最初，胡承志只是一个书童，为学者们去兵马司9号的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借书。步达生不会讲汉语，胡承志苦学英语，数月后即可会话。观察到胡承志手脑兼敏，灵巧聪慧，步达生挑选他学习修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胡承志由此成为一名小学徒。 1934年，步达生去世，德国学者魏敦瑞（Frnaz Weidenreich）从美国来北平，接替步达生主持研究，聘请蒋汉澄到新生代研究室制作石膏模型，胡承志跟随学习。据胡承志回忆，“每天工作恒在十五、六个小时左右”。由此，他与一批地质名家、与“北京人”化石结下不解之缘。 距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骨化石七年之后的1936年，贾兰坡在11天里陆续发现三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据黄汲清先生回忆，那时“‘新生代’研究热潮乃达于顶点。自此以后猿人头骨续有发现，并发见猿人石器和与猿人同时的各种哺乳动物群。由是‘周口店’三字和‘北京人’一名词乃传遍世界各学术杂志和报纸”。 1936年，19岁的胡承志独立制作了一批“北京人”头骨模型，其中兼有裴、贾二人所发现的化石。他在模型的内壁刻上自己的姓名和完成日期。模型仿照原来色泽，除重量不同外，与原标本几无二致。如今，这批模型贮存于南京地质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中国地质博物馆。 胡承志的这批模型同样被西方博物馆珍藏。他在自传中写道：“一九三九年魏敦瑞携带我所制成的北京人模型至丹麦哥本哈根开世界人类学会。所有到会的各研究家、学者们都说，从未见过做的这么好的模型。”该模型“博得世界各国博物院及各人类学家的珍视并被誉为极优良作品”。 国外的一些博物馆，如巴黎人类学博物馆保存的胡承志制作的“北京人”头盖骨模型，极可能是1939年魏敦瑞带往欧洲的。这位获得极高赞誉的制作者，当年只有22岁。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保护公产，兵马司9号换上了“北平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牌子，插上了美国国旗。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裴文中等人上午在西城兵马司9号上班；下午到东城协和医学院上班，两头支应。 1941年，时局紧张，美国组织撤离华北侨民。同年4月8日，魏敦瑞在回美之前，为他的助手胡承志出具了一纸证明—— “此信的持有者胡承志先生自1933年11月就业于新生代研究室，从实习技师到技师。 后几年，胡先生是我个人的技术助理。他制作了周口店北京人的所有模型，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他优秀的技术，也反映了他聪明的理解力和对所处理问题的重视。” 70多年过后，我们看到这件魏敦瑞亲笔签名的函件，仍能清楚地感受到这位外国专家对胡承志的赞赏和面临战争的无奈。 据胡承志回忆，魏敦瑞临行前交代他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标本留存沦陷区不安全。待他和时任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商定以后，“北京人”标本将运出沦陷区。 魏敦瑞嘱咐胡承志，“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要装箱待运。1941年10月初，胡承志精心把化石装进两个木箱，并送到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胡承志把装箱单交给了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裴文中，而经他装箱的“北京人”化石从此以后竟踪迹全无，成为科学界的一桩悬案。胡承志是最后一位见过那些珍贵化石的中国人。 1942年初，协和医学院及兵马司9号等房产均被日本人占据。胡承志回忆：“我们全体在占领七个星期后失业。” 1946年，人们从协和医院的库房里清理出“北京人”遗址和其他地点出土的标本石膏模型及范模。1996年，刘东生院士在纪念地质调查所80周年时写到这件事，他说，化石虽然丢失了，“但幸运的是，每一件标本，我们都有十分准确的模型保存下来，使后人得以一瞻‘北京人’的风采，并且可以进行比较研究。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这和原标本是一样的。是谁作了这些模型工作呢？它的作者就是胡承志先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