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人物介绍 何兹全，历史学家，1911年生，山东菏泽人。北大史学系毕业，曾师从傅斯年、陈寅恪。1939年在中央大学历史系研究魏晋南北朝史，1944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50年后执教于北师大。代表作有《中国古代社会》等。 何兹全史语所的光辉岁月 史语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简称，1928年由傅斯年先生创办，中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之一，至今还在学界发挥着重要影响，中华书局最近出版的50巨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就是史语所学术成绩的见证。胡适、钱穆、陶希圣、劳榦、岑仲勉、王叔岷……一系列耀眼的名字构筑出这一学术机构的辉煌成就。如今，早期史语所的学术大师们大都已经故去，而作为硕果仅存的健在者，98岁的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一谈起当年的史语所岁月，往事仿佛历历在目…… 李庄记忆艰苦而又愉快 何兹全第一次和史语所发生关系，是在1935年。那年他刚从北大毕业，傅斯年邀请他加入史语所，这是当年很多历史系学生求之不得的机会，何兹全却放弃了，他选择了去日本留学。虽然因为健康原因，他在日本只待了不到一年，但回国之后何兹全仍然没有去史语所，而是去了当时颇有影响的《教育短波》杂志———这是一次错误的选择，何兹全的事业在杂志社的内耗中受到很大影响。等到1944年他终于下定决心进入史语所的时候，当年的同班同学早已做到了副研究员，何兹全却只好从助理研究员开始。用傅斯年的话说，就是“毕业的时候叫你你不来，现在来要先吃点亏”。 何兹全加入时，正值抗战末期，史语所已经搬到偏僻的李庄———这也是史语所的一个传奇时代。当时李庄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大船都停在江里，由小船划到江心去接。条件的艰苦可想而知。 史语所说是在李庄，实际上是在李庄山上一个叫“板栗坳”的地方，要沿河走十多里路，然后上山。山的最高处有一颗大皂角树，行人都到树下歇脚。然后经过一段弯曲的山路，就到了史语所所在的板栗坳。当地有一个姓张的大地主，在山上有一大片房子，史语所就租用了，把前院作为办公室。史语所同事都住在一起，何兹全和劳榦、董同龢、芮逸夫、岑仲勉等住在柴门口的长方形四合院。傅斯年住在桂花院，董作宾住在牌坊头。 当时劳榦因为家里人口多，分了一间比较大的房子，大家晚上便常聚到他家去聊天。战争、历史、国家大事、个人小事，无所不谈。没有广播和报纸，大家的消息都是从山下来送菜的人那里得到。老一辈的岑仲勉听力不好，他很少跟大家打招呼，大家也很少跟他打招呼。 “那时生活很苦，但现在想来大家在李庄都非常愉快。这里很安静，也没有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大家每天早晨天一亮就起来读书，晚上没法看书，就聚到一起聊天。”何兹全说，那时山上没有电灯，山村里点灯草的桐油灯，一点呼呼冒黑烟，在灯下看书写字，鼻孔里都是黑灰。所以大家天一黑就很少用功了，尽量利用白天的时间看书写东西。 《六同别录》另类的研究成果 李庄的岁月，因为物质匮乏，生活异常艰苦。在何兹全到达前两年，由于医药不足，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的两个女儿因病夭折。大家吃政府发的配给米，里面掺着砂子石头，压在船舱底运输都发臭了。有的同事家里人多就饿肚子，有的人就卖书换粮食吃。 “我每月的薪水基本可以维持每个月的开支，但是很苦。”何兹全说，“像劳榦有他父亲，还有一个姑姑跟着他，家里小孩又多，负担就非常重。”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史语所的学术研究。史语所的书很多，足够大家做研究。史语所同仁出了很多学术成果。傅斯年平时基本不管大家，只要到时候每个人能完成任务就行。何兹全自己就发表了《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和钱币问题》、《魏晋的中军》、《魏晋南朝的兵役》三篇论文。分别发表在史语所《集刊》第14、16、17册上。由于在偏僻乡村，印刷条件受限，《史语所集刊》后来暂停了。大家于是用手刻石印的方法，自己印了两本《六同别录》，收录论文。六同是南北朝时候在李庄设立的郡名。后来《史语所集刊》恢复，《六同别录》的文章又编辑到集刊中。 尽管何兹全只是名义上担任助理研究员，工资和副研究员其实差不多。但在李庄待长了，他开始不平衡了，对于“助理研究员”耿耿于怀，又不好对傅斯年讲。终于在1947年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研究院留学，主修欧洲古代和中世纪史，以与中国史比较。1949年之后，何兹全有留在美国、去台湾和回国三条路。当时傅斯年甚至把他的书和衣被都带到台湾去了，但何兹全还是选择了在1950年回国。当时正赶上抗美援朝战争，他把自己积攒的19两黄金全数捐给国家，同一年，恩师傅斯年在台北病逝。 何兹全回国后进入了北师大历史系，没想到副教授一当就是30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转正”。1995年傅斯年百年诞辰的时候，何兹全应邀到台湾参加纪念活动，跪在老师的墓碑之前痛哭不已。 问学大师陶希圣影响最大 何兹全的老师中有很多是大师级人物，如胡适、钱穆、傅斯年等等。然而，对何兹全影响最深的，却是《食货》的创始人陶希圣。 当时北大史学系教授的学术思想，大体可分为三个流派。一个是以钱穆、孟森、蒙文通为代表，以乾嘉学派为主导；一个是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乾嘉学派加西方新史学派；还有就是以陶希圣为代表的乾嘉学派加辩证唯物论。何兹全选修了陶希圣开设的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两门课，在陶希圣创办中国社会史专刊《食货》半月刊上，更是先后发表了《北宋的差役与雇役》、《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等七篇论文。因为与陶希圣和《食货》的密切关系，解放后留在大陆的何兹全被翦伯赞斥为“《食货》余孽”。 抗战时期，陶希圣随着汪精卫出走，何兹全却留在了重庆。他当时给陶希圣写信说：“有重庆国民党几百万大军在，对日本人可以谈和，离开重庆，便只有投降没有和平。”陶希圣离开重庆，就已经后悔，接到何兹全的信后很受感动，并给他寄来了1000元，解了他燃眉之急。1940年元月，“喝了一口毒酒”的陶希圣迷途知返，和高宗武一起逃脱了汪精卫的控制，从上海到香港，并公布了汪精卫卖国的证据，这就是震惊一时的“高陶事件”。等陶希圣再回重庆时，他的“亲兵”就只有何兹全一人了。 对于这位深刻影响自己史学观点的老师，何兹全认为，“所谓大师级的史学家，应该是对中国史学提出了有创始性、突破性思想而又站得住的人物。在这个标准下，我认为陶希圣和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陈寅恪、傅斯年、钱穆、顾颉刚等一样，都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大师级人物。” - 记者手记 北师大的住所里，坐在轮椅上的何兹全先生精神矍铄，在一个多小时的交谈里，98岁高龄的他居然没有任何疲态。除了听力不佳，何先生的思维很清晰，讲起陈年往事仿佛历历在目。对于傅斯年和陶希圣，他尤其感怀。 何先生认为，自己在北大求学的四年，是一生中最为幸福的时光，而他的史学研究成果，也大都是在早年所奠定的基础。后来他受早年政治信仰的影响，导致副教授一做就是30年。当然，何兹全先生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政治。早年在武汉时期，他就曾在陶希圣主持的《政论》上发表多篇文章，探讨问题和主义，希望中国能有更好的发展。 对于自己在1950年回国后所遭遇的挫折，何先生很少谈及。但是他在《爱国一书生》中，对于1950年从美国回国之前的一段记叙很耐人寻味：“我回国以后不久，思想意识里已模糊地有了要好好改造的认识，因此我在随后的思想改造中，还是比较主动的。”1951年北师大历史系准备批判陶希圣，并让何兹全参加，他赶紧炮制了一篇《陶希圣反动史学思想批判》。对于何兹全的这种“乖巧”，时至今日我们难以评判。但是，让学生被迫违心批判老师，同时也否定自己的史学思想，这种情境显然过于残酷。（采写/摄影 张弘） 本文的写作除了对何兹全先生的采访之外，还参考了何兹全《爱国一书生》中的部分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