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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庄一个清初三代帝王背后的女人

http://www.newdu.com 2017-12-28 辽沈晚报 佚名 参加讨论

    她是蒙古显赫的科尔沁部贝勒寨桑的二女儿,13岁就成了34岁的皇太极的新娘。
    她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笼络各方势力,在皇太极驾崩后让自己唯一的儿子福临登上了皇位。
    她痛失爱子后,辅佐幼孙康熙继承大业、开创盛世、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这便是孝庄,一个清初三代帝王背后的女人。
    说起孝庄的事迹,无论野史、正史都有了很多的记载和传说,被历史的尘埃遮盖,她许多传奇性的故事也显得扑朔迷离起来,比如她是否与多尔衮相恋于青梅竹马,她是否曾经乳名叫“玉儿”,她是否在尊为太后时下嫁了多尔衮等等……
    不管如何,后人们根据史料记载,剥开历史的迷雾,还是能清楚地看到她的伟大、隐忍、果敢和大义。
    清初服饰的设计师——苏麻喇姑
    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后,制定一系列新制度。清代官服的定制,始于后金天命初年,当时等级差别不明显,只是贝勒穿一种带披肩领的朝服,以区别于大臣及其他官员。
    天命六年努尔哈赤颁布补服制度,以辨别等级。所谓补服,就是在衣服的前胸后背各缝上一块“补子”,是用金线和彩丝绣上不同的飞禽或走兽,作为官员品级的徽饰。
    皇太极除继承前朝的服制外,由于实行帝制,权力集中,等级制度严格,而且扩大范围,直至后宫、王府家眷等,都有品级。所以更强化服制的等级差别。不同等级、不同身份的人,用不同的服饰。服饰的材料、颜色、样式、图案等,全要体现出等级和身份。
    而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在着手厘清清朝上下冠服诸制,庄妃向皇太极推荐了自己的贴身侍女苏麻喇。苏麻喇擅长女红,除了熟悉蒙古族服饰,又饶有兴趣地对比研究汉族和满族的服饰。根据朝廷的要求,她领会服制内涵,在继承传经式样的基础上,吸收满、蒙、汉等北方各族服饰之长,精制、创新,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后世认可。史书记载:崇德初年,厘定上下冠服诸制,而其“衣冠饰样”,皆苏麻喇姑“手制”。
    据史书记载,满族先世女真人的袍,左衽、无领或盘领、窄袖,袍幅略短,仅及小腿部位。清朝国初制定官服的长袍、马蹄袖,女真时代没有,很可能采自蒙古族服装。苏麻喇最熟悉本民族服饰,她能得心应手地在保持满族服饰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取长补短,锦上添花。
    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工作。崇德元年厘定的清朝皇室和上下各级官员的冠服,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二三百年没有大的改动。皇太极一再强调,服制是立国之经,为了不忘骑射,要按规定服朝衣,并告诫后世子孙遵守,不要变弃祖宗之制。表明他对苏麻喇等人制定的冠服感到满意,才这样肯定。
    庄妃“奇梦”之后诞下福临
    皇太极称帝前,生有五位皇子:长子豪格,公元1609年生,封肃亲王,其母是继妃海西女真乌拉部的乌拉纳喇氏。次子洛格,公元1611年生,11岁死。三子格博会,公元1611年生,7岁死。四子叶布舒,公元1627年生,封铺国公,其母是庶妃颜札氏。五子硕塞,公元1629年生,封承泽裕亲王,其母是侧妃海西女真叶赫部叶赫纳喇氏。称帝时册封的五宫后妃都未生子,而且,从公元1628年到公元1637年中间,九年无皇子出世,仅有八位皇女降生。不仅皇帝、后妃,乃至整个宫廷都期盼着天赐麟儿。
    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七月八日,东宫大福晋海兰珠生下一子,皇八子的诞生,让年已45岁的皇太极兴奋不已。这一年,他连得三位皇子,唯独皇八子是有名号的皇妃所生。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正月二十八日,皇八子患天花夭折。
    永福宫庄妃其时正身怀六甲,而且妊娠已11个月,超过预产期。她先有三女,当然渴望能生皇子。皇八子的夭亡,无形中增加了对她的压力。果真能生皇子既可以抚慰皇帝内心的创痛,又能弥补由于皇八子之死带来的姑侄三人都无子的缺憾。
    在皇八子去世的第三天,即正月三十日晚上八时左右,皇九子福临也就是后来的顺治帝,呱呱坠地。
    小福临的一声啼哭,划破了笼罩在盛京皇宫上空的乌云,人们奔走相告,脸上展现出宽慰的笑容。皇太极应当欣赏自己的圣明:用“永福”命名次西宫。庄妃真是一颗福星,这颗福星重新照亮了他的心,让整个皇宫感受到“福”的来临。所以,为皇九子取名“福临”。
    传说福临诞生的前夕,庄妃梦见一位神人抱一男孩交给她,说:“这是统一天下之主。 ”庄妃接过孩子放在膝上,那人便不见了。如此种种,无非是制造舆论,让天下人承认:皇九子不是凡人,是真龙天子。
    捕风捉影的“太后下嫁”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十一月,多尔衮擅改“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这也是孝庄太后下嫁传说出现的源头。摄政王而又冠以皇父,中国古代历朝无此先例,一时“民间议论纷起”。人们由皇“父”联想到皇“母”,皇“父”是摄政王,皇“母”是孝庄太后,猜测想必是摄政王与孝庄太后成婚了。
    前辈学者孟森先生,在《太后下嫁考实》一文中传述了这种情况,他说:“清世虽不敢言朝廷所讳言之事,然谓清世祖之太后下嫁摄政王,则无南北,无老幼,无男女,凡爱述故老传说者,无不能言之。求其明文则无有也。 ”
    孟森先生认为,皇父之称,犹如古代“尚父”、“仲父”,都是皇帝对臣下的尊称,并不能指为太后下嫁的确据。如周文王称吕望(姜子牙)为尚父,意为可尊尚的父辈。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乃事之如父之意。总之,“尚父”、“仲父”之称,并非真的成了父亲,都是国君对劳苦功高重臣的尊称。多尔衮之称“皇父”,当属此例。
    “太后下嫁说”最早出自从事抗清斗争的张煌言写的太后下嫁诗。原文为:
    上寿觞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躬逢太后婚。
    逐句分析这首诗,可以发现许多地方与史实不符。据史书载,清朝于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修建慈宁宫。孝庄太后是这年才搬进去的,时年已经42岁。如果在慈宁宫大办婚事,必须在顺治十年后。但多尔衮已于顺治七年十二月病死,皇太后下嫁谁呢?
    “春官昨进新仪注”,是说礼部进呈结婚的礼仪程序,后来演绎成这个草拟太后下嫁仪注的礼部尚书便是钱谦益。而至今未见当时礼部有什么太后下嫁的新仪注。钱谦益曾做过南明弘光小朝廷的礼部尚书。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时,钱谦益降清,翌年五月,被清廷任命为礼部侍郎兼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至六月,以病退休。顺治五年冬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时,钱谦益早已返回原籍,说他以礼部尚书领衔奏事太后大婚,实为子虚乌有。
    张煌言的诗,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是南明与清朝对抗在文学领域的延伸。言及历史,无事实根据,任意评说,极不可取,更不可信。
    辅佐儿子削弱议政王会议权势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正月十二日,也就是摄政王多尔衮病死一个多月后,福临举行亲政典礼。顺治帝亲政时14岁,少年天子,难以肩负起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的重任。指导他、辅佐他的责任,首先就落在孝庄太后身上。顺治在会议前后或遇到难题必请教母亲,重要奏折也要批呈母后阅览。对于需要皇太后辅佐皇帝掌理朝政一事,朝廷上下已形成共识。为了便于皇太后过问国事,特将内三院衙署移到紫禁城内。这时的内三院大学士有范文程、刚林、宁完我、冯铨、洪承畴等人。
    当时战争还在进行,巩固北方、统一南方,都要靠八旗劲旅。诸王或领一旗,或领若干牛录,属下满、蒙、汉军,人数多者达数万,少者也上千。他们在战场上立功,在朝廷有权。皇帝亲政后要依靠他们,于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就比较大、管事宽,有时甚至不把年轻的皇帝放在眼里,顺治帝的谕旨也曾遭到否决。
    顺治八年二月初五,议政王大臣等议处大臣罗什、博尔惠等五人之罪,其中罗什、博尔惠论死,籍没其家,其他三人开除宗室为民。顺治帝认为处理过重,要求诸王重议罗什、博尔惠是否可免死,可是众议政王不同意,皇帝只得服从众人的意见。
    遇到这种情况,年轻的皇帝难免心烦,不时要发火。这时,他的母后就帮他解决难题。首先劝皇帝要忍耐,适当作些妥协让步,以求得诸王对皇帝的支持。与此同时,皇太后还要帮助皇帝策划削弱议政王会议权势的措施。
    皇太极在世时,曾遇到过诸王权势过大,与汗(皇)权发生矛盾的问题。通过不断调整及扩充议政王公及议政大臣的数目,有效地削弱了诸王权势。皇太后利用历史经验,帮助顺治改变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人员成分,增加其名额。
    仅顺治八年至十二年所任命的议政大臣就多达30余人。这样有利于集思广益和改变个别人独断专行、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局面。
    沉着掌舵江南战局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六月,南明重要将领郑成功率军北征,二十三日攻陷镇江,二十六日进围江宁(今南京)。消息传来,顿时朝野震惊,人心惶惶。
    顺治帝见到奏报,惊慌失措,如果江宁失守,东南财赋重地定难保全,北京将受到严重威胁。关键时刻,他去见母后,说出他的意见:放弃北京,迁移首都,率众退回盛京。孝庄太后坚决不允。大清的目标是要统一全中国,不但北京不能丢,还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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