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7年与夏承焘先生在北京大学  1978年11月在臧克家寓所(左一李士钊、左二臧克家、左四陶钝、左五王浩、右一吴伯箫、右二邓广铭)  1993年春节与启功、刘乃和、叶嘉莹在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家唐德刚 2009年10月26日，89岁的历史学家唐德刚在美国旧金山辞世，给喜好阅读历史的读书人带来了悲伤。 唐德刚是胡适的门生，从事写作和杂志编辑工作，与顾维钧、张学良、李宗仁等历史中人交往颇多，成为不可替代的历史解读者。唐德刚的历史学研究没有固定的模式和流派，自称“思想却时时‘逾矩’”，并做出这样的解释:“个人学识浅薄固然是主要原因，然数十年来历经忧患，国破家亡，阅历之多也一言难尽，而古今中外，名儒硕彥又插架琳琅，做到老、学到老，我掌握了几家学说呢？值此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开放时代，余小子不知轻重，自觉对国事民生已找到答案，自己思想已有定型，岂非妄自尊大？”历经沧桑方觉历史深厚复杂，博览群书才知下结论之难。唐德刚因此没有把气力花在庞大体系的建构上，而是从随笔杂记入手，将对历史的理解与感悟融入生活世界之中。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来见证历史，而是作为思考者来体味历史。所以，唐德刚的史学文字是极其生动的，仿佛在讲述一段活生生的日子。在唐先生看来，历史本来就是多姿多彩的，如“帆随湘转，望衡九面”的衡山，而非单调一致的富士山，因此不应当用死气沉沉的态度和文字来应付。而有些所谓的历史学者，则唯恐历史头绪太多，往一个模子里硬塞，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弄得相当别扭。 历史不是一堆不相关事件的堆积，而是生命力量和精神气质的呈现。历史在一个解释系统潜藏在人的生活的丰富性里面的。卡西尔说:“在历史中，我们把人的一切工作，一切业绩都看成是他的生命力的积淀，并且想要把它们重组成这种原初的状态——我们想要理解和感受产生它们的那种生命力。”(《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33页)历史是不同性格、气度的人所上演的，只有通过历史叙述发现人的精神品格才能够真正做到洞察历史。历史其实是最好的励志教科书，因为伟大人物总是面对着常人所无法解决的难题，而他们没有退缩，宁愿站在历史的风口，风化成一尊精神雕像。在唐德刚的文字中，我们随处可以见到他对这些精神雕像的无限敬意。他感慨:“一个对真理有彻底认识和信仰的人，如孙中山、胡适之，他们和我们之别，便是我们普通人容易泄气，而他们则不顾一切困难而坚持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唐德刚先生所总结的诸多历史经验同人生哲学无异。历史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叙述者的人生态度。一个不敢直面人生的人，是难以触及历史真谛的。 初读唐德刚的史学文字有一种新鲜和兴奋，历史居然可以如此超然而自如地娓娓道来。唐德刚的文字是十分老道的，看似不经心的三言两语，却是饱读诗书和阅尽世态之后的彻悟。历史是人学，历史的逻辑首先应当是生活的逻辑，是人生的逻辑。我们在讨论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的时候，无法忽略他的人格品质。唐德刚将张学良称作是政治家、军事家、花花公子三位一体，在情场、战场之外，有着政治家的节操、风范和爱国者的热血。正是有情种的精神底子，才具有敢做烈士之勇气。唐德刚认为西安事变促使蒋介石抗日，使其避免了“身败名裂”。这一历史之偶然，改变了人类历史运行的轨道。今天，人们在品味和梳理这一历史事件的种种细节的时候，不免要做出某些假设，因为没人敢说，西安事变在1936年的西安“非爆发不可”，假设毕竟是假设，历史无法推倒重来。历史似乎就是由多重的偶然和误会组成，所谓的“历史规律”不过是后来人迟到的聪明而已。像唐德刚能够参透历史“禅机”的人并不多，唐德刚提到1938年德国版“西安事变”的胎死腹中，不胜唏嘘。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在《现代——从1919年到2000年的世界》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历史关口:“有证据表明如果希特勒下令进攻，其他的将领就准备将他推翻。”但是，历史机会静静地来，又悄悄地去了。现在看来，靠偶然事件来阻止希特勒疯狂战车停止下来的想法有些天真可笑，这似乎不能一味责怪人们想入非非，因为倘若唐德刚所说的德国版“西安事变”果真发生，恐怕人类历史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也正是由于绑架“领袖”的德国将军的偃旗息鼓，才使得希特勒更加肆无忌惮。保罗·约翰逊这样描述1938年以后的希特勒:“希特勒感觉到了德国人心中的冷漠，但他不想设法去改变。不管有没有人民的热情，他都要走下去。他只要他们服从就足够了。”看来，在历史的歉抑与放纵里面，确实有一种机缘存在。这种耐人寻味的东西在文本化的历史中是难以找到的，依赖于历史学家的体会和感悟。 唐德刚对原汁原味的历史材料十分感兴趣。建国后，全国和各省市政协所编辑的“文史资料”，令唐德刚“震惊”。这些资料所传递的信息是朴素、零碎却又真实、珍稀的。回忆录的作者包括被俘的、靠拢的、起义的、志愿留下的、回归的、为人民立过功的、想跑而没有跑掉的……这些各式各样的人物笔下的历史该是何等千姿百态、有滋有味！唐德刚之所以对口述史学情有独钟，除却历史资源丰富的原因之外，恐怕也与唐先生注重从最原始的材料中获取把握历史的智慧相关。曹植曾经有言:“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与杨德祖书》)民间史学在夹缝和空隙中偷得难得的表达的空间，给令人窒息压抑的所谓“正史”开了一方天窗。唐德刚并没有将民间史学美化到不着边际的地步。他指出在野史家那里同样有以恩怨执笔的复杂心理的存在，未免会像阿Q那样“作弄好人。” 陆贾曰:“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术远者考之于近。故说事者上陈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纣之败而戒之于己。”(《新语·术事》)唐德刚的历史见解对于我们校正“成见”，达致澄明有很大好处。这不仅仅因为唐德刚是一位以公正和敢言见称的历史学家，更重要的是他看历史的角度和叙说历史的方式有助于消解我们关于历史的种种虚假陈述和虚伪心态。（丁国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