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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送机的一幕历历在目,斜阳渐渐隐没在云层的彼端,轰隆的引擎声让人耳根发麻,飞机径直向着彼岸前行,父亲的背影越来越渺小,一切都平淡无奇地运转着,只是谁知那竟是白崇禧与儿子最后一次相聚。 72岁的白先勇站在父亲白崇禧题写的石碑前,肃穆,庄重,碑上题着四个大字——“仰不愧天”。那是1950年,白崇禧应台南人士之请,为重修民族英雄郑成功纪念坛而题写的。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父亲留下的笔墨在儿子白先勇的眼中,恰恰成了其波澜壮阔的一生最好的概括。 童年,父亲为了国事兴亡征战四方;来到台湾,这对流淌着同样血脉的父子终于聚首,然而政治上的磨难却又让整个家族郁郁寡欢……古稀之年的白先勇悠悠地坐在沙发上,慢慢翻阅着厚厚的相册,慢慢梳理着记忆的片断。韶华易逝的无尽感慨,人情世故的变迁沧桑,与父白崇禧共同走过的悠悠岁月,仿佛水磨昆腔一般,研磨出幽幽芳香,岁愈久而愈温馨。 如果说母亲的去世带走了白先勇模糊依稀的童年岁月,那么父亲的离去或许就意味着他灿烂华美的青少年时代,伴随着父亲与生俱来的英雄气质悠然远逝。在小说集《台北人》的扉页上,白先勇用最真挚的笔触写下题辞——“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目睹着父亲孔武的身材、坚毅的表情与渐趋寂寥的心境之间的对比写照,白先勇也不禁黯然神伤。 耽于对昆曲的牵念,白先勇为父亲写了五六年的传记《仰不愧天》一直未能完成。青春版《牡丹亭》100场纪念演出圆满落幕,白先勇用那“不可思议的优雅和美丽”在让全世界为之倾倒之时,也让远在天国的父亲聆听到流淌在自己心中对父亲的挂念。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在戏文里说的是杜丽娘与柳梦梅间的人鬼情缘,但现实中又何尝不是在说白先勇与父亲白崇禧间的深深眷恋。 尽管外界引颈期待白先勇新作已久,但在完成青春版《牡丹亭》计划之后,白先勇却选择前往纽约求教知名学者夏志清,之后又风尘仆仆地赶往南京的中国第二档案馆搜寻资料,在他心目中恐怕自己任何一部已然或即将出版的作品都与父亲传记的重量无可比拟。这一丝未曾忘怀的夙愿,久久萦绕在白先勇心头,“只有完成了这一心愿,自己才真正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如今,这部作品终于临近完成,即将向世人揭开神秘的面纱。 与父共吟豪歌,病体颠沛流离 1937年8月4日,白家五公子白先勇诞生前十二天,身在桂林的北伐名将白崇禧接获国民政府急召电邀从桂林飞抵南京,共商抗日大计,不久便受命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等要职。在白先勇幼时的记忆拼图中,父亲总是一派终日身着灰棉布制服戎装,脚蹬皮质长筒高靴,英姿挺拔,嗜好胡服骑射的“英雄形象”。 白家在桂林时,白先勇还不经事,更不知外界纷扰的战事打得多厉害。然而,在他模糊的记忆中,却有着一段很动人的经历:有一次,重视孝道的父亲不知是打了哪一仗回来,带着白先勇兄弟姐妹一起去乡下探望祖母。汽车一路颠簸前行,白崇禧突然扯开了嗓门唱起了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豪迈的歌声感染着身旁的孩子们。结果,白家父子一路引吭高歌,歌声伴着山岭间美妙的莺啼和远方的轰隆炮火声,奏响了世间最悲壮的回响,但茫然无知的孩子们却是高兴得要命。直到这群子女长大成人,才渐渐从中体会到父亲的胸襟与气魄。 “当时那首歌是我父亲应着自己的心境唱的,面对外族入侵,战火连天,抗日艰难,父亲教我们这群不懂事的孩子唱《满江红》,那是一种多么悲壮的情景啊!”耳畔仿佛又响起了阵阵歌声,白先勇禁不住感慨万千。 在白崇禧母亲马老夫人的九十寿诞上,年幼的白先勇第一次感到人生的繁华和欢愉。白家在老家及桂林城里的风洞山住处为老夫人大办寿筵,白崇禧依旧一身戎装,与身着一袭红底撒花呢子旗袍的夫人马佩璋携手迎客,一时间白家花园内百花齐放、好戏连台、歌舞升平。 然而,白家当年的显赫辉煌、外人惊羡不已的贵族生活,却随着战火的蔓延很快烟消云散,白先勇童年短暂的欢畅也随着父亲的再度出征而变得无比落寞,剩下的只有空袭时的惶恐、得病后被隔离的孤独、家人分离时的无奈、辗转各地的逃难以及十里洋场的光怪陆离。 在桂林沦陷前夕,白崇禧仍在前线领兵拼杀,白、马两家八十余口人在夫人马佩璋的带领下,开始了“湘桂大撤退”。走尽千山万水,尝遍千辛万苦,举家终于到达了“陪都”重庆。然而,生活还未安定,噩耗却接踵而至,白先勇感到双颊发烫,咳嗽低烧,当家人发觉在意时,肺结核业已拖了一个多月了。父亲白崇禧的部属军医陈石君向他报告白先勇的病情时,灯光下的X光片上,右肺尖上赫然地显现出一个大洞,肺病已至二期,躺在蚊帐内的白先勇睁着迷糊的双眼,朦胧间却把父亲凝重的神色看得真真切切。 “那个时候肺结核俗称肺痨,既是不治之症,又具有传染性,人们都是谈肺痨而色变,尽管我还小,也能从父亲的神情中读懂几分。”走过这道鬼门关也让白先勇与父亲之间的感情无形间更深了一层。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白崇禧全家乘坐飞机到南京,此时白先勇的肺病在保姆顺嫂的悉心调理下也渐趋稳定。全家到南京不久后,白先勇就随父母一起去拜谒中山陵,那份肃穆且庄严的气氛给白先勇留下了深刻印象。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国内矛盾浮上了水面,渐趋尖锐,白崇禧历任国防部长和华中军政长官,见证或直接参与了国共两党的对决,枪声一旦响起就再也没有一刻消停过。 1946年白家移居上海,住在虹口的多伦路。对于白先勇的肺病,白家上下依旧不敢掉以轻心,便决定安顿其与佣人移居虹桥路花园洋房疗养,病后入南洋模范小学读书。在上海虹桥花园养病和念书期间,白先勇随家人到大世界、沙逊大厦(和平饭店)、黄浦滩(外滩)等地游玩,又到美琪、国泰、大光明等戏院观看梅兰芳、俞振飞等京昆剧大师的演出。“我迷昆曲,父亲不迷,在桂林的时候他偶尔看看桂戏。在台湾,和我母亲一起去看看京戏。”说到昆曲谈及自己同父亲间的喜好不同,白先勇也是笑逐颜开,“不过,我父亲从不反对我看戏,他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人,从不觉得戏曲是糟粕”。 在白先勇的印象中,父亲白崇禧是个儒将,念过许多古书,特别喜欢《史记》、《汉书》,甚至都能背诵。《孙子兵法》更是了然于胸。此外,他还喜欢读世界战役战史,可谓博古通今,这也对日后白先勇在文学上的成就影响颇深。父亲即使常年在外征南战北,与家人通电话时,白崇禧总要问及孩子们的成绩,白先勇开玩笑说:“我们小时候,成绩单决定我们在家里家庭地位的排行,我休学4年多,后来拼命念书,因为家庭环境如此。学习好才有家庭地位,所以我就拼命读书,考最好的学校……我知道他心里最喜欢四哥和小弟,但是也很器重我,因为我成绩特别好,各门功课都考第一。”这段经历,在以后也被白先勇写入了自己的成名作《寂寞的十七岁》中。 1948年白崇禧赴汉口就任华中军政长官后不久,白家在夫人马佩璋的率领下离开了上海去往南京,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在中山码头乘上了开往汉口的船舶,由于时局形势的突变,立足未稳的白家又踏上了南下广州的火车。海水潮涨潮落,世事变幻无常,1949年9-10月间,白家举家来到了又一座异乡的码头,静候着开往香港的船只,只是这次不再是普通的迁徙,而是逃难!谁都不曾想到,白崇禧这一时期个人的政治、军事生涯会对白家整个家族未来的走向埋下如此沉重的伏笔。（作者：王悦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