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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来砍杀了，引进西方武器的过程其实从晚明就开始了。在文化方面，特别到了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东西传播比较多，中国人跟西方的接触也比较多，因此文化方面也发生了变化。 但是体制的变化实在太小，只是变了形式，内涵没变。这跟中国的地域太大、民族太复杂、文化传统很顽强有关。我们讲中国，一定不要跟过去的王朝等同起来。中国的空间基准应该是1912年的中华民国，因为当时它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承认。从那时开始中国才正式叫“中国”，以前就叫“大清国”、“大明国”、“大元国”等等，而且同一个王朝里面同时存在了好几个政权，都自称为“国”。在现在的中国范畴里面，真正实现了大一统的，一个是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一个是满人建立的清朝，其他的王朝都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所以我认为，第一，在空间上要确定中国作为一个近代的政治实体，基准是1912年。为什么不用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因为外蒙古从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证明它是一个被割裂的国家。有人会说，外蒙古现在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了，你为什么还这样讲呢？我就说我在讲历史，不是在讲其他的东西，我不负责处理外交问题。如果连历史都不能讲，那就糟糕了。 第二，我认为主流史学有一个很大的误区，中华民族本来是一个56个民族的复合体，但是现在的宣传基本上都有过去那种“汉族中心论”甚至“华夏中心论”的取向。因为汉族本身是历史形成的，是历史上很多民族的结合。我认为目前的这种宣传对我们的民族团结很不利，对民族平等也很不利。 第三，中华文化是由历史和现在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比较赞成费孝通的说法，他说，我们要认识中华文化，应当认识到它是多元一体。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现在的主流史学也有一个很大的误区，他们在解释中国的传统时，认为就是从孔夫子、儒学、现在大讲的国学开始的，认为国学包含了孔子以后、我所谓的中世纪经学。在我看来，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对我们认识中华文化的现状也非常不利。包括汉族在内，全国有很多的基督徒。那么基督徒该不该拜祖宗、拜孔子呢？从晚明开始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到现在问题也还没有解决。难道如果他不信仰孔子，你就可以说他不是中国人吗？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推理。因此，我认为现在这三点需要引起主流史学的重视。我对历史的想法在某些人看来很奇怪，其实我觉得并不奇怪。我只是希望说明历史是什么，然后讨论为什么。 有了人才有历史 南方都市报：你的书里很注意从人的角度做文章。比如第一本的利玛窦、徐光启、杨光先，第二本的黄宗羲、梁启超，都用了相当的篇幅，为什么对这些人物花特别多的笔墨？ 朱维铮：在我看来，必须注意研究历史的四个要素。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也就是地域，再有历史的中心应当是人物，没有人哪来历史呢？特定的人物在特定的时间、空间的活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事件。即所谓“时地人事”。在我们以前的教科书里面，经常出现的就是阶级、阶层之类的，连人都没有。所以我就想通过对特定的人物在特定的时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