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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期，人们没姓没名。“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都是氏族部落的幡号。传说到了黄帝时代人们有了姓名。《史记》说，黄帝“姓公孙，名曰轩辕。”不过，我总觉得有后人伪造之嫌，可信度不大。那时可能有姓，但仍是部落的幡号，所以有头脸的大人物开始有了名，如“尧、舜、禹”等等。平头百姓连名也没有，舜的父亲叫“瞽叟”，其实就叫“瞎老头”。都是同一个部落，同一个姓，只称名也就够了。后来，随着氏族部落的发展壮大，开始分家寻求发展，于是出现了以居住地为“氏”的新部落，所以司马迁又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到了殷商时代以至周初，还是称名不称姓。商王有的叫“报丁、报乙、主壬、天乙”，名字中都有天干符号，大概与出生时辰有关吧。 “姓以别婚姻，氏以别贵贱”。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姓名对于婚姻、家庭、社会的重要性。于是，周朝便由政府对人的姓名做出明确规定。《礼》曰：“子生三月，父亲名之。二十则使宾友冠而字之。”意思是说，孩子出生三个月，父亲就要给他取个名字。到了二十岁，便请亲朋好友来，为成人的孩子举行加冠礼，并为他取字。字，也就是别名。春秋时期人的姓名开始制度化，但仅属于上层社会。孔子，名丘，字仲尼；颜回，字渊，就是明证。从此人的姓名逐步规范，一直延续到现在。 姓名蕴涵着大量的文史典故和传统文化知识，是中国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又一展现。姓名中包涵的文史知识，足以使姓名成为一门专科学问。已故相声艺术家马三立先生曾说：“我，马三立。马，三根腿立着。马三立。”您可千万别当真，其实这是老爷子在“逗你玩”。《左传》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才是“三立”的本义呢。不少人取名“立德”、“立功”、“立言”都是出于此意。“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姓郑，名燮，字克柔，《尚书·洪范》：“燮友克柔。”意思是说，和蔼可亲就能以柔取胜。民国将军孙立人，还有某些人叫“达人”，都源于《论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字德邻。也是出自《论语》“德不孤，必有邻”。这种例子多多，举不胜举。 古人有名有字，大多是名与字意思相同，如，诸葛亮，字孔明；曹操，字孟德；关羽，字云长。也有的是相辅相成，南宋著名词人刘过，字改之。人生一世哪能没有过错，有错改了不是很好吗？他的名与字，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很耐人寻味。鲁迅先生原名周树人，字豫山。取义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但是绍兴话豫山读音类“雨伞”，很不雅，所以他后来改为“豫才”。古代人与朋友同事相处，为尊重他人总是称对方的字、绝不能当面指名道姓，那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只有长辈对晚辈才可以直呼其名。自称也称名。如果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就会闹出笑话。古人特别是文人骚客名字之外还有雅号。陶渊明号五柳先生，欧阳修号六一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郑燮号板桥道人，等等。总之，人们对取名问题是相当重视的。名字，体现了长辈对下一代的殷切希望和理想寄托，反映出成长的人文环境与家庭素养。为孩子取名时，父亲往往反复斟酌，引经据典，还请德高望重的族长或博学鸿儒再三商量。大家讲究，名字要有高远的寓意，字面要典雅，音韵要响亮，还要不产生不好的歧义，确实很费一番心思。不少人成年后自己重新命名，也是求名字更和己意。取名的确要谨慎，像“焦厚根”、“牛边”、“毕云月”之类的，很容易引起误解曲解，弄得很尴尬。 早年间，人们生活贫穷，文化素质较低，受旧风俗旧习惯的影响，说给孩子起个孬名好养活。所以什么“孬蛋”、“孬小”、“狗蛋”、“狗剩”、“王八”等小名遍布城乡，大人们叫得很自然，孩子们也不嫌臊得慌，还说这是以毒攻毒。还有，当时医疗水平低下，婴幼儿成活率较低，人们为了孩子长命百岁，就给孩子取名“立柱”、“留柱”，怕他跑了就取谐音“栓柱”。还有的怕孩子生病，就叫他“铁蛋”、“钢弹”、“结实”。女孩的小名，无非是“兰、英、菊、妮、娣”的叫，不像男孩子那样难听。 新中国成立后，新生儿的取名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贴近时代，追求时尚，渐成风气。“和平”、“建国”大多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建设”、“援朝”均与抗美援朝、五年计划有关。女孩子叫“玛丽”、“妮娜”显然是受中苏友好的影响，男孩子叫“跃进”、“国庆”也是大跃进、国庆节时出生。至于“红卫”、“文革”、“卫东”、“红兵”，一看就知道是十年浩劫的遗风。如果翻阅户籍簿，简直像阅读一部现代史。改革开放以来，孩子的名字越发绚烂多彩，越来越讲求个性化、情趣化。 姓名里的学问大了，可以写一部大书。 朱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