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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体验，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 所以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中国调查，在我看来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并没有真正抓住生活的经验，精神（内核）抓不住，（抓到的）只是表面上的、数字上的。因为社会学调查通常都是问卷方式，然而中国人的问卷跟西方人的问卷不一样，中国人答复常常不可靠的，不给你说真话。外国人答的问卷确实是真实的，他们有这个传统的。中国人就怕我这个话说错了，将来出毛病，要保护自己，许多话都不肯说真的，或者有相当保留的，甚至于歪曲的。有一位人类学家在印尼华侨社群做过问卷调查，但他发现两次问卷，同一问题都有先后不同的答案，他很困惑。 记者：后来你能用文言文来写文章，是不是当年在乡下受教育打下的基础？ 余英时：当然，我学的是文言，没有什么白话的。 记者：很有意思的是，胡适和陈独秀都是安徽人，可是他们所鼓吹的五四新文化却在安徽没有多大影响。 余英时：没有什么影响的。五四运动影响的层面大概都是城市里面，有些是大学生、中学生之类，当然还是有些别的。我记得胡适在1920年或1921年有一个考北京大学的问卷，问“五四运动”，没几个人答对的，可见我们夸大了“五四”的影响。说“五四”是不得了的影响，像洪水猛兽一样，流向全国，其实有点夸大，但在少数知识人圈子里面影响很大，因为这些人都是写文章的，看来看去都觉得不得了——说是思潮，但真的是“潮”吗？因为整个社会并没有动啊，所以这就是胡适老要奋斗的原因。 记者：在老家乡下时有没有接触关于西方的书籍？ 余英时：根本没有碰到。 记者：你父亲余协中先生的专业是西洋史，对你的影响大吧？ 余英时：当然，我对西洋史有兴趣是从他那儿来的。他当初写过《西洋通史》，在中国还是很流行的，后来我还拿到两本，（不清楚）是新加坡还是中国台湾印的。因此我不光对中国史有兴趣，还对西洋史有兴趣，看看西洋史是怎么变化的。我用比较的观点来看历史，很早就跟家庭背景有关的。 “进了新亚书院以后，我就决定将来研究中国史” 1950年1月初，余英时从内地到香港探望父母，终于留了下来。一个月后，余英时进入新亚书院，成为钱穆的学生，奠定了以后的学术基础。此间，余英时一方面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另一方面始终没有放弃对西方文化与历史的求知欲望，依旧希望以西方为对照，以认识中文化传统的特性所在。 记者：你的父亲原来跟钱穆先生有渊源吗？ 余英时：没有太大的渊源。原来我父亲在沈阳办中正大学的时候，还决定请钱先生去教书，钱先生当时还答应了，后来没有去成。到了香港以后，我父亲就说：钱穆先生现在这儿办新亚书院，我送你去念书吧。我那时候想着好好去念一念，大概是1950年，从一二月待到六月。我那时候心里还没有打定心意是否在香港待下去。 记者：那时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