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天石 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长期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文化史。著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杨天石近代史文存》等。推荐图书：《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 1.学术兴趣不断转移 我现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因为我做历史研究，就是不断的阅读，不断的写作。 我年轻时候的理想是当作家或诗人。我六七岁时看了第一本小说《说岳全传》。然后看《水浒传》《聊斋志异》《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文学。这种阅读，培养了我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上世纪50年代，看俄罗斯文学比较多，戈宝权翻译的《普希金文集》，对我影响比较大。后来我又看了西蒙诺夫、法捷耶夫等人的小说，才最后决定学文学。 我大学学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选择这个专业是想通过当记者走上当作家的路程。我进北大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参加北大全校性的学生社团诗社。诗社当时在征集会员，我就送了两首诗过去。诗社的领导人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说我的诗写得很好，要在《北大诗刊》上发表。第二，决定吸收我当诗社的社员。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北大诗刊》出版了，我的诗却并没有发表。因为团委会审查，认为我的诗感情不健康，这是最初的一个打击。 后来我就不写诗了，我的兴趣转移到研究美学和文艺理论。这门学问当时比较热，有几大家：朱光潜一家，蔡仪一家，还有初出茅庐的李泽厚。 那段时间，我读了相当多的法国文学和俄罗斯文学，比如法国的巴尔扎克，俄罗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因为那时候有种说法，世界观落后的、甚至反动的作家，作品倒可能很伟大。我就想研究这个现象，我给自己定了一个题目，“作家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中文文学史的了解太少，研究文艺理论和美学对我来说不太适合。我的兴趣又转移到唐代诗歌，转而关注为什么唐代会出现诗歌高峰。 我在北大相当用功，成绩也相当突出。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个叫白专道路。加上我对大跃进、反右都有看法，于是成了年级被批判的典型，因此，我的第一分配很糟糕，我被分到了一个培养拖拉机手的学校。1962年1月，我调入北师大附中，我当时写了文学方面的书。后来我感觉，要研究文学，不懂得哲学，不懂得社会思潮，也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后来，我的兴趣又转移到中国哲学史，又写了几本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书。 我在北师大附中工作了18年，其间很多研究机构调我，但没有成功。1974年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鉴于我以前研究过南社，于是邀请我业余参加近代史所的工作。一直到1977年，近代史所邀请我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工作，决定调我。就这样我进了近代史所，一走进近代史的专业研究就发现这是一条不归路，而且有很多事做不完，于是一直做到了现在。 2.学术环境有进步 我觉得，我们的学术环境比以前宽松多了，有了很大进步。但是，离理想的学术生态还有一段距离。我觉得，理想的学术生态，从宏观的方面来说，就应该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能够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从具体的来说，国内档案的开放程度，与国外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现代史档案，很多都不开放。 3.读书从研究出发 我读书完全是从研究需要出发，社会的公众读物我读得很少。我最近看的觉得对我来说有用的书是《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