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共同的言语方式：笑话圈的交流符码 言语方式指人们的言语风格，也指一个文化中独特的言语类型，是“由区域群体成员共同认可并使用的、与其他群体或与整个社会语言有所区别的符号体系或曰语言变体”。这种言语符号体系的构成元素可以是语音的，也可以是词汇的、语法的，它完全是该区域内部约定俗成的产物。区域内每个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该符号系统的确立、巩固和实际使用过程，形成了一个言语社区（speech community）。 言语社区的概念最初由约翰·甘柏兹（John Gumperz）提出，他认为一个言语社区是由使用同样符号的人类共同体构成的，他们所使用的特定的交流方式，使得他们和其他的群体相互区别。海默斯（Dell Hymes）同时还将言语社区定义为共享“如何使用及何时使用语言”的知识的人类共同体，他于1974年提出将某人划归一个言语社区的标准，即他或她必须与其他人共享至少一种言说方式。可见，言语社区是划定人群的一种边界，共享的符码体系将他们凝聚在一起。同一个笑话圈中的人们，必须共享至少一种言语符号体系，才能保证言语交流顺畅，实现对笑点的深度理解。 其实，言语活动是整个社会的广泛参与，一种言语方式和另一种言语方式之间有很强的浸润性，很难进行清晰的边界划分。万荣方言处于山西晋语和河南、陕西中原官话的中间地带，虽然与晋语和中原官话有明显差异，但也有相似之处，所以，言语方式的边界划分是相对的。并且，人群的流动、文化的交融都可能造成言语共同体的边界模糊。阿凡提笑话不仅流传“社会类别化”是指一个人把人们（包括自己）放在各种不同的类别之中，并根据这些类别把人划分为各种群体。在我国新疆地区，还深受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及其他阿拉伯国家民众的喜爱，它之所以能在天山南北、中亚西亚、中东阿拉伯半岛、高加索、巴尔干半岛等地域之间广泛传播和流布，成为一种跨越民族和国家的世界性口头文学类型，原因在于经济往来和人群流动促进了宗教和语言的交融，这些地域信奉伊斯兰教，阿拉伯语是穆斯林共通的宗教语言，虽然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本土方言，但标准的阿拉伯语是以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为准。因此，“阿凡提笑话圈”绝不只限于新疆、土耳其、伊朗或某一个严格封闭的国家边界线之内。正如本文开始所提到的，笑话圈不是一个单纯的空间界限，而是具有文化同质性的时空范围，随着人群的流动和文化的交融，言语共同体可以突破空间和时间的界限，吸纳不同地域、不同身分的新成员加入，其边界能够超越时空的界限。 五、稳定的笑话讲述：笑话圈的本体特征 在一个笑话圈内，讲笑话应该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并且已经在语言、内容、结构等方面形成了稳定特征。根据主题和结构的不同，我们可以将笑话大致划分为“机智笑话”和“憨傻笑话”两类。机智笑话，也称为机智人物故事，一般有“正—反”两个人物角色，如长工与地主、农民与县官、白丁与文人、穷人与富人等，他们之间带有喜剧性的戏谑和斗争，通常以弱势一方取得胜利为结果。所以，机智笑话的主旨是智斗，以成功和失败的两极对比来引人发笑，阿凡提笑话就属于这一类型。其实，我国许多民族都流传着关于机智人物的笑话。蒙古族的巴拉根仓、藏族的叔叔登巴、苗族的反江山、彝族的沙戈克如、纳西族的阿一旦、侗族的雷大等，不胜枚举，他们总是能机智巧妙地与反面角色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虽然这些笑话的主题、情节和结构相似，但都带有各民族自身的稳定特征，有相对独立的流布范围。例如，新疆位于西北高原，内蒙古位于蒙古高原，两地自然生态环境类似，且维吾尔族和蒙古族都属于北方民族，群体气质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阿凡提笑话结构短小，内容简练，以表现阿凡提的智慧和思辨能力为主；巴拉根仓笑话则注重情节的环环相扣和曲折起伏，更具有民间故事的结构特点，也更倾向于表现巴拉根仓的勇猛与强健。稳定且各具特色的笑话讲述传统和文类特征，使阿凡提笑话和巴拉根仓笑话分别形成了各自的笑话圈。 相比之下，憨傻笑话中的矛盾冲突则不十分鲜明，通常只有一个人物角色，主人公“无外乎傻瓜、吝啬鬼、胆小鬼、大肚汉、变态等性格的人”，他们的怪异外形、憨傻行为或特殊性格在笑话中被直接展示和嘲弄。所以，这类笑话的主题是直接讽刺、嘲笑主人公的言行谬误。万荣地区的笑话讲述主要揭示一种憨傻、违背常理、自作聪明、倔强、讲偏理等带有“zèng气”的性格特征，基本可归为憨傻笑话一类。其实，这类笑话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属于较为普便的笑话类型。丁乃通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搜集了中国各个时期关于“傻子的故事”类型共148种，与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类型》中完全相同的类型就有24种，说明这类笑话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普遍性。但是，这些搜集到的笑话大多分散于全国各地，较少形成像万荣地区这样典型的、集中的文化现象，也没有体现出笑话的地方属性。 万荣人通过对自然的人化和对社会的文化适应，养成了“以言行事”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笑话讲述传统。语体上，以万荣方言土语、习惯用语和民谣俗谚等言语符号为基础，通过口头语言进行讲述和传播，口语化、形象化色彩浓厚，通俗易懂却极具地方属性。结构上，形成了田间地头的短小精炼的讲述方式，篇幅短小，通常使用三言两语交代清楚背景信息，紧接着用一两句话抖出包袱。内容上，以农耕文化为基调，反映了农村社会的诸多方面，渗透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对这些丰富多样内容的展现，最终都有一个主题，即表现笑话主人公的“zèng气”，达到引人发笑的目的。所以，笑话圈内形成了怎样的笑话讲述传统，要结合当地的自然与历史人文背景、群体气质和言说方式来进行研究。 六、超时空性：笑话圈的变迁 通过对上述各个基础条件的综合分析，基本可以划定一个笑话圈的大致范围。不过，这个范围不是静态的和封闭的。由于区域基础、群体气质、言语方式和笑话特征，都会深受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语境的深刻影响，从而推动笑话圈不断超越时空的界限，发生地域范围的扩张或缩小，中心点的兴起、消失或移动，特质的变迁或异化。 关于阿凡提笑话的起源地，一直存在诸多说法。维吾尔族人说在新疆喀什，乌兹别克人说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阿拉伯人说在伊拉克的巴格达，土耳其人说在土耳其南部的西甫里西萨尔等于，其中一种说法是起源于阿拉伯地区广泛流传的朱哈笑话。有学者考证，历史上确有朱哈其人，大约在10世纪阿拔斯王朝时期，他的趣事就传遍两河流域和地中海东岸，后又传入土耳其，与当地的纳斯尔丁笑话融为一体，传入我国新疆和中亚各地，演变为阿凡于提笑话。从阿拉伯到土耳其，到中国新疆及中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笑话圈的范围不断扩张，一个个中心点兴起，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笑话特质。例如，朱哈、纳斯尔丁笑话经历了从民间口耳相传到宫廷笑话家的职业化讲述的转变，娱乐性增强，批判性减弱；新疆阿凡提笑话的讲述场域主要在乡村市井，笑话中的人物多是巴扎和清真寺里随处可见的商人、巴依、伊麻穆、喀孜等，反映了新疆南部农村日常生活图景，社会批判意识鲜明。因此，笑话圈变迁过程中，受到各地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笑话的特质发生了本土化的变异。 对于影响范围相对较小的万荣笑话圈而言，如果采用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细致考察，也会发现该笑话圈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时空变迁历程。明末以前，讲笑话的传统主要发生于荣河地区，笑话圈与荣河的区域范围大体一致，这时还有没出现“笑话”一词，也没有形成明确的笑话观念，人们的笑话讲述还处于早期的无意识阶段。到了清朝，随着晋南商业活动的兴盛，道路交通对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愈发深刻。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荣河各乡村的区位性差异便突显出来，谢村位于交通要道的地理优势，促使它从一个普通的农业乡村发展成当地贸易往来、人员交流的商业重镇。每到晚上，来自各地的人们便聚集谢村，闲聊一路上遇到的奇闻异事以消磨时光，这些故事中不乏发生于荣河当地带着“zèng气”的“蠢事”“楞事”和“逗笑事”，第二天随着商客的行走再被带往各地。就这样，以谢村为中心点，以商道为传播带，构成了笑话圈内最为活跃的区域，代表了本圈最典型的文化特质。谢村如同箭垛一般集中了荣河各村带有“zèng气”的笑话，民众统称为“谢村zèng”。此时，“zèng”不再只是一个表示“蠢”或“傻”的形容词，而是成为一个与民间文学类型相关的名词，大致等同于“笑话”的含义。这说明在笑话圈内，民众已经形成了基本的笑话观念，并有意识地开展笑话讲述。1954年，荣河、万泉合并为万荣县，行政区划的合并促进了行为决策在全县的落实。尤其是20世纪末开始，万荣县着力于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谢村zèng”从一种流传于荣河地区带有贬义的文化现象，转变为万荣全县的文化品牌，相应地，曾经的笑话圈由西向东扩张，形成了东部县城、南部景区、西部谢村三个中心点并存，范围覆盖全县，影响力辐射全国的局面。 通过对万荣笑话圈变迁历程的大致梳理，可以发现笑话圈既有从古至今的历时传承，也有从近到远的空间传播。这两种“传”的方式促进了万荣笑话的不断演变：概念上，从没有明确体裁观念的、无意识的笑话讲述，过渡到“谢村zèng”，发展为万荣笑话；内容上，从体现农耕生活和农民思维，转变为反映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复杂的社会问题，笑话的主人公由农民和地主扩大到打工者、商人、教师、干部等现代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形态上，由口耳相传的单一形态，转变为声音、文字、舞台、文化产品、电子媒介等多元表达形态，呈现出万荣笑话在现代社会中的多元传播图景；语言上，对万荣话的依赖度越来越低，人们尝试用更为通用、便于理解的言语符号进行笑话讲述。所以，笑话圈的变迁，本质上是笑话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传承、更新和重构，这种动态的变化过程使之具有超越时空的特性。 传承性是民间文学的基本特性，主要包括纵向和横向两种形式。这两种“传”的形式，使民间文学成为一种时空文化的连续体，需要回归其实际生存的时空框架内加以考察，而不是抽离时空、丢失“地方”本身的共性化概括。 笑话圈的变异本质上体现了笑话在传承中的不断发展。通常笑话产生于对话情景之中，讲述过程是即兴的、短暂的，讲述内容是“一过性”的。尤其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笑话产生和传播过程日渐缩短，流行频率也不断加快。这一特征削弱了笑话与传统的联系，很多人认为笑话不是传统的，更谈不上传承，所以人们很少探究它的传承问题。但是，当我们深入考察笑话的实际生存状态，便会发现笑话不仅作为一种民间文学类型，更是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存在。笑话不会凭空产生，不会脱离特定区域内的传统和惯习，每一个笑话的背后都隐含着人们对传统的承袭和变异。特别是万荣笑话或阿凡提笑话，当区域、民族和笑话结合成为一个固有名词的时候，它就不再只是一种民间文学类型，而更像是一种生活传统的存在。 所以，笑话圈的理论视角具有重要意义。当我们把笑话放置于特定的笑话圈内进行研究时，笑话就从一个个具体的语言文本走向广阔的区域社会，走向人们的生活传统，使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笑话讲述与地方文化、区域社会之间的关系。 （原文刊于：《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1期；参考文献及注释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