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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笔者两次目睹同一件奇事，久久难以忘却。一次与朋友在一家饭馆用餐，遇见一位男子在众多顾客面前，脱去上衣，光着膀子用餐，并且不时用手抠胳肢窝，令人作呕。一次进超市买东西，看见一位赤裸上身的男士，在顾客群中晃来晃去，选货交款，神态自若，浑不顾及他人的观感；作为旁观者，睹见那一身晃动的肥肉，感官大受折磨。也许是少见多怪，两位光膀子男子在公共场所挥洒自如，旁若无人的举动，令我惊叹莫名，眼界大开，由此而留意于其他场合是否有此景观，结果发现，夏日的北京，从街头巷尾到公园、饭馆、商场等公共场所，从小伙子到中年人以至老者，光膀子之人比比皆是，蔚为风景。 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初，笔者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时，全国高校每年都有“文明礼貌月”教育课，其中内容之一即是“行为文明礼貌”，老师讲解这一项时，举出的反例就是夏日光膀子出入公共场所。二十多年过去了，这种现象似乎并未见减少，倒有欣欣向荣的气象，使人不禁纳罕于这种现象何以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光膀子出入公共场合，在广大民众而言，恐怕无人会表示赞同。但若理由，回答无非是“不文明”、“不礼貌”，至于其他，恐怕很少有人去多费脑筋。那么，国人何以形成这种的思维习惯？ 中国社会的一大基本特点是“礼治”秩序。所谓“礼治”秩序，是指社会的运作主要以“礼”来维持，在上流社会，表现为“君主之礼”、“诸侯之礼”，所谓“君君、臣臣”是也；君主与臣子都要依一定规矩行事，不可僭越，否则便是君不君，臣不臣，“礼崩乐坏”。而在下层民众，人们的行为日用依“礼”而行、合乎“礼节”，即为“礼貌”，不依“礼”而行则是“无礼”，以今天的话，就是“不礼貌”、“不文明”。人们的交往以“礼”而行则被称作“礼尚往来”，否则，便是“非礼也”。 在中国社会，“礼”是一种行为规范，主要靠道德力量来维持和推动，所以，一个人行为的正确与错误、高尚与卑贱，往往只是在道德层面上进行评判。“礼治”秩序的盛行，使上自高官下至百姓的所有各阶层的国民，都不可能从法律角度思考自己和他人的“权利”，更不可能考虑这权利适用的“公”、“私”领域的限定。“礼”及“礼教”承担了法律的功能，使得严格法律意义上的“权利”观念难以充分发展。 如果从公民“权利”角度来考虑察光膀子行为，至少涉及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第一，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界限。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早就正确地指出，人天生是政治（城邦）动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虽然具有动物一样的本性，但由于他在城邦中生活，所以从出生之日起，就具有社会（政治）性。换言之，人有两种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作为社会的成员，这两种属性表现于不同的空间，不能混淆：自然属性多表现于私人空间，如吃、喝、拉、撒、性等；而社会属性则多表现于公共空间，如选举、演说、交往、艺术表演等。将自然属性表现于公共空间，或者将社会属性表现于私人空间，都会给自己或他人造成不便和麻烦。光膀子是私人行为，如果表现于私人空间，无可非议，但表现于公共空间则是非社会性的行为。 第二，与公、私空间界限密切相关的公、私“权利”的界限。人作为“天生的政治动物”，享有公权和私权两种天然权利。所谓公权就是作为公民所享受的不可剥夺的各种社会权利，如政治参与权等；所谓私权，简单说，就是个体之人享有的不对他人和社会造成妨害或危害的私人权利，如独处权、隐私权等等。在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中，公权和私权两种权利的分野是分明的，公民对公、私权利的畛域有清楚的了解。国家权力机关可以行使社会赋予的职责，维护公民的公权，但不可干预公民的正当私权，否则便是滥用权力，如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为由干预妇女烫发或穿高跟鞋，是典型的侵犯私人权利的行为；而在公民个体方面，在公共场所（如课堂、火车、电梯）内抽烟、光膀子、随地吐痰、大声说话等，则是滥用私权，侵犯他人的公共权利。 所以，看起来简单的光膀子行为，实质上反映出普遍存在于国人中的公、私空间界限的模糊和混淆，公、私权利意识的淡薄和混乱。 中国社会几千年历史的根本特点，是宗法社会长期顽强地存在。在宗法社会中，血缘关系构成人与人之间的强大纽带，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它像一条割不断的脐带使个人不能脱离于血缘家族，以至国家结构也无法脱离家族血缘关系，所谓“君子主事亲孝顺，故忠可移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与君。”（《孝经·广扬名》。“孝子”和“忠臣”成为一个人合而为一的性格。“家”“国”一体结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 这种“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产生了两个重要结果：一是行为伦理的泛政治化。个人行为被强硬地与家族和国家联在一起。如孔子说：“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论语·为政》）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在家中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就有政治作用，等于从政了，为什么一定要到政治舞台上去？在为“家”为“国”生存的状态中，个人的存在，个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被压到了最微末的位置；个人的行为不是为个人而存在，而是为家族和国家而存在。家族至上、国家之上成为不言自明的条律，因此，家族和国家可以毫无顾忌地挤压乃至践踏个人的权利。“君命臣死，臣不得不死”；家族可以按“家法”将不守所谓“妇道”的寡妇沉塘处死；少数强权政治人物可以在“国家”名义下滥用公权，随意侵犯个人私权；甚至以“国家”名义强迫公民对个人效忠；国家权力机关“以言定罪”，或将私人信件作为定罪的根据，随意抄没公民家产被视为理所当然。等等。 第二，“家”、“国”一体造成“家”之“私”与“国”之“公”混为一体，漫无边界，个人很容易将个人“私权”扩充到公共空间，将家族“私务”移植到国之“公务”。在统治者而言，便是“家天下”的形成，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得天下便以“家产”视之。刘邦夺取天下后，与臣下廷议时，取笑其父当年对自己流氓做派的非难：“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完全将国家视为一己之产业；为防止他人夺取刘氏政权，与群臣相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更是视国家政权为家族私物。两千余年虽有王朝的代兴，但将天下视为私家财产却是一以贯之的通例。 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虽然统治者将“大公无私”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其行为所展现的却是天下为私，损天下而称己欲，肆无忌惮地滥用私人权利。前辈学者王亚南在其名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说，一部二十四史“实是一部贪污史”。确为至理名言。这部贪污史，在本质上，就是上至皇帝下至各阶层官吏千方百计向公共空间扩张私权，侵吞公共财富的历史。在孔孟之徒的愚民政策下，执权柄者历来奉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信条，将它作为强化统治的妙诀要道，从来不让民众对统治者的公权与私权获得清楚的认识，更不允许民众有任何“权利”意识。受此传统熏育，民众缺乏公、私空间界限的概念，更没有公、私“权利”意识，其思想、行为只能仿效统治者的榜样。中国历史上频繁的王朝更替，不管是豪族大姓夺取政权，还是流氓无产者出身的农民领袖执政，都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家天下”的传统观念。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主题是现代性改造，即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变。公民社会的造成有许多重要的要素，其中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是公民权利观念的确立。健全的公民社会要求公民认识到，无论是普通公民个体，还是担任社会公职的国家官员，都必须对公、私权利界线具有明确地认识，并以法律维护之；它不允许掌握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和个人以公权的名义肆意干涉、践踏乃至剥夺公民的个人权利，也不允许公民（包括国家官员）将个人权利扩张、滥施于公共空间。公共场合的“光膀子”行为和国家公共权力机关的腐败行为，看起来属于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现象，实则是同一种毒树结出的两种恶果。以现代社会观念来看，这两种行为的共同本质，是公、私权利的混淆，个人私权的扩张，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可以设想，一个敢于在公共场所光膀子而肆无忌惮的人，一旦掌握了公共权力，会是怎样的光景。期望这样的人克己奉公、廉洁自律，无异于期望黄河澄清，太阳从西方升起。（2007-8-20）（《北京日报》2008年8月4日，标题改为《谈谈公权利与私权力的界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