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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张绪山教授惠寄大作！ 张绪山（清华大学历史学系） 一、“读经”、“祭孔”距“孔孟之道”复活不远 也许是应了“风水轮流转”这句中国俗语，最近一些年，绝迹近一个世纪之久的尊孔读经在一些地方又陆续兴起，大有卷土重来之势。2005年8月11日《长江日报》第5版刊有一幅图片，题为“儿童读经”，解题引用指导老师的话说：“这些2岁-13岁的孩子读的内容包括《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中庸》、《论语》、《大学》、《老子》等古文(书)，通过熟读‘四书五经’，帮助孩子们了解我国传统文化。”同日《人民日报》第13版刊发一张照片，标明“孩子们在朗诵《三字经》、《千字文》等中华传统启蒙教材”。2006年7月以来的媒体报道，上海已陆续出现以读经为主的“孟母堂”。2006年4月6日《新京报》报道：人民大学的女生穿古装在孔子像前举行成人仪式，重现笄礼这一古代女子成人礼。据组织者说，希望借此以推广汉服，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各媒体在报道这些事件时透出明显的赞赏语气，使人感到这种读经风气颇得一些人的青睐。 此外，还有两件事更为引人注目，一是每年9月28日的祭孔大典，规模已相当宏大，虽说是民间活动，但差不多已演变成半官方性质；二是一些所谓学者鼓吹儿童读经，主张在小学、中学恢复“读经科”，将《四书》《五经》作为基础课讲授，大学恢复“经学科”，作为大学通识教育的基础课程，不仅如此，还鼓噪定儒学为国教，等等。不同层面的彼此呼应，表明“读经”“尊孔”已逐渐成为一股潮流。这股潮流声响日高，正在推动着某种历史“传统”的复活。 也许是碍于20世纪初叶新文化先驱者所揭示的“孔孟之道”的负面意义，无论是时下的读经倡导者，还是“祭孔”的热衷者和组织者，都还没有直露且响亮地打出复兴“孔孟之道”的旗帜，而多半是半掩琵琶半遮面，以继承“传统文化”相号召。可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孔孟之道”在“传统文化”居于独特地位，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代统治者大多以儒家思想作为推行“教化”的主要手段，尤其是隋唐科举制兴起以后，儒家的“经”“典”成为士子进身仕途的必修课业，儒家思想成为政治伦理的核心。两千余年来，“传统文化”虽有儒、道、释三种主要文化势力，但在政治伦理和民众教化层面上，仍然是儒家思想独占鳌头、一枝独秀，所谓“传统文化”离开孔孟之道是不可思议的。更何况，目前“读”的是孔孟之“经”，“祭”的是所谓圣人之“孔”。因此，振兴“传统文化”的高调不论唱得如何动听，实际行动中的“读经”和“祭孔”都不可能离开“孔孟之道”。因此，可以断言，目前的“读经”也好，“祭孔”也罢，前景只有一个，即复兴“孔孟之道”；在复兴“传统文化”的堂皇旗帜下进行的儿童“读经”，和各界人士参加的声势浩大的“祭孔”，迟早有一天也会公开亮出复兴“孔孟之道”的本相，即使不以“孔孟之道”相号召，其实质也不会有所改变。 由此，我们不得不问：21世纪的中国，真的需要复活孔孟之道吗？ 二、孔孟之道的复兴不符合当今世界潮流 尊孔读经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孔孟之道的复兴，会对现代中国社会产生何种影响？回答这个问题，有两个基本出发点：一是当今世界的潮流是什么？二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根本目标的儒家思想是否有助于中华民族融入世界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当今中国的思想云为，不能脱离这个根本前提。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的潮流是现代性转变。这个潮流滥觞于西欧。14世纪以后地中海沿岸各国逐渐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开始了由封建生产方式向新兴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15世纪末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欧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以摧枯拉朽之势向世界各地扩张，开始了新兴资本主义与世界各地的冲突。17世纪以后，欧洲各国的启蒙运动，导致了欧洲封建专制制度的覆亡和民主制度的确立。同时，文艺复兴以后发展起来的近代科学推动着人类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彻底改变，近代科学的确立和发展与18世纪中叶以后发生的工业革命相结合，确立了科学技术在整个社会中重要地位。从此，市场经济、民主制度及科学文化，构成西方各国现代性改造的主要内容。 在长达数世纪中，市场经济、民主制度和科学文化（包括科学思维及其物化形式——技术）成为以欧洲为主的西方列强向世界各地扩张的锐利武器，所向披靡，锐不可当，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正如阿•汤因比所说：“世界与西方之间的冲突至今已持续了四、五百年。在这场冲突中，领受重大教训的是世界而不是西方；因为不是西方遭到世界的打击，而是世界遭到西方的打击——狠狠的打击。”在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世界其他各国或者加入现代性改造的行列寻求自强，或者接受被征服的命运，没有其他选择。尽管现在有些学者提出现代性改造是否存在有别于西方模式的另外道路的问题，但在理论上并没有形成可行性方案，世界各国的历史实践更没有提供肯定的替代性模式。西方率先开辟的现代性改造道路仍然是迄今为止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基本模式，虽然在细节上有所不同。 以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延续两千余年皇权专制制度的中国帝国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不情愿但又无可选择地走上了全面的现代性改造之途。虽然中国的当权者们力图走出不同于西方的道路，但在整体世界潮流的巨大冲击下，中国的现代性改造事业实际上没有从容选择、另起炉灶的可能性，而只能是接受和适应已有的现代性改造模式，即：在经济层面上，实现由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向商品市场经济运作方式转变（市场化）；在政治层面上，实现由宗法皇权专制向民主制度的转变（民主化）；在思想文化层面上，实现由传统思维——所谓传统文化实为传统思维的具体表现——向科学思维的转变（科学化）。这三个方面的改造互为因果，不可分割，缺一不可。 面对浩浩荡荡、沛然不可抵御地席卷世界的现代性改造潮流，不能忘记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华民族为完成现代性改造的过程所遭受的噩梦般的经历，不能忘记孔孟之道对我民族现代性改造所形成的巨大羁绊，不能忘记固守孔孟之道使我民族付出的巨大代价。19世纪60年代，满清帝国的大学士倭仁，面对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国之策，认为堂堂中华，岂能学习西洋蛮夷？声言“臣闻以夏变夷，未闻以夷变夏”，可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大兵压境，却是事实在在地摆在面前的严酷现实，怎么办呢？于是想起了一件似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取胜法宝：“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只要“以忠信为甲胄、礼仪为干橹”，祭出这件法宝，气势汹汹的西洋人就会像小鬼见到如来佛，拿头拜倒在我们礼仪之邦的文明人面前。结果如何？满清王朝在西洋人面前一败涂地，以血的事实证明倭仁之辈的“道义空谈”实在不过是一相情愿的自作聪明。这位孔孟之徒、晚清大老忘记了一个事实，这些携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洋人，脑袋了充满了掠夺欲望，根本不相信满清大人视为宝贝的劳什子“礼仪”。这就是近代世界各族打破区域局限以后以圣人之邦自居的中华帝国遭遇的第一件尴尬事。 倭仁“以夏变夷”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不明白孔孟之徒的“礼仪”、“教化”等等的“文化”在“欲望”面前的脆弱性。在这个表面上冠冕堂皇但本质上弱肉强食、处处以武力为后盾行事的世界里，传教士们的冠冕荒唐的说教，固然可以减少部分人作恶的欲念，但要制服暴徒作恶，则只有警察行使强制手段。只要强盗实施抢劫的欲望不消失，说教是无力的。一个近在眼前的历史事实：同属儒教文化圈的东邻日本，自19世纪中叶明治维新以后，由于实行“脱亚入欧”的国策而迅速暴发。满清大老视为宝贝的孔孟之道并没有阻止这个后起的暴发户的野蛮行为，相反，其穷凶极恶又远甚于西方列强，终至以战争武力强制满清帝国割地赔款，并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经济稍有起色时迫不及待地再次发动战争，再次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可以设想，当下的日本，看到当下这个节骨眼上，中国内部又有人欺人自欺地奢谈孔孟之道，大概一定高兴得心花怒放吧？ 对于百余年来惨遭西方列强侮辱、欺凌的中华民族来说，固守孔孟之道，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而导致的悲剧并不陌生，切肤之痛可谓刻骨铭心：一句“落后就要挨打”，看似简单，却凝聚着无数中国人的斑斑血泪，是亿万中华儿女的皑皑白骨换来的惨痛教训。孔孟之道作为农本宗法小生产社会封闭经济的产物，它所塑造的阿Q精神，在根本上不适于与资本主义相偕而来的残酷竞争。目前的中国社会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长期追求的“富强梦”的关键时刻，以孔孟之道自我麻醉，不但于中国的振兴富强无望，即使勉强苟存也是妄想。此又可以断言也。 毋庸讳言，儒家思想中的仁爱精神，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朴实无华的人生信条，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崇高理想，都是各族普遍适用的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可珍贵的思想。然而，残酷的事实是，自人类产生以来，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斗何时消停过？尤其是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竞争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甚至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都承认，自私和贪欲是推动人类前进的动力之一。近代出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主张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观固然有其偏颇的一面，但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动物本性，以及由此决定的世界秩序的现实。在这个现实面前，孔孟之道能解决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吗？ 三、孔孟之道的复活有悖于中国现代性改造的目标 与东邻居日本较为顺利地完成现代性改造过程不同的是，由于历史负担过于沉重，中国的现代性改造之路走得实在过于曲折、艰难。人是历史转变的决定因素，人的思想的改造在整个社会改造最具有决定意义、也最为艰难。正是在历经曲折的现代性改造的艰难探索中，20世纪初叶的文化先驱们逐渐意识到改造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意识到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传统政治伦理学说的反现代性本质，明白了“伦理之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换言之，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对孔孟之道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攻击，正是基于它对中国社会现代性改造所形成的巨大阻力。新文化先驱者力图从人的伦理之觉悟作为中国社会现代性改造入手处，无疑是把握了问题的关键。因为经济和政治层次的改造是否取得成功，最终要以伦理之觉悟为其必然结果并由它加以体现。 那么，孔孟之道对中国现代性改造的阻力表现在哪里？在当下中国现代性改造事业的关键时刻是否可以复兴孔孟之道？ 首先，孔孟之道是农本经济的产物，作为政治伦理的孔孟之道始终维护农业小生产的生活方式，其对个人要求“安贫乐道”、“何必曰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体现在两千余年以来的政治决策中则是“重农抑末”，轻视（或敌视）商品市场经济。在孔孟之道所确立的传统经济伦理支配下的中国人，从帝王到平民，在西方列强扣响关防的初期，先是对其发展贸易的要求不屑一顾，继而对其以武力威胁为后盾强迫开放通商口岸的要求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实在是孔孟之道所体现的封闭的农本经济观念对于市场经济的本能反应。可以说，如果中国社会不能摆脱儒家传统的顽固的“本”、“末”经济观念，脱不掉小农思维的局限性，意识不到商品生产和市场运作方式对于财富积累的重要意义，就不可能走到市场经济的道路。以孔孟之道的经济伦理，反观近50年一度热闹非凡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我们不得不说，所谓“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结论，不过是想当然的伪命题。 新中国建立以后，主要当权者仍然视商品市场经济为洪水猛兽，长期蒙昧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性，甚至坚持“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以意识形态作为经济决策的依归，以道德而不是以物质作为价值标准，不患寡而患不均，推行孔孟之徒的理想化的乌托邦经济平等主义，终至将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孔孟之道造就的封闭的小农心态，甚至在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是强大的惰性力量，其最明显的表现之一，是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争论。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以其政治家的勇气断然否决这场无谓的争论，确立“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才得到全民族的接受和肯定。这场争论实质上折射着新旧两种思维。2000年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现代性改造中的第一个层面的改造——经济市场化改造已展露曙光。但是，两千余年来孔孟之道的小农经济伦理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中国现代性改造的重大障碍。对此，人们应有清醒的认识，保持高度警惕。 孔孟之道对中国现代性改造最大的妨害，是它所塑造的政治伦理与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目标格格不入。首先是它对皇权专制主义的张皇。儒教主张“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帝王外于法的观念在法家与儒家都是如出一辙。管仲说：“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任法》）君主是法的制定者，能做到“以法治国”——以法律治理别人——已是天大的善政了。而在后来的儒家的政治伦理中，君权完全是以上对下的单方面的权力，韩愈《原道》说得直白露骨：“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在孔孟政治伦理中，君主有独裁的权利，臣下只有执行君主意志的义务，而民众则只有奉献物质、接受君命、服从君命制裁的义务。在皇权专制主义观念中，“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天经地义。在帝王那里，任何不利于权力独断的思想都会遇到天然的敌意。如孟子主张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讎”，虽然是从维护君权的角度对帝王提出的劝勉，但一千几百年后还是惹得游方和尚出身的朱（元璋）皇帝大光其火，下令将孟子牌位逐出文庙，剥夺其配享。 且不要认为儒家皇权专制主义已是与现代中国历史进程无关的历史陈迹。民国初期，小学生要唱“把生命交给（孙）总理”；蒋介石统治时期，学生们要唱“大哉中华，代有贤能，蒋公中正，今日救星”。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学生准则中，第一条便是：“无限终于毛主席”，而毛本人则公然声明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对歌唱 “大救星”的《东方红》和海啸般的“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高呼声，听之泰然，甘之如饴。显然，现代无产阶级在《国际歌》中表达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自由、自为的现代社会的崇高理念，并没有取代他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孔孟之道所尊崇的帝王意识。而中国民众的思想，如毛所言，是“党外无党，帝王思想”，也来自孔孟思想的熏陶和教化。 孔孟之道对中国社会的最大功用，是提供了一套稳固宗法皇权专制统治需要的道德礼仪规范，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套维护礼治秩序的伦理学说在国家强力推动下，几乎演变成宗教式的信条，两千余年中使人无逃避于天地之间。直到近代鼎鼎大名的曾国藩在给儿子的信中还有这样的家训：“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以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不顺。’”（《曾文正共全集•家训卷下•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儒家纲常、名教、道德、礼仪的最大特点，是损卑下以奉尊长，牺牲被统治者的个性以事统治者。在君臣关系上，用一个“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君；在父子关系上用一个“孝”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在夫妻关系上，用“顺从”“贞洁”等名词使妻子一方完全牺牲于丈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这种不平等观念的基础是“天命”理论，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在这套伦理化的政治学说中，绝对找不到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平等观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