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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门伦理熏陶下，民众的人生信念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从受人压迫到压迫别人似乎是每个人的奋斗目标，必然之路。然而，在受命于天的皇帝之下，无论是受人压迫者还是压迫别人者，在本质上都算不得真正的“人”。西方基督教背景中，皇帝或国王与芸芸众生都是上帝面前平等之人的观念，在儒家伦理中是从来没有过的。这种等级观念结出的果实，如鲁迅所指出，是“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人无论如何奋斗，其结果无非是两个位置：想做奴隶而不得，或暂时做稳了奴隶。（《灯下漫笔》）反平等观念，是亘两千余年而未变易的孔孟之道的最大特色。 孔孟之道中也绝对没有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人民主权观念。正如鲁迅所说，“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为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而这“出色的治国的方法”的精髓便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泰伯篇第八》。这是历代统治者奉行不逾的统治秘诀。 对于百姓，儒家的要求则是“思不出其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换言之，在孔孟之道中，老百姓就应该坚守“治于人”的规则，不要乱说乱动。这种思想用历史上那位被奉为完人的诸葛（亮）大丞相在《空城计》中的话说，就是“国家事用不着尔等劳心！”两千年来愚民政策的结果是，国人的权利观念被完全扼杀。王亚南研究中国官僚政治，指出一个事实：“中国自来就不许人民具有什么基本的权利观念，所以他们对于任何自身基本权利的被剥夺，被蹂躏的事实，很少从法的角度去其是非，至多只是在伦理的范围内去分别善恶；事实上，即使是在伦理认识内，他们也并不能把善恶辨德明白，因为读书有权利做官，做官有权利发财，做官发财都由命定这一类想法，是不许他们有彻底的道德评价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7页）这种权利观念的缺乏并非仅见于以往的历史。以最近几十年学术界的事例，“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区分开来”曾被拥为英明政策，可是这种政策的内在前提是：读书人不可涉及政治，政治乃是特殊集团的权利。这难道不是孔孟之道传统政治伦理的当然之意？ 现代社会的契约观念在孔孟之道确立的等级制度中是不存在的。岳飞被冤杀二十余年后，宋孝宗为他平反，对岳飞后人说：“前世流人，亦有父子兄弟死则追褒，生则宠秩，如今日者乎？国家雨露之恩，与天通矣。……尔之一门将何以报朕哉？”臣子被冤枉和屈杀，在君主看来是可以不必承担责任的，予以平反就成了“恩泽”，是可以要人感恩戴德，以致要求回报的。有意思的是，这一惊人相似的一幕在几十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再次上演。“反右”和“文革”期间，大批无辜书生蒙难，后来给予平反后，也被一些人用“母亲打儿子”来为打人者解脱，甚至一些被怨打者也以此论表示自己觉悟之高。如1983年有一报道：一位农村教师在蒙冤平反后在家里办了个图书馆，在门上贴了一幅对联：“历十载寒窗，经廿年冶炼，多亏三中全会精神，喜有今日；订几份报纸，购百册图书，提供四邻子弟学习，敬报党恩。”一方面是居高临下、皇恩浩荡，一方面是奴颜婢膝、感恩涕零，这种场景曾千万次地出现中国的史册上。儒家精心塑造的君臣伦理可谓渗透到中华民族的骨髓中。但我们知道，现代文明社会公认的一个原则是契约原则，掌权者只享受运用权力的权利，而不承担其行为后果，则必然导致滥用权力。“一切服从”、“无限忠于”，对意识形态的一道同风、舆论一律，仍然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道“大风景”。可惜在孔孟之道的驯化之下，国人早已是习惯成自然了。 孔孟之道对于现代社会改造事业的大碍，还在于它对科学发展的阻碍作用。我们知道，儒家的理想和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长幼、尊卑有序的社会，而“修齐治平”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不二法门。两千余年间，孔孟之徒汲汲于人伦纲常，将正心修为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讲得天花乱坠，对于自然界的现象，除了以“天道演变”、“阴阳五行”之类玄而又玄的理论加以附会外，从来没有一个正当解说。儒教传统以“代圣人立言”、“为往圣继绝学”为其重要使命，其思维定式是以权威，即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作为一切思想论说的核心和前提而引申发挥，其结果是形成一种看似合理的可怕的权威中心主义。在这种权威中心主义面前，“君言”、“圣说”是终极真理和是非标准，学者和学术完全没有独立性和神圣性，形成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尖锐地指出的贯通两千年的一个现象：“文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文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六经，妄称文以载道，代圣人立言，以自贬抑。史学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史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春秋，着眼大义名分，甘以史学为伦理学之附属品。音乐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音乐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圣功王道，甘以音乐为政治学之附属品……。”（陈独秀：《学术独立》）儒家权威中心主义的盛行的结果之一，是整个民族对科学思维方式的隔膜，其最近也最突出的例证，就是人们记忆犹新的“大革文化命”。在“红太阳”神话笼罩整个民族的环境中，“一句顶一万句”的谬论被奉为“真理”，乃至“文革”结束后两个“凡是”仍被奉为不可动摇的信条。时至今日，虽然几十年前猖獗许多岁月的“科学为政治服务”的荒谬口号已无人再喊，但将政治权威混同于学术权威、科学权威，以政治权威的结论为终极真理，以政治权威干预学术研究的现象，仍然时有所见。 在经济层面最终融入世界大潮之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改造事业的核心已经明白无误、刻不容缓地转移到政治民主化和思想科学化方面，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能否取得完全的成功，最终取决于政治民主化和思想科学化能否顺利实现，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所追求的“民主”和“科学”的最终实现。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还是重温一次那振聋发聩的呼喊吧： 胡适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又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陈独秀说：“要拥护那德（Democracy）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Science），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从黑暗中才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在孔孟之道这棵老树上，如果不经有效的嫁接，能长出民主和科学的新芽吗？儒教政治伦理之下，能造就“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即“伦理之觉悟”基础上的一代新人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四、孔孟之道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脱不掉的梦魇 鸦片战争以后，国人从天朝梦中惊醒，明白了世界上不止有中国，中国并不是世界的中心，从而进入了开眼望世界的时期。然而，在这个时期，仍然固守“夷夏之辨”满清顽固自不必说，即如开眼看世界的魏源、林则徐等人以及后来的洋务派，对西学的重视也只局限在器物方面。在他们的思想中，以孔孟之道为经纬的中国固有伦理政治制度仍然是优于洋人的。如魏源说：“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在总体上，这一代人的基本主张大致跳不出一个窠臼，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以诸国富强之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那流行一时的名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谓这一时代精神的高度总结。从同情的理解角度，这些人本身在儒家礼教传统中成长起来，又未跨出国门一步，于西洋文化几乎完全隔膜，其经国济世之策反诸孔孟之道，是完全不足为异的。 甲午国耻以后中国进入探索政治制度改革的时期。这一时期指点江山的新派人物多半都于西洋文明有较深了解，但在民国建立之后，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他们却同样出现了向孔孟之道的回归。康有为曾以鼓吹变法而名扬四海，但变法失败和共和制度初期的运转失灵，使他又回到传统中去寻求解脱之道，以至在1916年9月20日说出了像梦一样长期缠着中国人头脑的昏话：“虽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国，日读外国之书，而所依归，在孔子之学，以《春秋》折狱，以三百五篇作谏书，以《易》通阴阳，以《中庸》传心，以《孝经》却贼，以《大学》治鬼，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奉以周旋，不敢失坠。”这已经不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正常人的思维，倒像是神经错乱者的胡言乱语。 严复是在介绍西学上做出莫大贡献的一代文化功臣，他在1896-1906年十数年间肆力于译介西方理论，将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介绍给国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强理论，启国人心志，振聋发聩，厥功甚伟。然而，在民国初期的社会失序和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杀中，他感到茫然，同样出现了向孔孟之道的回归。 1917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窃尝究观哲理，以为时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认为“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1918年他又写道：“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民国与欧罗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 泽被寰区。”原来宣扬西学的先锋同样返回到了儒教的营盘。 同样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是梁启超。在清末民初几十年中，梁启超一直是引领时代思潮的先锋人物。1918年12月至1920年3月，他在欧洲游历近一年后，欧洲人中蔓延的“科学破产”的悲观怀疑情绪，使他重新获得了对于中国传统文明的信心，“近来西洋学者，许多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我仔细想来，我们实在有这个资格”。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他号召中国的青年人去拯救西方世界：“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科学未兴之旧邦，要以旧病缠身之躯体去解决强悍列强的争斗，想法未免让人感到天真且滑稽。 近20 余年来中国人民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经济运作的正确道路，即市场化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现代性改造进入全新阶段，政治民主化和思想科学化成为上自政府下至民众奋斗的目标。然而，在这关键时刻，却有读经、尊孔思潮的兴起。一本现代人解说的《论语心得》竟然成为洛阳纸贵的畅销书。原因何在？这个问题，只要看一看时下的相关社会因素，就不难找到答案。 大致说来，时下的鼓吹者主要有两类人：一类人因对中国传统文化确有较深厚的修养以致为其所化，情令智昏，看不到孔孟思想中的反现代性因素。这类人有两个不可克服的缺陷：一是甚少或完全缺乏西学修养，缺乏世界眼光，缺乏比较、理解世界多元文化优劣长短的能力；这一缺陷导致一种莫名其妙的文化自恋情结，以为人类社会上下几千年，东西数万里，中国传统文化“天下第一”，世间万物皆备于我，堂堂中华无需学习外族；二是昧于世界潮流而产生时空错乱感，误将农本时代产生、理应当作改造对象的孔孟之道当作拯救当今世界弊端的灵丹妙药。这类人以中国大陆人数为多。另一类人则是久居海外的华人学者。这些人在海外长期以研讨、教授和传播国文化为谋生手段，在异质环境中虽具有鉴别、评判不同文化的条件，但异国生活环境往往促成对母邦文化的认同，下意识地将其缺陷隐去，同时又将其优点不恰当地放大。当年林语堂在国内大讲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但在西方又大讲中国文化优越性的情形，其实普遍存在于海外居住的华人学者之中。职业需要使他们不能过多暴露母邦文化的短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人没有大陆知识分子经历“大革文化命”这样的传统文化——其核心是儒家政治伦理——的毒素大爆发造成的灾难，对于文化传统毒素的可怕之处没有切肤之痛，因而容易发思古之幽情，产生美丽的幻觉和欣赏之情。 然而，不管鼓吹者出于何种原因而鼓噪尊孔读经，其态度获得相当一部分人的赞赏和支持，则与近20余年的社会变动密切相关，是客观环境使然。中国社会巨大变迁造成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以往教条信仰的失坠，既有思想权威影响力的衰减，为孔孟之道的复活提供了条件；而政治民主化——法治建设与之相辅相成——的相对滞后，造成汹汹不可遏制的社会腐败，为回归儒家思想传统提供了契机：人们错误地认为这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结果，认为只要抬出传统，搬来圣人之徒，请出“四书五经”，就可以制服“腐败”。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官员上任之初到包公祠中宣誓不当贪官，看起来是滑稽之举，但在骨子里正是儒家“回归三代”传统思维的必然产物。从孔子开始，每当“礼崩乐坏”之际，往往就有人慨叹“不见周公久矣”，为恢复“三代”完美之制奔走呼号。这已是历史上一再出现的现象。“文革”时期，盛行“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刹那”、“灵魂深处闹革命”，林彪将这个传统推而广之，将领袖语录夸大为“精神原子弹”，以现代条件下的“思想制胜”手法将儒家的“修身”传统推向极端。因此，只要我们以稍微清醒的头脑翻一下这本陈年老帐，目下演出的这一幕以“读经”形式展现出来的回归孔孟的古装新戏便原形毕露：面对繁难复杂、前所未有的现代性改造事业，一些人缺乏世界眼光，习惯于陈旧思维定式，懒惰于开动脑筋，简陋于世界先进文化，胆怯于八方取经学习，在既不熟悉历史、也不了解当前、更对未来茫然的情况下，无可奈何但又顺理成章地选择了“回归”之路。悲矣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