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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约瑟就罗马对欧洲的重大影响进行了阐述，认为“罗马国实为欧洲古今数代之枢纽”，“往古欧洲诸国，举经罗马征服。迩时诸国，当罗马衰落时乘势自强兴起”；95“今之欧地诸国，无一不得有罗马之遗利，如作罗满西语之诸国……其政治风教咸从罗马。若德、奥、英、丹、瑞、挪之德族诸国，其政治风教从罗马者固不及法、西、意、葡诸国之多，然其风俗政治亦半因罗马之遗规。”96作者进而得出结论：“欲考究德族诸国之详，尤宜先须论次罗马。”97 研究罗马史的重大意义在于，不仅可以了解古罗马历史，也有利于理解欧洲诸国历史和近况。作者在小引部分对此有专门论述。小引共三节，分别为读罗马史便悉欧洲近事；罗马史载往古诸国事；史中五要观。在第一节中，作者指出：“罗马史显示人之最要事，即欧洲诸国如何由渐精进而成……粤稽欧民多同之原由，端赖罗马砥属欧地时，将多端美风善政赐诸国……由是观之，于罗马史次第观阅，可知欧洲诸国如何蒸蒸日上臻于今兹气象也。”98作者进而在第二节中说到：“罗马史书，不惟可征明现时欧洲诸国曾如何得罗马教化，兼可知罗马于往古如何平服多国，自成为首一强国。阅乎此书，则知罗马先如何据有意大利诸他国地，继如何平定滨临地中海之四周诸国，不惟是有，并能分设方伯，治理诸地，颁予罗马律例，教导多人，使与罗马人有多寡不等之相似……由是观之，读罗马史者，知古今各强大国相关系之多事故。”99为了学习掌握罗马史，作者在第三节中专门提示读者，“观罗马史书应加意之要道有五：一论罗马有何摩炼得吞并欧亚非三洲泰西诸国之力；二论罗马以何法定三洲；三论罗马以何法存所征服之诸地；四论罗马既为天下王以何法治理天下；五论罗马何以先诸国而威权败落。”100 《罗马志略》在叙述罗马历史时，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发表了评论，且对有些问题的分析论述非常精到。如在述及罗马贵族与平民之间长期的斗争时，艾约瑟评论说：“二百五十载之如是争执，实为伊古来所罕有。二门户人（指贵族与平民）杂居一城内，出门即遇诸街衢，伤残屠杀绝寡。二门户所用之机锋相对术，俱不出例所许用者。虽欲改何制，尚未改就时，仍遵依旧例。纵极力争拒，仍不使过于愤怒，知始终强忍必可获胜，是以安闲不迫切。泰西诸国，遇争执时，除英国外，举不及往昔罗马人，坚卓自持，处事镇静，不使逾分也。”101可见作者对罗马平民与贵族间通过民主讨论而不利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的游戏规则甚为赞赏。在卷十一评论军士掌权，拥立皇帝时说：“然军帅互争为帝，与军士弑帝立帝，乱事频兴不息，实为授诸敌人以入侵罗马之隙，因而罗马愈衰，力难抵御。若时不大更张国事，政治一新，则国虽暂存，而不久即恐有灭亡之患也明矣。”102实际上讲明了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之一。另外作者在论述君士坦丁创建君士坦丁堡的原因时，从罗马民众的习性和罗马的制度等着手分析，认为主要是因为，一是君士坦丁“将复大改旧章，惟念罗马城民习尚苟安，难以卒变，乃别建一新城”；二是“缘居罗马城之诸帝，皆仅为自主之民中之一首领官。兹既改迁新都，则罗马旧章咸可随帝之便否以定除留，而除者亦自潜消无迹，更无忧。或有骇人听闻，致有阻碍之诸事，若帝居罗马城，一如是施为，必多难行，盖时罗马城之议院诸人尚多威柄故也。至新都议院，名虽仍旧，其人咸有帝选而升用之。”103 除上述三部论著外，艾约瑟还着有《西学略述》（1885年），这实际上是一部西方文化史，其中有对希腊罗马文化成就的叙述。该书分十卷，介绍西方古典学知识较多的是卷四文学、卷五理学和卷六史学。内容最丰富的是卷四文学。艾约瑟在简述西方文学起源时提到了荷马史诗并论述了史诗的历史地位：“至中国周初时，希腊有一瞽者，名曰和美耳，最长于诗。其生平著作惟时已脍炙人口，后人为之校定成集，记其大者，分有上下两部，每部24卷，中皆详咏希腊国人时与邻境构兵，而希腊人多好勇，以独身挑战为能等事。虽其言多奇诡而义皆终归于正固，未足称史，实开作史之先。即后人之著作篇什，下而至于农歌、戏剧等文，皆祖之。迨和美耳殁后数百年时，小亚细亚西滨海处毗连海岛，计有七城，其间人民皆争言所居之城为和美耳之故里。则和美耳之芳名可知矣。”104 在卷四第二节“希腊学传至罗马”中谈及希腊文学的东传罗马，论述了希腊文化对罗马的影响：“及汉初罗马国日益强大，希腊文学亦传遍彼地。罗马富豪之家，每家可延一希腊师长，训其子弟。专门教言谈、教性理者亦不乏人。”105 卷五理学分七节。第一节理学分类，作者写道：“考西国理学，初创自希腊，分有三类。一曰格致理学，乃明征天地万物形质之理；一曰性理学，乃明征人一身备有伦常之理；一曰论辨理学，乃明征人以言别是非之理”。上海格致书院学生的课试论文就参考了这一部分；第二节介绍了以泰勒斯（他理斯）为首的希腊七贤；第三节介绍了约年理学派（爱奥尼亚学派）；第四节“希腊理学一变”论述了苏格拉底的哲学史地位，指出“琐格拉底者，乃希腊最著名善于理学之人也，惟时希腊理学为之一变”；第五节“希腊理学三要”，认为希腊文化的最主要特点就是“至诚、至美、至善”；第七节介绍了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指出德谟克里特（底摩革利都）的主要哲学观点就是“以万物皆有不复可分之同式原质微点”。106这一卷实际上就是一部希腊哲学发展简史。 卷六史学，在第一节“史学考源”中提到了“希腊创着国史之人”“希罗多都”、“都基底底”以及“伯路大孤”。称希罗多德“缘其曾周游多国问政访俗，并皆征诸故老之所流传典籍之所采录，返至希腊，兼证以昔所见闻，而作史九卷”；另一“创着国史之人”，是“都基底底”（修昔底德），“其史乃即当时希腊境内诸城称兵互相攻击，竭虑殚精，以详考其间战争诸事而作也”；而“伯路大孤”（普鲁塔克）所著《希腊罗马名人传》则“择取希腊与罗马伟人之彼此才德伯仲功业相侔者，如或皆长于治国或皆善于治军，皆两两相较，分为立传，考定优劣，以示后人。”107 卷七格致学，在“几何原本学”一节中介绍了泰勒斯（他利斯）、毕达哥拉斯（布达哥拉）和欧几里德（欧吉利德）的科学贡献。卷十的“游览”是西方历史上的地理探险，其中记述了希腊时代的航海活动。 《西学略述》出版后受到学界的重视，《格致汇编》1891年夏季号曾予以介绍；梁启超评价《西学略述》“言希腊昔贤性理词章之学，足以考西学之所自出，而教之流派亦颇详焉”，虽“译笔甚劣，几不可读”，但“此书则不可不读”。108 （五）丁韪良的《西学考略》。丁韪良（Ｗillian．A．P．Martin，1827-1916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50年来华，曾任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着有《天道溯原》、《国际公法》、《格物入门》、《西学考略》等。 《西学考略》主要介绍了欧美文化和教育制度，其中用一定篇幅简要评述了古希腊哲学。古希腊早期哲学与自然科学是混和在一起的，古代东方的自然科学尤其是巴比伦和埃及的算术、天文学对古希腊哲学有重要影响。对此，丁韪良并不讳言，他指出：“所谓西学者……其本原出于东方，……算学本于埃及，天文学本于巴比伦，皆由希腊人而西传焉。”109称西学“本原出于东方”，迎合了封建士大夫的“西学中源说”。当然，丁韪良的目的并非排斥西学，而是为了消除士大夫学习西方的心理障碍。丁韪良正确评价了近代欧洲文化与古希腊罗马文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承继关系：“西国文字格学多出自希腊罗马。然三四百年来，英法德各文渐兴，而渐精，不惟词章不逊于希腊，即算格诸学亦能深造而驾乎其上。”110 丁韪良介绍的第一位希腊哲学家是泰勒斯。泰勒斯作为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被亚里士多德称为整个西方哲学的鼻祖。但由于泰勒斯反对世界的神秘创造和人事由神意安排的愚昧观念，与基督教神学教义颇不相容。因此，丁韪良对泰勒斯的唯物论哲学思想只字未提，只介绍了泰勒斯在天文学上的贡献：“周平王时，有希腊人塔理士（泰勒斯）者，生于小雅细亚，能算日食，时伊本国与邻邦构兵，适值日食，敌兵张皇，本国兵毫无恐惧，遂大捷，因塔氏已预为之言也。”111 丁韪良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介绍比较详细。他写道：“至周末时，性理之学大兴，分门别户，列为百家，交相论说，渐入虚无。惟索格底（苏格拉底）、布拉多（柏拉图）、额里斯多（亚里士多德）三人有圣贤之目。索氏以修齐治平为急务，如中国先师孔子；布氏原出于琐氏之门，复将师传推而广之；额氏学出于布氏，旋另行设教。布氏以性道之学为大旨，额氏以格致之学为要归。彼时测格致未若后世精详，不过试创其端而已。”112苏格拉底哲学注重社会和人生问题，其理性主义的德性论与儒家伦理颇有相通之处，其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被奉为人格的典范，丁韪良把苏格拉底的哲学比附为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是有道理的。苏格拉底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几乎与孔子在中国的地位相同，丁韪良称他“如中国先师孔子”是恰如其分的。如果说丁韪良把柏拉图的理论比附成“性道之学”还算恰当的话，把亚里士多德思想归结为“格致之学”则有些勉强，至少这种说法不能全面概况他的全部思想理论。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童年时代，后世几乎一切哲学现象都可以从中找到源头，特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三人的思想更是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滥觞。因此，丁韪良最后指出，后世对三人：“无不敬若神明，立论皆宗其说，迄于明初始改弦而易途焉。”113丁韪良的介绍虽然比较简略，但对古希腊哲学精髓的概括还是相当准确的。 除哲学外，丁韪良还介绍了希腊盲诗人荷马（贺梅尔），论述了希腊罗马文化对后世的影响。丁韪良指出，荷马乃“周初之瞽者”，“擅绝世之才，歌咏诸邦战绩，庶民心感，多默识之”。希腊罗马“开化最早，相继而兴，征服三大洲诸邦，故其文传之极广”，罗马“文字广为流传，而最重律法，今各国法学，其源多出于罗马”。114这实际上肯定了希腊罗马文化对于西方文化的源头地位。 概而言之，19世纪后期，传教士对西方古典学的引介传播规模尚不足以与今日乃至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情况相提并论。整个这一时期，中国的西方古典学仍处于开始引进阶段。这表现在文献形态上，在总体上绝大多数论著停留在编译的阶段，翻译和介绍性的文章占绝大比例，评述和研究性质的论著微乎其微；在文章的深度上，当时还只能根据国外流行的书籍进行一般性介绍，很少能进入依据古典史料作学术考证和研究的层面。尽管如此，正是这些介绍性的著述，为此后的二三十年代西方古典学在中国的初步研究奠定了基本基础，传教士所作的西方古典学引介传播工作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并值得我们作进一步总结和研究。 （作者附识：本文写成后，承蒙张绪山先生过目并提出重要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