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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之恩主 城市之灾星 在神圣罗马帝国历史上，霍亨斯陶芬王朝是第一个真正意识到帝国传统的全部含义的德意志王朝。为了完成复兴神圣罗马帝国的“神圣”使命，腓特烈二世祖孙三代，曾经掀起阵阵“斯陶芬风暴”（但丁《神曲》王维克译本p37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企图建立一个北起波罗的海，南抵北非海岸，囊括东方的拜占庭和巴勒斯坦广大地区的基督教世界大帝国。 这个世界主义的虚幻梦想，曾经驱使着红胡子腓特烈踏上十字军征途；推动着“恺撒”亨利六世集结大军拟对拜占庭进行远征。但是，均由于他们的猝死（亨利六世死于疟疾，红胡子在小亚渡河，不慎落水而死），他们的事业顷刻间“烟消云散”（马克思语）。尽管如此，世界主义的梦想对于斯陶芬“第三风暴”腓特烈二世来说，仍然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他自称“奥古斯都第二”，就有意向人们宣示他的勃勃野心。 鉴于其先辈们为他攫取了西西里王国，业已规定了霍亨斯陶芬王朝战略重心的南移，腓特烈二世为自己制定了重振帝国的具体战略步骤：首先，以西西里和南部意大利为出发点。接着，制服伦巴底，夹击教皇国，将意大利全境置于牢固的掌握之中。然后，越过阿尔卑斯山各大隘口，突入德意志南部，控制各大邦君，直达波罗的海沿岸。最终，建立一个囊括德意志和意大利，以及近东地区的庞大的政治统一体。（参见巴勒克拉夫《泰晤士世界地图集》p123,三联书店，1982年）。因此，腓特烈二世的宏伟目标，是以建立强大的意大利统一政权为基础的。 腓特烈二世既是雄心勃勃的战略家，也是注重实际的务实主义者。他深信要达到上述目标，必须有雄厚的物质和强大的军力作后盾。为此，他分别以西西里和德意志作为重振帝国的物质资源和军事资源。 由于西西里岛和南意的富庶及其在欧非大陆之间和东西方贸易中的居中地位，他被腓特烈二世看作其事业的重要财源。而且，西西里和南意与伦巴底南北呼应，构成夹击教皇国的态势，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此，腓特烈二世将西西里王国作为其全盘计划的支撑点。于是，他从1220年开始，特别是在1231年前后，以其罕见的魄力和胆识，在西西里王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改革的内容，笔者在另文——《锐意革新的世界奇才》中述及，此处从略。腓特烈二世改革的意义在于，它使欧洲君主制在南意和西西里最先战胜了领主和教会，比西欧诸国提前200多年，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并带有专制主义色彩，从而使腓特烈二世的西西里王国政权在欧洲历史发展中，成为“早熟政府”（G·R·波特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p6，中国社科出版社，1988年）。 同时，腓特烈二世的改革所导致的西西里王国的强盛，直接增强了对罗马教廷的威慑力量。而且，它决定了腓特烈二世未来同罗马教廷的尖锐对立，尽管是以往政教斗争的直接延续，但其性质已与其先辈们在意大利作为外来侵略势力具有极大的差异。因为腓特烈二世的强大王权，直接根植于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肥沃土壤之中，乃是中世纪意大利本土历史演进过程中的进步因素。 然而，腓特烈二世在西西里王国雷厉风行进行改组的果敢行为和富有创新精神的远见卓识，与他在德意志的因循守旧观念和无所作为状态，恰成鲜明对照。二者集于一身，使他判若两人。 1212-1220年间，腓特烈二世首次在德意志呆了八年。但这时的德意志王国，已不过是各大邦君君权的拚凑。早在腓特烈二世以前，德意志新老贵族世家和教会大领主们的政治独立性业已增强。在争位内战期间，双方分割王产，使皇权受到严重削弱，已经丧失了驾驭诸侯的能力。同时，德意志对于腓特烈二世来说是陌生的，“他永远是在先人国度里的一个外国人”（哈勒尔《德国史纲》p84,商务印书馆，1936年），甚至连德意志话也不会说。对于腓特烈二世来说，德意志唯一的价值就在于拥有众多的重甲骑士，堪加利用。于是，腓特烈二世只是简单地因袭了其先辈们在德意志的传统政策：与封建贵族结盟。他通过使用牺牲皇权和继续损害城市利益的方法，进一步笼络大封建主，借以换取诸侯们对他经略意大利的军事支持。 但是，在德意志，腓特烈二世最初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迫于教皇的压力，采用削弱皇权的方法，对教会封建主进行让步的。1213年，腓特烈二世为了报答英诺森三世对他的选立，在波希米亚颁布了《埃格黄金诏书》，承认德意志的主教，不受皇帝干涉，可以自由选举，从而完全放弃了昔日《沃姆斯和约》中有利于皇帝的条款。1220年，腓特烈二世为了换取其教皇老师霍诺里厄斯三世，在罗马为他正式加冕的政治实惠，不惜对教会封建主做出更大的让步，乃颁布《关于僧侣诸侯的权利》的敕令：豁免教会的纳税义务，放弃皇帝对教会的世俗统治权，并承诺镇压“异端”，支持主教抑制城市自治的企图。这样，德意志的主教们最先成了拥有广泛特权的“邦君”。 腓特烈二世在此次离开德意志之前，又选立其年仅九岁的长子亨利为德意志王，称亨利七世。任命帝国宰相、科隆大主教恩格尔贝特为摄政，总揽全权，辅佐治理。然后，他假道罗马，正式加冕，返回南意，专注于西西里政务。 这时，德意志西南部的莱茵兰和阿勒曼尼等地区的城市，在莱茵河贸易和农民大批流入城市的刺激下，日趋繁荣。但在霍亨斯陶芬王朝诸帝，顽固而又毫无远见的政策怂恿下，莱茵河已经从一条理论上的“王家的街道”，变成了实际上的“教士的胡同”。美因兹和科隆的大主教们几乎囊括了所有的通行税。“税站的数目，惊人地增加着，从十九所增加到六十二所”（汤普逊《中世纪社会经济史》下册p97,商务印书馆，1984年）。诸侯的压迫和骑士的劫掠，使城市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因此，城市不断发生骚乱，与封建主发生激烈冲突。1225年，代表皇帝意志的王国摄政、科隆大主教恩格尔贝特被杀。随后，年轻王子亨利七世亲政，对城市企图摆脱诸侯控制，借助于王权而取得自治的倾向，予以同情和支持。1226年，莱茵河中游的美因兹、沃姆斯、宾根、斯拜尔、奥彭海姆、法兰克福和佛利德堡等诸多城市，组成“莱茵同盟”，联合抵抗诸侯强盗式的掠夺（汤普逊前引书p98）。为此，美因兹大主教西格弗里德向皇帝提出申诉。腓特烈二世责令其子亨利对城市各类组织予以取缔，遭到城市拒绝。腓特烈二世对于亨利王子同情城市、取缔不力的软弱态度大为不满。父子关系恶化起来。 1231年，腓特烈二世为了解决城市和诸侯的争端，正式宣布严禁城市之间互相结盟，并在沃姆斯颁布了《关于世俗诸侯的权利》的敕令。该敕令的基本精神：首先对皇权进行自我削弱，放弃司法、铸币和地方行政管理权，进一步笼络封建主。其次，限制城市的权利，抑制城市的发展。诸如禁止建立新城、新集市、新城堡，削弱城市及其防御能力；禁止农民流入城市，归还城市在扩展中占有的领主土地；限制城市的司法权限等等（《世界上古中古史参考资料》p265-266,高教出版社，1986年）。该敕令本质上乃是，将1220年赋予教会诸侯的广泛特权，扩及世俗诸侯。这样，腓特烈二世在实际上放弃了对德意志的治理，交由僧俗诸侯统治。尽管从腓特烈二世的全部战略思想来看，他对德意志的放任政策，可能只是权宜之计。但它在客观上产生了永久性的恶果。从此，僧俗诸侯构成一个特殊的封建等级——拥有广泛权利的“一邦之君”，造成了中世纪德意志政治发展枝强干弱的分立局面。 德意志城市与诸侯的矛盾，在腓特烈二世的干预下日趋激化，并且集中体现在腓特烈与亨利、他们父子之间的公开冲突上面。腓特烈二世为了讨好诸侯，不惜牺牲王权和压制城市的政策，遭到了致力于德意志事务的亨利七世和一些王室大臣的坚决反对。1232年，皇帝腓特烈二世在拉文纳召开帝国会议，进一步剥夺德意志城市的原有权利，允准诸侯在各自的领地内的一切城市，享有“沃姆斯敕令”中的各种特权。亨利王子拒不出席拉文纳会议，以示抗议。这时市民反抗情绪亦达到炙热程度。1233年，皇帝公然与教皇协调一致，在德意志建立“异端裁判所”，企图镇压市民“异端”。但是，它的第一个被派去审判异端的主持者，立即被愤怒的市民群众所打死。1234年，亨利七世发布宣言，在博帕德举兵起义，从者如流。参加起义的有市民、不满皇帝政策的德意志王室大臣、嫉妒诸侯特权的中小封建主、骑士和教士等等（《苏联大百科全书》第45卷p128，莫斯科，1956年），并得到意大利北部伦巴底城市的声援和支持。义军成分虽然极为复杂，但政治目标却十分一致，即反对诸侯擅权、以及诸侯的代言人皇帝腓特烈二世。 1235年，腓特烈二世从意大利携带大量黄金进军德意志，在诸侯武装配合下，对市民起义进行利诱和镇压。参加起义的封建主和骑士纷纷倒戈。起义者在攻打沃姆斯城失败以后，被迫缴械投降。腓特烈二世逮捕王子亨利，囚于狱中。1242年，亨利在移狱时，跃马冲向悬崖而死。腓特烈二世在镇压起义之后，对德意志王室进行了清洗和整顿，另立其子康拉德四世为德王。 随后，腓特烈二世纠集德意志诸侯武力，以参与德意志市民叛乱罪，率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突袭伦巴底，从而拉开了他为建立意大利统一政权，而与罗马教皇和伦巴底城市进行血战的序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