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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源头，而希腊的理性思想（这里指哲学） 又是希腊文明最宝贵的财富之一。从公元前8世纪中后期希腊城邦产生后，它的各项制度也逐步发展并完善，而且直接促进了其理性思想的产生。具体表现在：城邦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其政治民主化，这种民主化又影响了宗教的渐变，在它的渐变中孕育了最初的哲学，出现了深受宗教思想影响的“米利都学派”，这些哲学思想反过来又推动了希腊人更好认识自己的经济、政治、宗教制度。在这样一条链式环节中，本文试图比较明晰地指出希腊理性思想产生中城邦诸制度（指经济、政治、宗教）的作用，再现当时希腊文明的盛况。 〖关键词〗经济、民主、宗教神话、米利都学派 〖 Abstract 〗 The ancient Greece is the cradle of Europen civilization,and its reasonable thought (refers to the philosophy here)is one of the most precious wealths of the Greek civilization. After the Greek city-states which appeared in about middle-late 8 century B.C.,each system of it was developing and perfecting gradually ,then directly promoted the creation of its reasonable thought. The course was as follow: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ity-states’economy, the democratization of its politics was promoted,which greatly influenced the gradual evolution of its religion ,and on its developing course, the primitive philosophy was developed.“Mileyus School of Thought”was the most famous at that time. Meanwhile, all these philosophical thougts were useful to help the Greeks better understand their owner economic,political and religious systems. On my paper ,I want to reappear the grand situations of the Greek civilization during that period,and to discuss the fuctions of the city-state’s systems (refers to the economy politics religion)which produced Greek reasonable thought, In thus link of a chain. 〖 Key words 〗Economy, Democracy, Religious myth, Miletus School of Thought 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的希腊历史被称为“古风时代”，这个时期希腊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文字的传入，城邦的建立，使整个希腊民族跨入了文明的门槛。从此以后，希腊的城邦制度，特别是城邦的经济、政治、宗教制度开始了其变革与发展的过程，“希腊文明”正在慢慢形成。 一．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城邦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 公元前8世纪末至7前世纪中期，希腊的城邦制度已初步形成。这一时期的希腊世界，特别是在他的本土，结束了多利安人入侵后长达数百年的“黑暗时代”，文明的曙光重新回归于爱琴地区。这种复苏最初是以经济发展为表现的，此时，希腊城邦经济出现了比较专门的分工，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完善和壮大。 农业上，自公元前13—前12世纪铁器从小亚传入希腊后，铁铧、铁犁、铁斧等工具被广泛用于农田的开垦和森林砍伐，从而把希腊多山而贫瘠的土地变成了种植谷物以及橄榄、葡萄等经济作物的良田。随着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的增长，希腊人古老的酿酒产业得到了发展，而作为农产品和酒类的装载容器，制陶业也逐渐兴盛。科林斯（Corinth）、雅典（Athen）先后成为当时的制陶中心，特别是后者在公元前6世纪生产的彩陶独霸希腊世界[1]。当然，我们不能把制陶业的繁荣全都归因于农业上容器的需求（显然还有别种作用，比如奢侈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以酿酒业和制陶业为代表的希腊手工业各部门，此时发展是飞快的。另外还有一突出的方面就是造船业。当时希腊人已拥有庞大的造船场和比较先进的造船技术，“已经能够造出了三层桨座的远航船，使用水手在200人以上。”这里不仅是为其以后在海上的胜利（希波战争）奠定手工业基础，更在于“为各邦提供了海外贸易用的各种船只，促进了海外运输的发达。”[2]随着希腊经济的发展，各邦的贸易往来，特别是希腊本土与小亚各希腊城邦及东地中海各民族之间的往来更加密切，而海运正是起了一种至关重要的桥梁作用，“如果没有发达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就不会产生发达的工商业，所以‘希腊人的贸易大道是海路。’”[3]这个时期，正如上面所说的，希腊各邦农业、手工业和造船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迅速繁荣。公元前7世纪，希腊开始出现金属货币并很快全面流通，金属货币的使用，使各邦在对外贸易中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这样就反过来又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及采矿业的发展。另外，各城邦统治者对商业采取的政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它的发展，大多数城邦都积极鼓励工商业的发展，最典型的是梭伦（Solon）改革采取的那些“利商主义”政策。商业的发展，开阔了希腊人的视野，使他们不再囿于爱琴海沿岸一片狭小的地区，足迹开始遍布黑海、小亚内陆、北非及西地中海一带，广泛接触到了各方不同的文明。 随着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其城邦内部各阶层的地位也出现了变化。掌握政权的贵族阶层极力要维护传统的经济结构和文化风俗，反对宗教改革和政治改革。而新兴的工商业阶层由于自身利益所关及经济实力的增强，他们所争取的是打破传统氏族血缘集团，促进商品流通；禁止使本城邦人变为奴隶，提高工商业者的地位，从而增加人们的商品购买力。更重要的在于，上述要求激发了民主平等思想，因为商业贸易要求对等交换、民主协商和个人自由。而这种思想，将随着一个商业民族的拓展而得到传播和发展，并慢慢地运用于政治上。当民主政治开始融入希腊社会后，希腊人的个体意识将会得到初步启蒙，这一点对理性思想的产生至关重要，因为正是有了自由思想，才有了打破传统的勇气和可能。此外，这时的小农阶层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由于借债抵押、土地兼并而沦为如同奴隶的耕农，另一部分人则成为了工商业者。然而无论是耕农、工商业者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农，他们总还是不满于现状，因此也就联合商业阶层反对贵族专权。这两种力量的结合，将渐渐胜过贵族的统治力量，建立民主制度。当然，作为传统的农民，土地的多寡与贫瘠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存，虽然在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农业得到长足的进步，可是比起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其近邻埃及，它的土地贫瘠而狭小，气候寒冷而多风。但也正是这种比较恶劣的条件，培养了希腊人勤劳坚毅又富于冒险精神的性格。特别是在经济发展，人口和土地的矛盾日益尖锐以至于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向外开拓土地是唯一方法。这种开拓可以通过战争或和平移民的手段来进行，伟大的希腊人选择了后者。移民的结果是使希腊城邦遍布于地中海、黑海沿岸，这些城邦仿佛是一条密缝于蛮邦原野这大片“织锦”上的“花边”。这些以小农为主的移民建立的新城邦，较少受贵族统治的束缚，他们在建城的过程中必须团结一致，平等商讨城邦事务，辛勤劳动，共同战胜困难。这种不分氏族的平等协商，也是城邦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条件。 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移民运动的开展再加上城邦内部各阶层力量此消彼长，使政治变革和文化交流在希腊世界以及整个希腊民族与东方诸族之间广泛开展起来，从而逐步揭开了希腊文明光辉灿烂的篇章。 二．希腊城邦政治的民主化 从公元前7世纪城邦制度在希腊形成之时起，民主化的历程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更前一步说，由于多利安人（Dorians）的入侵摧毁了迈锡尼文明，同时也摧毁了那种东方式的王宫专制及君权神授观念，使得希腊文明摆脱了东方因素的影响（虽然不是绝对的），独创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民主”无疑是这里最大的特征。 如上所述，当时希腊城邦经济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城邦内部各阶层地位的明显变化，传统的贵族寡头政权形式已很难保持社会平衡。平民阶层，其中包括小农、手工业和工商业者对贵族氏族开展了一系列斗争，促进了民主的发展，下面我们具体论述斗争的两种主要形式，即“僭主政治”和“改革”。当然，这两种形式并没有严格的先后之分，而是交织在一起互相推进的。 “僭主”（Tyrannos）一词据说是来自小亚[4]，与君王同义，最初这词也不含有贬义。大多数人认为，僭主制度是贵族寡头专制向民主制转变的一个过渡形式。但我以为这种说法明显降低了僭主们的历史地位，僭主体制并不是一种过渡的体制。僭主们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打击贵族势力，提升平民的政治地位，对于城邦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实际上已经属于民主制度的范畴。民主并非任何人的绝对平等，如同孟德斯鸠所说的“平等的真精神和极端平等的距离， 就像天和地一样”[5]平等的含义并非每个人都当领导或不受领导约束，“而是我们服从或指挥同我们平等的人们。这种精神并不是打算不要有主人，而是仅仅要和我们平等的人去当主人”[6]民主政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民要有“品德”，如果僭主们有这个当“主人”的品德，平民也有当“仆人”的品德，那民主就有其存在的载体。因为不管是僭主还是平民，他们本质上有着相同的身份（大多数僭主都是平民出生），在这一点上也是平等的。不平等的是财产、职位和权力，我们经常以这些为分层标准。在这层意义上讲，分有阶层的民主也正是体现了希腊人的理性思考，因为他们知道平等与极端平等并非一回事。所以，分阶层的民主也不是“伪民主”，相反，正是因为分有阶层，民主才能更加体现它理性意义上的公正。 早期著名的僭主有米利都(Miletus)的司拉绪布卢(Thrasybulus)（约公元前625年），在他统治时期，以自己特殊的军事才能长期抗击吕底亚王国（Lydian）的入侵。亚尔果斯(Argos)的斐冬（Phaidros）（约公元前670—前660年）夺取政权后使这个城邦一度成为希腊的强国之一。而科林斯连续三代僭主统治，“使其工商业得到发展，从而跃居希腊最大城邦之列。”[7]特别是它的第一、二代僭主居普赛洛斯(Cypselus)（约公元前657—前635年）和其子皮里安德(Periander)（公元前635—前585年）,前者在统治时以公民领袖自称，把土地分给民众，向海外移民，修建神庙和神像[8]。后者不仅在经济上给予了平民充分的权力，而且在政治上颁布了保护平民的法律，法律的颁布正是文明的标志之一，这点在下面再讨论。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各僭主的主要作用还是在于使城邦强盛，经济发展，平民地位提高，从而推动了民主化的进程。平民无疑是政治民主化的最主要力量，在他们与贵族统治者斗争的过程中，确切说是在这两种力量处于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于是就出现了僭主这种民主的早期形式。僭主本身就依靠平民，他们也不像后来人传言的那么恐怖。“他们不一定把所有权力抓在他们自己手中，许多人只是监视现行体制的维持运作，却控制着行政职权的门径和施行。”[9]这实际上是一种权术，是政治学理论的早期实践。僭主们“并不寻求创立自己的帝国，而是把更多的时间和物力贡献给了城邦的建筑和组织。” [10]或是“专注于全体公民直接相关的事业。”[11]如果平民的力量也即民主的力量被贵族专权所打败，那僭主们也就失去了他们统治的基础。一种以平民为其统治基础的政体，无论采取什么表面政治形式，本质上还是城邦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 在这场“胜利的竞争”中（指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平民阶层所采取的第二种斗争方式就是一系列的改革运动。在这些奠定希腊民主制度的改革中，梭伦 (公元前594年)在雅典进行的那一次无疑最著名，也最具有代表性。 梭伦以前的雅典虽然是个工商业比较繁盛的城邦，但并不是整个希腊最强大的国家。阻碍它向这个方向发展的最大因素在于其内部“土地兼并和债务奴役。”[12]新兴的工商业阶层与贵族统治者们的矛盾急剧尖锐化，而那些沦为“六一汉”的债务农民，更迫切需要摆脱现实的地位，寻求土地、自由和生产力的解放。由于公元前604年青年贵族基伦（Cylon）的暴动（夺权未遂），公元前621年执政官德拉古（Dracos）开始了立法运动。虽然历史学家们大都认为这次立法完全是为了保护贵族和有产者利益（在顾准那里甚至有“开倒车”的意味），而且过于苛刻和严厉。但是无论怎么，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那就是他把习惯法变成了成文法（虽然不是最早）。“自从法律得到书写，无论弱者还是富人都有了同等的公正。”[13]把法律以文字的形式确定下来，不仅保证了法律的永恒性和稳定性，还使权力的拥有者们不能随意的篡改和解释法律——这在口传法律时代是普遍的。所以法律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掌握司法大权的当权氏族贵族的肆意横行。”[14]平民的生命和财产得到了一定保障，社会权力也得到承认，这便是平等公正的体现，而平等与公正是政治民主化的表现方面。当然，作为公正体现的法律本身就有一种制衡作用，它不仅削弱贵族，把他们拉向民主政治，也防止了由于僭主政体过于膨胀而产生东方式的专制独裁，还在于明确了城邦居民的权利，使之也不容易产生“民主暴政”。但就当时德拉古的立法，并没有消除公元前7—前6世纪之交雅典内部的危机，于是在公元前594年梭伦上台后，一次剧烈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梭伦改革的第一件事便是颁布“解负令”，从而消除了雅典人沦为奴隶的危险局面。“使雅典构成的自由人集体在阿提卡境内成了自由和财产得到保证的、有别于同一地域之内的非雅典人的有完备结构的政治组织。”[15]从此，雅典人的人身和财产自由权一直得到保障。在立法方面，“废除贵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而代之以财产法定资格”[16]。把雅典人按财产多寡分成四级，规定各自的政治权利和义务。其中全体雅典人都可参加“公民大会”（Ecclesia），而城邦各级行政人员的选举则有财产的限制。此外，司法上民主的表现便是“陪审法庭”（Heliaea of Thesmothetae）的创立，也就是“作为法庭的公民大会”（Assembly as A Court），雅典人可以向陪审法庭提出申述，保障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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