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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亚述学是一门通过楔形文字文献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的语言、历史与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它诞生于19世纪中期，在解放前，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接触和介绍亚述学。新中国成立后，亚述学并没有在中国立即发展起来。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亚述学初步创建，并且在不足二十年的时间内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新世纪伊始，中国的亚述学不但面临严峻的挑战，而且被赋予发展的机遇。 【关键词】亚述学 中国 楔形文字 古代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近3000年的时间里，古代两河流域的人们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然而，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1世纪，在外来民族的征服和同化过程中，两河流域文化逐渐泯灭了。尽管希腊古典作家的作品和《旧约》都保存了一些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但其资料多来源于道听途说的传闻，且文学虚构多于历史真实，因此很难视为信史。在19世纪初，从中世纪开始的欧洲旅行家探索东方的零星的个人行为发展为大规模有组织的西亚考古活动，大量楔形文字泥板被发掘出土，西欧学者纷纷尝试释读楔形文字，至1857年楔形文字释读者的成果始得社会承认。 在楔形文字的发掘和释读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门通过楔形文字文献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的语言、历史与文化的综合性学科——亚述学（Assyriology）。从此以后，世界各国学者开始从各个角度研究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代两河流域文化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 早在明末清初，零星的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知识已传入中国，但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亚述学才得以初步创建，并且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回顾我国亚述学发展的历程，总结我国亚述学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不仅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而且会促使我们进一步加强亚述学的建设，发展我国的亚述学。 解放前中国知识分子对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介绍 从16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中叶，西方耶稣会派遣了传教士到中国，虽然他们的宗旨是传播天主教教义，宣扬天主教精神，但同时却把西方文化带进了中国，其中就有一些古代两河流域的知识。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623年，艾儒略用中文撰写《职方外纪》一书，其中在第六卷言及波斯（百尔西亚）时提到了两河流域巴比伦地区的历史，讲到了八别塔的传说和空中花园：“人类聚居，言语惟一。自洪水之后，机智渐生，人心好异，即其地创一高台，欲上穷天际。天主憎其长傲，遂乱诸人之语音为七十二种，各因其语散阙五方。至今其址尚在，名罢百尔，译言乱也，谓乱天下之言也。百尔西亚之初，为罢鼻落你亚，幅员甚广，都城百二十门，乘马疾驰，一日未能周也。国中有一园囿，造于空际，下以石柱擎之，上承土石，凡楼台池沼草木鸟兽之属，无不毕具，大复逾于一邑，天下七奇，此其一也。” 康熙年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著《坤舆图说》一书，其中提到了巴比伦城和空中花园的建造过程与形制：“亚细亚洲巴比鸾城，瑟弥辣米德王后创造。京都城池形势矩方，每方长五十里，周围计二百里，城门通共一百，皆净铜作成，城高十九丈阔，厚四丈八尺，用美石砌成，城楼上有园囿树木景致，接山水涌流如小河然，造工者每日三十万。” 19世纪初期传教士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甚至发表过《亚书耳巴比伦两国志略》这样的专业性比较强的介绍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文章。 遗憾的是这些记述并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明清士大夫把这些海外知识“视同邹衍谈天目，笑存而已” ，根本不予接受。这种对世界史地知识的怀疑和排斥，体现了封建士大夫的顽固性和排他性，阻碍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使耶稣会士引介的古代两河流域史地知识难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对此，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曾不无遗憾地写道：“艾儒略所著之职方外纪，南怀仁所著之坤舆图说，皆足以启发当时中国人使知世界大势，然中国人则等闲视之，不精求也。” 鸦片战争的失败深深地刺激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开始搜集西方传教士用中文写的书籍，访问来华的西方人士，研究西方文化，其中一些著作就涉及了古代两河流域的知识。例如，1843年魏源编著的《海国图志》中提到了巴比伦； 1848年，徐继畲编著的《瀛寰志略》中简单记载了古巴比伦和亚述的历史，指出，早在虞舜六载，有个叫凝唓的就在两河流域立国，叫做巴庇伦，“是为西土第一国”，美索不达米亚的诺亚则“为泰西诸国之始祖”。 可见，他是把古巴比伦作为域外文明最早的源头加以记载的。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不得不与西方国家交往。清政府的一些驻外使节和其他旅欧人士接触到了有关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一手的材料，在其游记中多有记述。光绪二年（1876年），江宁人李圭在参观了费城万国博物馆会后，赴英国参观了大英博物馆，见到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并称之为“树叶书，若钟鼎文。” 光绪二年—光绪四年（1876-1879年），清政府官员郭嵩焘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后兼使法国，为常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位中国外交官。郭嵩焘在处理外交公务之余，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并与该博物馆的东方学学者贝尔治讨论楔形文字的特点及其释读过程。 在回国途中，郭嵩焘读英国人高丕第著的《古国鉴略》，作了八大文明古国历史的笔记，其中就有巴比伦和亚述两国历史沿革的概述。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师徒被迫流亡海外，在此期间中，康梁对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文化有了深刻的认识。梁启超旅居芝加哥时，曾思索西方文明的渊源，认识到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是希腊罗马文化的源头。 康有为在罗马参观了尼顺那博物院时，见到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文物，认识到古代两河流域文化是继埃及文化开化的第二个文明。 国内出版的一些杂志刊登的一些文章也介绍了古代两河流域的知识，比较有名的数上海的《万国公报》。其中《万国公报》第207卷刊登了季理雯的“世界八大奇观纪”介绍了巴比伦空中花园；第410－412卷连载了美国传教士韦廉臣编写的“巴比伦亚述力亚纪略”，较详细地叙述了巴比伦和亚述帝国的历史沿革，评述了两河流域古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尤其可贵的是，光绪28年（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北村三郎著、赵必振译的《亚西里亚巴比伦史》，此书是中国出版的最早的一本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的译著，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两河流域的历史文化。 虽然晚清旅欧美人士游记中有关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记述是零碎的，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通过一手的材料形成的对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直接印象。有关的外国的专著的译介更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中国人通过上述著述，对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在中国人认识亚述学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可谓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值得指出的是，随着清末新式学堂中西洋史课程的设置，有关人士和机构编译出版了为数可观的西洋史教科书， 这些教科书中均有有关古代流域历史文化的内容，对在基层民众中普及传播亚述学知识起到了积极作用。 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介绍更趋广泛深入。民国六年（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山西大学堂译、P. V. N. Myers著的《万国通史》。本书在东方各国记中，不但谈到巴比伦、亚述和后巴比伦的历史沿革，而且记述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建筑、艺术以及亚述国王亚述巴比尼拔的图书馆。 民国十六年（1927年），神话学专家黄石在介绍世界各国的神话时，概述了多部巴比伦神话。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著名作家朱自清参观了柏林的博物馆，在近东古迹院里看到德国东方学会在巴比伦和亚述发掘出来的文物，对巴比伦的艺术有了深刻的印象。 除上述著述外，民国时期还有外国古代两河流域文化的专著被译介到中国。例如，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日本中原与茂九郎、杉男著、杨炼译的《西南亚细亚文化史》，本书不但论述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文化，巴比伦和亚述的政治、社会、法制、经济、宗教和科学技术，而且在补篇中探讨了古代两河流域文化的源泉。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Chilperine Edwards著、沈大珪译的《罕穆剌俾法典》（即《汉穆拉比法典》），本书不但叙述了法典的发现、古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及其统治，介绍了法典的碑文、法典的注释及与摩西法律的比较，而且在附录中介绍了古代两河流域的衡制、量制与朝代表。 民国时期，一些杂志刊登的文章不乏古代两河流域的知识，如《东方杂志》37卷16号发表的颜虚心《欧人近东古文字学研究历程》、24卷22期刊出的郁伽的《巴比伦古城的发现》 ，《地学杂志》 18卷163期发表的徐球的《黄帝之囿与巴比伦之悬园》等都是具有相当水平的普及性或学术综述文章。 民国时期，古代两河流域历史还被编进各级世界历史教科书中。例如，民国十六年（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思爵主编的初级中学用的《新时代世界史教科书》，上册中谈到巴比伦时代、亚述时代和后巴比伦时代的历史。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业新书局出版了杨人楩编的《高中外国史》，书中在“两河流域文化”部分中谈到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加堤人的历史与文化。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的大学教学讲稿《世界通史》，该书用一定的篇幅描述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地理环境，苏美尔人的政治经济文化成就、阿卡德人的统治、汉穆拉比时代的古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的兴亡及其主要成就。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我国与两河流域相隔万里，但仍有少量刻有楔形文字的古代两河流域文物在解放前流入我国，解放前的中国学者曾试图译释这些楔形文字铭文，但终未成功。根据两片楔形文字铭文的收藏者薛慎微 所撰的《记骨化石楔形文字崖略》一文记载，1928年前有人持一拓片请中国甲骨文大师罗振玉释译，罗氏根据文字“直行、方框、像形”等特征，猜测拓片上的文字可能是殷商之前的中国文字；然而，由于未见原物，故不敢妄下结论，并嘱其弟子薛慎微 物色原件。薛慎微不忘先生之嘱，于1936年发现罗振玉提及的拓片的原物，经过辗转从古董商王栋庭手中购得马骨化石，可惜罗振玉已经去世。薛氏从友人焦玉亭 处得知马骨化石共两块，于是又从古董商肖寿田手中高价购得另一块马骨化石。 经吴宇虹鉴定，马骨化石上的铭文系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其中一块是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国王居鲁士泥圆柱的手抄本，讲的是公元前539年居鲁士攻克巴比伦城的情形，原物藏在大英博物馆；另一块马骨化石由于破损严重而无法释读。 除上述带有楔形文字的文物外，原北京图书馆金石部曾毅公还藏有两片楔形文字铭文拓片，曾毅公建国前在齐鲁大学工作，两片拓片是从两张泥板残片上拓的，其题字云：“古回教经匋（陶）片，中央亚细亚出土，夔德义牧师藏”。经吴宇虹鉴定，这两片楔形文字拓片系亚述帝国晚期的文字，但由于拓的效果不好，而无法释读。 罗振玉猜测马骨化石上的楔形文字为“殷商之前的中国文字”，可见罗不认识楔形文字；曾毅公将楔形文字泥板认定为“古能够教经陶片”，足见他也不认识楔形文字。由此可见，刻有楔形文字的古代两河流域文物虽然在就解放前流入中国，但是并没有中国人能够读懂其中的楔形文字，更无从谈研究亚述学。 可以看出，与晚清相比，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介绍更加广泛深入，甚至个别学者已接触并试图解读楔形文字。然而，就学科意义而言，中国知识分子只是介绍和普及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尚未进入正规的亚述学研究的学术层面。 建国初期的中国古代两河流域史的教学与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包括科学教育在内的各项事业迅速恢复发展起来。1955年—1957年，东北师范大学受教育部委托，举办了全国性的世界古代史专业的教师进修班，苏联专家阿•尼•格拉德舍夫斯基讲授的“世界古代史”的第二部分就是包括古代两河流域史在内的古代东方史。1957年，在林志纯先生的指导下，教师进修班的学员从俄文翻译了一批古代两河流域的原始文献，主要有刘文鹏译的《汉穆拉比书简》（载《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7年第2期，第62-67页），刘文鹏译的《古巴比伦第一王朝时代（公元前1894-1595年）的私法文书》（载《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7年第2期，第53-55页），涂厚善、刘家和、陈有锵译的《亚述法典》（载《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7年第6期，第33-35页），张殿吉译的《新巴比伦法庭判决汇编》（载《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7年第6期，第56-58页）。进修班学员结业后返回各自院校，成为中国世界古代史专业教学和科研的骨干。在以俄为师的浪潮中，多部涉及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苏联学者的著作被译成中文，主要有：贾可诺夫、马加辛涅尔著的《巴比伦皇帝哈谟拉比法典与古巴比伦解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4年），司徒卢威著的《古代的东方》（陈文林、贾刚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阿甫基耶夫著的《古代东方史》（王以铸译，三联书店，1956年），弗兰采夫主编，贾可诺夫、伊林基谢略夫和斯特鲁威（又译司徒卢威）编著的《世界通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9年）。阿•尼•格拉德舍夫斯基于1955-1957年在东北师范大学为教师进修班讲授的“古代世界史”的第二部分，即古代东方史，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译成中文（《古代东方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1958年，三联书店还出版了捷克学者俾德利克•赫罗兹尼著《亚细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谢德风，孙秉风译）。为了配合教学活动，林志纯先生于1957年编译出版了《古代埃及和古代两河流域》（三联书店，1957年）；1962年，林志纯先生又主持编译了《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商务印书馆）。外国专家的教学与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专著的翻译丰富了中国学者的知识，而古代两河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