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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史研究中心主编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一 历史评价理论对于史学研究的意义 历史评价是历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要在一定价值观念的指导下，对以往众多的历史人物和丰富的历史事实表示肯定或否定、赞扬或批评的态度，正确认识人类复杂、丰富、生动的历史进程，并决定如何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为解决现实问题、治理国家与增长智慧所取资。时代不同，历史评价的标准和认识会有很大的不同。在马克思主义传人我国之前，史家撰写的史书通常总是叙述、歌颂统治阶级的人物，不可能认识也不愿正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新中国建立后进行历史评价应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新确立一套新的原则和标准。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①“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②。这就要求史学界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进行历史评价。对于历史人物，应把他放到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进行评价，像马克思那样：“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承认他们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③；还应贯彻列宁所论述的重要原理：“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④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很重视历史评价，对若干重要指导原则也曾做过明确的表述；但他们都没有对历史评价问题作出过系统的理论阐释，以往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没有创立起一套理论体系，可见这项工作难度较大。 __________________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7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650页。 ③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57～558页。 ④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154页。 新中国建立之初，学术界和社会各阶层大多数人不熟悉唯物史观，不了解其原理，更不懂得其运用的尺度，一切都是茫然陌生的。最为突出的表现，一是当时大、中学的历史教师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评价感到无所适从：旧观点与新的时代格格不入，必须彻底抛弃，而新的观点正在接触和学习之中，尚未真正理解，更谈不上正确运用。二是这一时期有关历史评价的文章往往存在一种错误倾向，即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对历史人物提出过分的要求，甚至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历史人物。如有的学者对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的人物之局限性估计不足，而予以过分的表扬，使之现代化、理想化；有的研究者将过去和现实作轻率的历史类比；还有人更是持一种很幼稚的态度，“只要将以前的观点来个大翻案就行了!”不懂得历史评价的原则性和复杂性；另有些人要么是全盘否定，要么是全盘肯定，同样无法进行正确的历史评价。这反映出历史评价问题已成为建国初历史研究和教学亟待解决、不容回避的问题。 这些突出存在的问题引起了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重视，他们从自身出发，结合革命战争时期本人的研究工作进行反思和审视，明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历史评价应提高科学性这一严肃课题，努力探索历史评价的理论和方法，确立其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 二 历史评价理论体系之初步构建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嵇文甫和吴晗等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创建历史评价理论体系上作了突出的贡献。 (一)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统治阶级的评价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对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进行具体研究和理论探索，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讨论曾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广大史学工作者开始学习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和评价历史人物，各地报刊陆续发表了许多重新评价历史人物的文章，广泛地涉及帝王将相、文人学士、技艺百工、农民起义领袖等各类人物，其中尤以政治人物居多，一些报刊还组织了专题讨论。 在历史研究中，涉及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和标准。如嵇文甫明确提出进行历史评价必须坚持人民性和进步性的基本尺度。对于人民性，他强调：“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一切历史评价都得看符合人民利益与否为标准。”①关于进步性，他指出：“进步性乃是就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而言，只是从当时看，而不是从现在看。如果拿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古人，当然都不够格，都是落后的，还有什么进步性可讲呢?”②尽管这些表述朴实而简略，但却明确规定了历史评价的原则和尺度。运用这一基本尺度，他分析了孔子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③；1953年，嵇文甫又发表了《关于孔子的历史评价问题》，对孔子作了更为全面的评价。文章的重点，是用充分的史实肯定了孔子在我国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的贡献，他“根据人心，人性，人情来衡量一切”，把人们的思想从神权牢笼中解放出来，冲破贵族垄断的藩篱，“把文化教育推向广大社会阶层”；“认识到人们的力量不可轻视”④，主张“仁政”，这些民主思想无疑是“进步性”的表现。1951年嵇文甫提出历史人物评价的“三个标准”：“第一，对于人民有贡献的，有利的；第二，在一定历史阶段起进步作用的；第三，可以表现我们民族高贵品质的。”⑤这三个标准，是结合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点，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的成果。 与此同一时期，范文澜阐发了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他说：“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帝王将相，就他们整个阶级地位来说，没有问题是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但是他们中的某一些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也起了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如果一律否认或缩小他们对历史的贡献，那是不对的。”要承认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皇帝”；唐太宗是“中国皇帝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宋太祖“统一五代十国分裂的局面，很有功劳”。⑥50年代初，范老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信中说：三千年来的封建统治阶级中没有一个好东西，朝朝代代都是坏蛋坐江山。⑦范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嵇文甫：《关于历史评价问题》，三联书店，1979，第3～4页。 ②嵇文甫：《关于历史评价问题》，第9页。 ③嵇文甫：《孔子思想的进步性及其限度》，《新史学通汛》一卷六期，第5页。 ④嵇文甫：《嵇文甫文集》(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38页。 ⑤嵇文甫：《关于历史评价及其他》，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第3页。 ⑥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没》第四卷第二期，第23页。 ⑦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第72～73页。 文澜遂请他身边的助手漆侠写了《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王朝》①一文，鲜明地提出应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正面肯定封建王朝和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翦伯赞也明确指出：应重视历史人物的作用，敢于讲到历史上的“个人”，正确把握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1952年，他撰写了《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一文，论述其三项主要观点：第一，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对历史人物提出过分的要求。他说：“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当然不是要求我们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历史人物；而是要严格地联系到这个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历史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②从这一原则出发，他肯定了岳飞和史可法的民族英雄的地位。第二，不能对积极人物的历史局限性估计不够而予以不适当的表扬，使之现代化、理想化。应该看到“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不论如何杰出，但比之我们今天的新的英雄人物还是有本质上的差异。”③第三，反对把过去和现在的历史人物或事件作轻率的历史类比。他对自己以往不恰当的做法作了自我检讨，对史学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总的来说，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第一次讨论高潮，积极推动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科学领域里的普遍应用，此问题引发的第二次讨论高潮是在50年代末。1959年郭沫若发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首先提出重新评价曹操的问题，认为“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予以高度评价的”，把曹操当作坏人“实在是历史上的一个歪曲”④。紧随其后，翦伯赞也撰文指出：“在我看来，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的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应该替曹操摘去奸臣的帽子，替曹操恢复名誉”⑤。当时毛泽东同志看了文章后，同意翦文的观点，他说：“这个案应该翻!”⑥紧接着，吴晗也发表文章呼应这场讨论，他评价曹操是“当时杰出的大人物”⑦。郭沫若的 __________________ ①《新建设》1953年7月号，第27～31页。 ②翦伯赞：《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第1页。 ③翦伯赞：《翦们赞历史沦文选集》，第4页。 ④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 ⑤翦们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1959年2月19日《光明日报》。 ⑥倪迅：《“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毛泽东与知识分子交往纪实》，2001年6月26日《光明日报》。 ⑦吴晗：《谈曹操》，1959年3月13日《光明日报》。 《替曹操翻案》①一文指出，评价历史人物，应从全面看问题，从大节上来权轻重，特别要看他对于当时的人民、对整个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有无贡献。据此，在指出曹操有不少缺点错误之后，他充分肯定了曹操。这几篇文章犹如在平静的湖面投入几块巨石，激起了层层波澜，继而在全国学术界乃至普通群众中掀起了评价和讨论曹操的浪潮。仅前4个月就发表了100多篇文章，学术界许多知名人士都撰文争鸣，各地报刊纷纷刊文，参与讨论，甚至出现知识界中人们一见面就谈论曹操的盛况。 继为曹操翻案之后，1959年10月，翦伯赞、吴晗、田汉、尚钺等人在看了越剧《则天皇帝》之后发表谈话，一致认为武则天执政50年，办了许多好事，为唐代的繁荣昌盛打下了物质基础。②1960年郭沫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四幕历史剧《武则天》，以戏曲艺术的手法，高度肯定了武则天的历史功绩，这个剧本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1961年，关于武则天的评价出现了空前热烈的局而，重新评价历史人物的研究勃然兴起，迅速形成又一次讨论高潮，并一直持续到60年代初期，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历史评价问题的认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向前发展的重要标志。 此期间，吴晗发表了多篇很有分量的评价历史人物的文章，从理论高度对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标准运用和应当克服的偏向等项进行阐述。发表于1962年3月的《论历史人物评价》特别强调：评价历史人物，必须“放在他所处的历史时期，和同时代人比，和他的前辈比；而决不可以拿今时今地的条件和道德标准来衡量古人，因为假如这样做，就会把历史搞成漆黑一团，没有一个卓越的可以肯定的历史人物了”。吴晗以秦始皇、汉武帝、曹操为例，论述评价任何人物一定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好的肯定，坏的否定。至于有功有过的，就要看他的功大还是过大，要严肃地加以分析。同时，吴晗还论述了评价历史人物的其他标准：“要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出发，归结为阶级的行动”；“要从整个历史发展出发，从几千年来多民族国家的具体事实出发”；“应从政治措施，政治作用出发，而不应该从私人生活方面出发”；“要注意阶级关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人物，但是不可以绝对化，把阶级成分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尺度”；“决不可以拿今天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古人”③。这六条标准，是评价历史人物第二次高潮所产生的具有总结性意义的成果，比起嵇文甫在建国初期提出的三项原则来说，明显地更加深刻、更有系统性，体现了史学界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评价的理论进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原载1959年3月13日《光明日报》。 ②《武则天应该足正面人物》，1959年10月3日《文汇报》理论版。 ③《吴晗史学沦著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400～408页。 翦伯赞在这一时期也对评价历史人物问题发表了重要见解。他在评价曹操的基础上，尤其重点地提出要正确看待统治阶级的作用，其阐述的主要观点有：(1)应该在肯定历史必然性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原则下，承认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反之，不承认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乃至避免提到他们的名字，“也是一种严重的片面性”①。(2)客观地评价统治阶级的作用。翦伯赞说：“帝王将相也不应一概抹煞，秦始皇、汉武帝固然要讲，就是李后主、宋徽宗也不能从文学艺术史上抹去他们的名字。”发明家也要肯定，因为他们把人民积累起来的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并有所发明，不能低估他们对历史作出的贡献。 (二)关于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民族战争性质和民族英雄的评价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对爱国主义的内容和形式重新进行了界定。嵇文甫认为对爱国主义不能一概而论，其形式多种多样：古代的、现代的；统治阶级的、广大人民的；似爱国而实非爱国的，似反叛却是真爱国的，应区分开来。学习历史，“通过亲切的历史感就很容易激发爱国主义”②。范文澜考察了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揭示出在中国古代“祖国、国家、君主三者常混为同一的事物”。那么到底哪些行为体现了爱国主义?第一，那些衰朽的朝代、残暴的君主，都是祖国社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农民起义摧毁(不论成与不成)这些障碍物，实际上是爱祖国的一种重要表现”③。第二，如果统治阶级中个别的人，同情农民起义或参加起义，而且参与其事并无中途叛卖的行为，那么，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也应该承认他们的爱国行动。第三，在反抗外族侵略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爱国行动，一般都表现为爱本族的朝代和君主，但也有区别。第四，有些统治阶级或鞠躬尽瘁，或犯颜直谏，目的在于改善政治；或法施于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翦伯赞：《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儿个问题》，《历史哲学教程·附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322页。 ②嵇文甫：《嵇文甫文集》(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567页。 ③蒲文澜：《中围涌中简编(修订本)·绪言》，人民出版社，1964，第65页。 (创造发明，有利于民)，以死劝事(民事)，以劳定国(治国安民)，能御大灾，能捍大患的人，依据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实际贡献，都可以称为爱国者。①这些论述较全面地总结了历史上爱国主义的内容。 新中国成立初期，翦伯赞对评价民族问的矛盾和斗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从两方面着手：(1)对民族矛盾和斗争必须放在世界史的总体中来考察，即看这个战争对于当时世界史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譬如汉武帝出兵西域不是为了解放西域，但应该看到，西域人民因附属西汉而避免了被较为落后的匈奴人所奴役，客观上促进了当时西域各部族或种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汉族也从西域各族获得了外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丰富了中国的文化，也推动了世界史的发展。(2)判断民族战争的性质不是根据民族的大小或者它的先进与落后，而是根据构成这个战争的具体历史情况。弄清楚“这场战争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而进行的”②。例如，当汉族对外征伐时，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可能打破其他民族的原始闭关性，在客观上起着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作用，而这并不能改变战争带有侵略和掠夺的性质。因此，翦老强调：“我们对于历史上汉族与其邻近各族之间的问题应该根据具体的史实，进行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③范文澜认为判断民族战争的性质，应依据列宁的理论，就是要考察战争“对大多数居民是否有远大的利益”。“至于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那是对中国大多数居民完全有害的侵略行为”。④ 在评价民族英雄的问题上，吕振羽提出应分析历史人物的民族主张和行动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像岳飞的抗金活动，保护了宋的生产和文化不受破坏，“这个行动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有利于历史的发展……对岳飞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应当肯定他是个民族英雄”；当然，“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英雄要受到阶级性和时代性的限制，他们不可能没有偏狭的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思想”。“实际上如果要求岳飞在抵抗女真侵犯时，既要打退女真统治者的进攻，又要不损害女真人民的利益，那是很难的”⑤。但是我们仍然说岳飞是一个民族英雄，就是因为他虽然在主观上是为了保卫宋朝皇帝的江山，但在客观上却保卫了长江以南的汉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免于女真统治者的蹂躏。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第66页。 ②《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78页。 ③翦伯赞：《怎样研究中国历史》，《历史哲学教程·附录》，第282页。 ④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第69页。 ⑤剪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422页。 新中国成立后，翦伯赞、吕振羽分析评价民族问题的态度和主张，对许多研究者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澄清了人们的思想，减轻了极“左”思潮对历史研究的损害，而且推动着民族关系史研究沿着唯物主义方向前进。 三 历史评价中的历史主义原则 新中国的历史评价理论大都是围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这一基本命题展开的，既有鲜明的针对性、论辩性，又有深刻的理论蕴涵，因而大大推进了这一理论体系的构建，而阐扬历史主义原则的代表人物是翦伯赞。1959年春至1962年春史学界教条化一度盛行，与此相对，翦伯赞阐释了必须实事求是、不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看待和评价历史问题、进行科学的具体的分析、尊重历史的辩证发展等基本原则。由于极“左”的教条化片面强调“阶级观点”，将之绝对化，故翦伯赞特别突出“历史主义”，就发挥唯物史观的论点、推进历史评价理论体系而言，他主要阐发了两个问题。 其一，从理论上对“左”倾思潮在史学界的种种表现定了性，指明其违背历史研究实事求是原则、违背历史科学根本任务、违背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的实质。当时流行着“打破王朝体系”的口号，即主张把帝王将相的活动，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以及传统认为十分重要的政治制度、政治沿革都予以删减。翦伯赞明确指出：“我们要打破的是以王朝为体系的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点，不是王朝的称号。”并认为：“王朝的称号是时代的符号。一个跟着一个出现的王朝，正是中国历史在其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①他强调必须自觉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而公平的论断，“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来，任何剥削制度、剥削阶级都曾经在它的上升阶段起过进步作用……如果当这个阶级、这个制度一出现于历史就反对它们，岂不是反对历史的发展。”②他还揭露了片面理解“厚今薄古”口号带来的多种错误做法，指出，“现在有不少的人把厚今薄古当作分量问题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翦伯赞：《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1959年3月28日《光明日报》。 ②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2年6月号。 先后问题”①，其表现为，为了“略古详今”，对古代史部分一味从略，连基本知识都不讲，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突然加详；有的在教学中做不恰当的历史类比，如把明代在朝鲜进行的抗击倭寇的战争和解放后的抗美援朝类比，把古代农村公社与刚刚出现的人民公社类比。对于“左”倾思潮将会造成的严重后果，翦伯赞当时就严肃地予以定性：这是“走极端，走偏锋”，将给“新的中国通史带来极大的片面性”，“这不是辩证法，不是科学的态度”②。 其二，针对“左”倾思潮影响下“阶级观点”的绝对化，翦伯赞旗帜鲜明地提出“阶级观点应与历史主义相结合”的论题，并且着重论述如何以“历史主义”的尺度来评判各种复杂的历史问题。 第一，关于如何正确对待农民起义和农民领袖问题。翦伯赞认为，必须区分两种情况：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反对封建地主，反对封建全部；但是，农民不可能意识到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换言之，“农民所进行的反封建、反地主阶级的斗争是自发的，不是自觉的”，“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因此，应肯定农民战争的领袖人物，但是不要把他们理想化，现代化，以致说成和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一样。总之，“不要忘记农民战争是发生在封建时代，不要忘记农民是小所有者，也不要忘记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农民战争，不要强调农民战争的落后性、盲目性，也不要夸大农民战争的组织性和自觉性”。 第二，关于如何对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翦伯赞论述了以历史主义态度对待历史上民族主义的基本原则：“要揭露历史上的不平等关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的态度，指出这些不平等的民族关系的历史根源和实质。”“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民族关系的主流，但不能说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时期各族统治阶级之间，就没有矛盾和冲突。要着重写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也要写各族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③他认为，应当从历史事实出发，尽可能地多论述国内各少数民族在祖国的历史创造中所作出的贡献，“但这不是说就可以否认汉族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中国的历史是国内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不承认这一条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翦伯赞：《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红旗》1959年第10期。 ②翦伯赞：《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1959年3月28日《光明日报》。 ③剪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1961年12用22日《光明日报》。 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同样，不承认汉族在中国史的创造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① 第三，关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翦伯赞认为，要历史主义地对待整个阶级社会时期的人民群众和统治阶级。“在写历史的时候，要着重地写人民群众，也要写个别的历史人物，包括帝王将相在内”。要防止和反对把历史上人民大众任意拔高、理想化、现代化的倾向。除了肯定以外，“还要指出他们的历史局限性，指出他们在生产中的保守性、分散性和落后性”。同时，要肯定杰出人物的历史功绩，“要按照他们对历史所起的作用和对历史所作的贡献的大小给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和恰如其分的评价”②。 这一时期，吴晗也连续撰文批评非历史主义倾向，论及了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关系，主要内容有三点：(1)对当时的学风进行了批评。他说：“似乎在历史学界有一种宁左勿右的倾向，右了怕犯错误，左一些问题不大。”这是一种“非科学的，非历史主义的学风”。③(2)严肃地批评把一部历史归结为农民战争史。其表现是，“只写农民起义的一面，不写或少写农民所反对的一面，这样一来，阶级斗争几乎只剩下一面了”④。“由于特别强调农民起义，势必压缩其他方面的叙述，农民起义史有代替中国通史的趋势”。“要强调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就非相对地刻画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活动不可……于是，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历史几乎成为漆黑一团，灰溜溜的”⑤。(3)强调要用阶级分析方法评价历史人物。他说：“要注意阶级关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人物，但是不可以绝对化，把阶级成分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尺度。”⑥他认为，如果光拿阶级成分评价历史人物，几乎所有的卓越人物都要被否定。同一时期，侯外庐、吴泽、吴玉章、邓拓等也都着重从历史主义立论，申论自己的意见，在当时曾经引起了一场“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争鸣。争鸣的双方既有观点不同之处，也有看法相同的地方，如强调坚持历史主义的同志主张“阶级观点应与历史主义相统一”，而强调阶级观点的同志主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本身包含着深刻的历史主义的要求”，《人民日报》对这种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予以肯定和提倡。但是到了1965年，不少文章开始把学术讨论和现实的阶级斗争形势联系起来，把矛头对准翦伯赞、吴晗这些高举历史主义旗帜的“主帅”，历史主义观点受到来势汹汹的政治围攻和批判，最终翦伯赞、吴晗为捍卫唯物史观原则、发展历史评价理论贡献出宝贵的生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翦伯赞：《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1959年3月28日《光明日报》。 ②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1961年12月22日《光明日报》。 ③吴晗：《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334页。 ④吴晗：《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3卷，第329页。 ⑤吴晗：《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3卷，第329～330页。 ⑥吴晗：《论历史人物评价》，《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3卷，第407页。 四 近代史上有关重大是非的两个问题的评价 新时期以来，史学界拨乱反正，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原则，以新的视野分析、评价历史问题。尤其是，近代史研究领域思想活跃，对诸多问题的研究都有可喜的进展。从理论层面讲，归结起来主要有两个基本问题。 一是如何看待帝国主义的侵略。自鸦片战争以后的110年中，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野蛮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苦难，造成中国的贫困落后。但是，有些论者却提出异议，认为“没有西方的殖民征服，中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鸦片战争打晚了，如果提前到明朝，“我们中国就远不是如此面貌了”；“中国要富强康乐，先得被殖民150年不为过”。在这些论者看来，帝国主义侵略不是有罪，而是“有理”、“有功”。与美化侵略同时，他们竭力否定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究竟是有罪，还是有功?李文海、杨东梁认为：“纵观近代中国的历史，从鸦片战争开始到列强发动的一系列侵华战争，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是他们在中国大地上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①他们在文章中举出了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甲午战争日军攻破旅顺后，进行了持续三天三夜的大屠杀，1900年7月沙俄军队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等重要史实。龚书铎认为，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掠夺，造成了中国的贫穷落后。“西方列强依仗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在中国经营了许多企业，不断扩大外资在华的势力，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在外国资本的压迫摧残下，中国民族资本无力与之抗衡，许多民族工业逃避不了破产或被兼并的命运。”②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李文海、杨东梁：《认识近代中国国情的几个重大历史是非》，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第30页。 ②龚书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走什么路》，第39页。 敬虞分析了近代中国在外贸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生丝出口这一实例：由于列强攫取了近代中国的关税权和规定外贸价格的主动权，因此对外贸易处处受制于人，处于不平等地位。“一本反映20世纪早期中国生丝生产与运销的专门著作中写到：江浙和广东是中国两大产丝区，但是‘生丝的市场价格不是在上海，也不是在广东，而是在纽约和里昂决定的’。”①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的独立，这是中国近代史的一条主线，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坚持不懈地斗争，最终把帝国主义势力从中国大地上驱逐出去。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学者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依据确凿可靠的史料，吸收外国学者的积极学术成果，从帝国主义对中国军事上的野蛮侵略、政治上的残酷压迫、经济上的贪婪榨取，论证了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对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科学认识的发展，对于坚持近代史研究的正确方向和教育青年一代，也颇有意义。 二是如何认识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近代史研究中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即有的论者否定革命、美化改良，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全部予以否定。太平天国起义被说成是把历史“拉向后退”，是“破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都是“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物。有的人贬责辛亥革命“搞糟了”，“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痛快地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认为对20世纪首先要反省的就是“革命崇拜”症，要认清革命有很多“弊病”，“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等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汪敬虞：《近代史上中外经济关系的全疗位评价》，《走什么路》，第136～137页。 显然，正确评价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不仅关系到如何科学地认识中国近代史所走过的根本道路，同时也直接关系到正确地把握我们今天的前进方向，这是近代史上的重大是非问题。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两大革命事件，太平天国究竟是历史的倒退，还是对历史的推进呢?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明确规定土地平均分配，它的颁布顺应了农民的要求，符合近代化的需要，同时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促进了当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如李秀成克复苏、浙地区后，督率多级郡县佐将认真贯彻减轻田赋改革，使苏、浙农村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太平天国后期颁布的《资政新篇》提出了趋向资本主义的改革方案。而根据张绍良《蒙难琐言》、沈梓《退寇日记》、华翼纶《锡金团练始末记》等材料所反映的事实，在太平天国统治苏浙的三四年间，商业贸易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尽管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在后期走上封建化道路，犯下严重错误，招致了太平天国的失败，但是从其一生来评价，他无疑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杰出代表。① 辛亥革命的发生，是民族危机严重和社会矛盾尖锐的产物，是腐朽的清政府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抵御外国侵略和领导国内变革的结果。“当时我国的客观情势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遍布全国各地的群众反清运动。20世纪初，清政府声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沦为‘洋人的朝廷’……广大人民难以为生，民怨沸腾。种种因素，激化了清政府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抗捐抗税、抢米风潮等各种类型的抗清斗争遍布全国城乡，连绵不断……使清政府陷于困境，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客观环境和群众基础。二是清政府一次又一次拒绝立宪要求……这使得越来越多的立宪派人士对清政府感到绝望，放弃了改良的幻想而投人革命阵营……三是清政府内部满汉权贵之问、汉族官僚集团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官僚们离心离德……当时的清政府，正如孙中山所形容的那样，像‘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彻底的腐朽了’，‘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可见，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客观情势使然，而不是什么‘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物”②。因此，辛亥革命“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飞跃，它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在中国绵延几千年并被奉若神明的君主专制制度，破天荒地宣布了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从而扫清了中国社会前进的巨大障碍，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其政治意义是决不能低估的”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郭毅生：《如何评价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有关的历史人物》，《走什么路》，第214～226页。 ②龚书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走什么路》，第42～43页。 ③李文海、杨东粱：《认识近代中国国情的几个重大历史是非》，《走什么路》，第34页。 上述两个问题都是关系到对中国近代历史道路的基本认识问题，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早已作出了明确的论述，但是到了1979年，这些问题又被一些研究者提了出来，并对过去被证实了的正确结论加以否定，这种现象令人深思。毫无疑问，学术研究必须大胆创新，但是，如果把“创新”理解为一味作翻案文章，专门与以往已经得出的结论唱反调，那就大错特错了。以往学术研究的积极成果必须作为后人继续前进的基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果专门以敢于标新立异、蔑视和否定以往人们的共识为“创新”，那就是根本指导思想发生错误，下力气越大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学术研究还有一个根本思想方法问题，这就是所得的结论必须建立在充分的史实基础上，如果只抓住个别史料，即据以立论，甚至剪裁史料而为主观预设的论点服务，那就必然造成错误。这是学术研究的根本作风、根本方法问题，也是是否符合科学的思想方法的根本问题。正如列宁所说：“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史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了……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他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①这段话对于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如何坚持和发扬健康的学风，在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开创的事业上继续前进，如何抵制和防止一味作翻案文章以致模糊了前进的方向，都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列宁：《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36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