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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历史系 讲师 史学理论研究 2004/03 经济学家汪丁丁教授不久前发表的《信誉：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意义》（以下简称汪文）[1]，是一篇跨学科研究的论文。该文以美国斯坦福大学古人类学教授克莱因（Klein）2002年的新书[2]为主要依据，探讨了信誉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作用，提出：人类的祖先在进化过程中获得竞争优势而结成今天的人类社会，其根本性原因是确立了基于信誉的社会交往秩序。 人类起源研究是国际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世界两大科学杂志《科学》（Science）和《自然》（Nature）自创刊以来不断发表相关文章，每一次重大人类化石的发现都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国内《人类学学报》、《化石》、《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国外科技动态》等刊物一直有相关论文发表。《人类学学报》长期跟踪报道国外人类起源的新发现，及时介绍重大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中科院院士古人类学家吴汝康、浙江大学历史系龚缨晏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都规范地介绍了古人类化石发现和它们之间的演化关系。[3] 汪丁丁教授跨学科研究人类起源问题，其敏锐的学术目光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值得赞许。汪文涉及了史前考古学、古人类行为学、基因学、比较动物行为学等众多学科，这些学科本身相当复杂，并且不断有新的发展，对于非专业研究者来说难度很大。主治经济学的汪丁丁教授跨入这些学科进行研究，勇气可嘉。 然而，笔者在阅读汪文后发现，汪文是在缺乏所跨入学科基本常识的情况下进行跨学科研究，文章中所用论据大量失误，以致全文的结论难以成立。为促进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本文试图以汪文为例，罗列其关于古人类学与史前考古学论据一些明显错误进行逐条解析，并就此略述对跨学科研究规范的点滴意见。 一、缺乏所跨学科基本常识 汪文进行跨学科研究，却缺乏对所跨学科进行研究的前提条件——掌握有关古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学的学科常识，由此产生了许多错误。 1、古生物拉丁学名的翻译问题 汪文讨论的是人类起源问题，但所涉古人类化石的译名大部分不遵守外来语词中文翻译基本规范之一的约定俗成原则：汉语中已有对应名称的新词，尤其是专业术语，一般不应再杜撰新名。事实上，这些译名国内学术界大都已有固定的中文译名，没有必要重新翻译，造成名词术语的繁杂和混乱。 如汪文把Homo habilis译成手人。该古人类化石在国内学术界、各种基础教材中早已有确定的译名：人属能人种。即使汪文认为原译名不妥，拟改译新名，也需说明理由。 尽管如此，如果仅仅属于译名的未能“从众”，尚属小可，更重要的是，由于汪文作者不了解生物学命名的基本规则，直接导致部分古人类化石译名混乱。生物学正式命名用的是拉丁学名，古生物学也不例外。拉丁文学名书写时用斜体以示区别，而且种名的第一个字母不应该大写。汪文中提到的拉丁学名都没遵循这些规范。古生物学命名一经确定就随意不得更改。拉丁学名的前后组成部分直接表示了古生物的属种关系，也就是在进化树上的位置。在学术翻译时，必须把属种名称同时准确译出，否则就会出现学名混乱，并进而导致对进化谱系位置的误解。汪文所出现的翻译错误的严重性，正在于此。下文所列汪文中的翻译错误，均属此类： 拉丁学名 汪文中文译名 规范的生物学中文译名 Orrorin tugenensis 图根的始人 千禧古猿属图根种[4] Ardipithecus ramidus 根人 大地古猿属始祖种 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 非洲猿人 南方古猿属阿法种 Australopithecus garhi 惊讶人 南方古猿属惊奇种 Australopithecus robustus 平脸人“罗百氏” 南方古猿属粗壮种 Homo habilis 手人 人属能人种 Homo ergaster 劳动者 人属匠人种 2、误解基本概念 汪文对基本概念的误解也导致部分古人类学术语译名翻译不当，并引起对专业内容理解错误。以下举例说明。 例一：汪文把Australopithecines译为“两足猿”，说是指两足直立行走的人类直系祖先，包括了人属的成员。其实，这个概念应译为“南方古猿类”，指属于南方古猿属的各个种，有时也泛称两足直立行走的早期人科成员。它们不是人类的直系祖先，而是人类的远祖，人属的成员不包括在内。 例二：汪文中的东非智人不是一个专用名词。对照汪文和克莱因原文，所指古人类应译为东非的晚期智人。汪文中的奥杜瓦人，指的其实是掌握奥杜瓦石器制造技术的早期人属成员[5]。汪文中把能人创造的石器工业名称Oldowan也误作一个古人类化石属种名称。汪文说手人又译成曙人，这缺乏根据。国内学术界有曙人（Dawn Man）的译名，指的是20世纪初期英国古人类学界臭名昭著的辟尔唐（Piltdown）人骗局中的假化石。[6]汪文中的“罗百氏”根本不是一个属种名。克莱因原文中的robust australopiths是泛指南方古猿属的三个粗壮类型的不同种。 这些错误理解的专业名词再被汪文用来进行学术理论阐释，就只能是错上加错。 汪文在131页使用这些名词说明克莱因的人类进化谱系图，也就是汪文所称的“现代人祖先的多重谱系”，导致所叙述的内容沦于荒唐。这类说法包括：“平脸人的四个朝代”（其实指与平脸人完全无关的南方古猿属四个种）、“第四朝的贵族”（指南方古猿属粗壮种），“罗百氏，气度委实不凡，鼻梁高耸，嘴巴收进”（指南方古猿属粗壮种的化石标本）。还有，“根据晚近考古的结论，现代人100万年前在非洲的兴起导致了罗百氏的灭绝。”。这说明汪文显然不知道现代人（Homo sapiens sapiens）的概念。而现代人距今10万年前才出现，南方古猿属粗壮种的灭绝是因为不适应100万年前的自然环境，与距今10万年前的现代人类无直接关系。 汪文132页附上克莱因的人类进化谱系图，这张图更直接说明汪文的解释完全错误。汪文称： 我们祖先的大嘴巴（四足猿的特征）和扁平脸（两足猿的特征）让我们能够应付四足猿和两足猿各自遇到的生存困境。换句话说，‘惊讶人’由于具备双重特征而侥幸适应了200万年前非洲气候的变迁。 但对照克莱因图，南方古猿属惊奇种的灭绝却是早于200万年。汪文第133页提到“克莱因认为‘北京人’所代表的直立人是150万年前冲出非洲的惊讶人的遥远后裔之一”，这也是错误的。南方古猿属惊奇种不可能是北京人的远祖，况且克莱因书中并无此话。 3、对基本理论理解有误 汪文第131页有如下论述： 我们人类经历了多少次突变呢？克莱因的回答是：四次——第一次发生在250万年前，两足的猿突然发现了石头相击可以有“刃”：第二次发生在170万年前，从猿的种群里出现了“手人”，后者具备现代人的体型：第三次发生在60万年前，人类的脑容量和石器的精细程度，同时有了明显改善：第四次发生在5万年前，也是今天最富争议的突变——基于“文化”发展的脑神经系统突然变得高度复杂起来。 汪文在第129页说“手人”约出现在200万年前，在这里怎么就自相矛盾地变成170万年前了呢？让我们来看克莱因书中关于这一内容的原文： 古人类学家们估计：有三或四次标志性事件导致了现代人类文化的产生。第一次发生在距今250万年前，石片石器出现，这是人类文化最早、保存最久的证据；第二次发生在距今170万年前，古人类第一次具备现代人类的形体比例，他们发明更为复杂的石器工具——手斧，他们可能是第一次走出非洲的古人类；第三次发生在距今60万年前，学者较少提及，人类脑量急剧增长，手斧和其它石器工具的制作质量有显著改善；第四次也是最近、最重要的一次，距今5万年前，完全现代的人类具有了发明、掌控文化的能力。[7] 可见，汪文把现代人类的产生过程当成了人类产生的过程，这说明汪文对人类起源理论与现代人类起源理论的基本区别理解有误。 广义的人类起源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区分为四个关键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的系统，即人科（Hominidae）的起源。狭义的人类起源就是指人科的起源。那是在大约距今700万年前，古猿转变成为两足直立行走的物种，通常称为the early hominid，“早期人科成员”。第二个阶段是早期人科成员的繁衍，生物学家称这种过程为适应辐射[8]。在距今700万年～200万年前之间，这种两足直立行走的物种演化成许多不同的种（Species）。第三个阶段是在距今300～200万年之间，这些繁衍的人科成员中，发展出能制造工具的物种——早期人属成员，标志着人属（Homo）出现。石器是最早的人类文化的证据。此后，古人类继续进化，直到智人种（Homo sapiens）出现。第四个阶段是现代人类（拉丁学名是人属晚期智人智人亚种，Homo sapiens sapiens）的起源，是像我们这样的人的进化，具有语言、意识和自然界其他地方和时代都没有见过的技术革新。具有现代体质的人类出现在距今10万年前；具有现代人类行为（文化）的人类出现在距今5万年前。 汪文由于对基本理论的误解，文中各个不同阶段古人类时常“越界”。 二、在缺乏所跨学科基本常识的背景下进行跨学科研究 汪文对所持观点的论证就在这样一个缺乏所跨学科基本常识的背景下展开了。于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错误也将不可避免。本文试举一例作详细分析。 汪文第133页说： 根据关于“肯尼亚的平脸人”的考古发现，克莱因推测，从奥杜瓦人的社会里，由于大规模使用石器和围猎，分化出了至少两个分支，其一是后来灭绝了的罗百氏的祖先，其二是我们现代人类的祖先——“惊讶人”的诸多后裔之一。在“惊讶人”的后裔里，最著名的是“手人”和晚近获得命名的“劳动者”，约出现在150万年前的东非高原上。劳动者的头颅几乎完全是现代的了，平均脑容量高达900立方厘米。克莱因认为，劳动者是“突然”从手人的种群里发生出来的，大约是“第二次突变”的余波吧。 查对原文，汪文前引文字系出自对克莱因原书第57～59页、第77～78页相关内容的概括，但其翻译和概括存在严重错误。 1、对肯尼亚猿人属平脸种与以后早期人属成员进化关系的误解 克莱因在说明了肯尼亚猿人属平脸种对古人类学家对早期人科成员认识所产生的影响以后，使用了转折语气： What remains clear is that when Oldowan tools appeared around 2.5 million years ago, people were divided between at least two distinct evolutionary lines. One led to the later robust australopiths and the other to the genus Homo. (Figure 3.5) 克莱因表示，距今350万年前的肯尼亚猿人属平脸种与早期人属的演化关系无法说明，能推测的只有大约距今250万年前以后奥杜瓦石器工业出现以后的情况。文中还附了表示人类演化种间关系的图表加以说明。平脸种演化关系不明，被打上了两个问号。图中的人属鲁道夫人种后面加了“or Kenyanthropus rudolfensis”，表示原先被归入人属的鲁道夫人种因为在面部形态上与平脸种相似，有可能被划出早期人属的行列，归入肯尼亚猿人属。但这也不确定，所以两者间使用了带问号的虚线条，而且没有连接起来。因为解剖特征上的相似除了有可能是共源性状[9]外，也有可能是属于异源趋同现象[10]。 因此，汪文把肯尼亚猿人属平脸种当成早期人属的直接祖先是不对的。 2、奥杜瓦人的社会里不可能存在大规模使用石器和围猎 因为早期人属（汪文所说的奥杜瓦人）尽管脑大了一些，但它们身体仍然非常像以前的早期人科成员。体型的性别差异也非常大。这些说明距今200万年前后的早期人属成员还是主要依靠树林觅食和避难，社会组织与猿类相似，两性间很少或没有合作行为。[11]汪文在同一页对此有解释：“奥杜瓦人打造的石器，大部分用于敲骨吸髓，可见肉类在他们食物结构里的比重相当高，又可见奥杜瓦人的社会已经有了大规模围猎野兽的能力。”即使早期人属的石器大部分用于敲骨吸髓，也无法证明他们食物结构里肉类的比重相当高。因为这时期的古人类的肉食主要来自是食腐，在与其它食腐动物的争夺中不可能获得很多的肉类，骨髓也有限。因而推理不出“有了大规模围猎野兽的能力”。 3、所谓“克莱因推测”是汪文在误解基本概念的情况下所作的推论 汪文以为robust australopiths指的是一个古人类化石的属种“罗百氏”，其实克莱因指的是南方古猿属中体质上相对粗壮的类型（因此也被称为傍人Paranthropus，表示早已经从人的系统分出），包括至少三个种：埃塞俄比亚种（Australopithecus aethiopicus）、鲍氏种（Australopithecus boisei）、粗壮种南方古猿属。它们在人科演化树上早已与早期人属分道扬镳，它们与人属的关系类似大猩猩与现代人类的关系。距今250万年前掌握奥杜瓦石器工业的早期人属怎么可能演化出距今250万年前就从人的系统分出的南方古猿粗壮类型来呢？ 汪文没搞清楚南方古猿属惊奇种（即“惊讶人”）的具体情况。1997年怀特领导的国际考古队在埃塞俄比亚东部阿法地区宝里村（Bouri）发现了南方古猿属惊奇种[12]。它的颌骨与南方古猿阿法种类似，牙齿特征类似人属成员，但臼齿甚至比南方古猿粗壮种还粗大。它身高大约1.4米，腿骨相对较长，与身体的比例很像现代人。但前臂太长，与身体的比例类似猿类和南方古猿类。这显示人类的身体进化是分步进行的，腿的增长早于手臂的缩短。化石经放射性年代测定为距今250万年前。[13] 惊奇种有可能是早期人属的祖先，但还无法说明它与人属的具体谱系关系。目前最早的人属是埃塞俄比亚哈达地区发现的一块上颚骨化石，距今233万年，长得比惊奇种更像人类。两者相距时间很短，惊奇种进化的速度不可能这么快。所以我们只能期待将来有更多的发现能证明南方古猿属惊奇种在人类进化谱系中不是一个终点，而是又一个起点。汪文说惊奇种是现代人类的祖先，这是缺乏根据的，而这也根本不是克莱因的推测，是汪文的错误理解。 4、“劳动者的头颅几乎完全是现代的了”是对原文的误解 完全现代的现代人类的头颅出现在距今10万年前[14]，距今150万年前的人属匠人种怎么可能具备完全现代的现代人类颅骨特征呢？核对克莱因原文第94页才发现，英文是“His brain was nearly full grown, but its volume was a mere 880 cubic centimeters”，原意是特卡纳男孩（著名的匠人种化石标本）的脑几近于完全长大，但它的脑量还仅有880立方厘米。汪文此后一句，“平均脑容量高达900立方厘米”也有问题。核对克莱因书第99页，原文是“On average, brain volume in ergaster was only about 900 cc”，原意是匠人种的平均脑量只有大约900立方厘米，语气完全相反。 前述此类由于缺乏古人类学常识而导致的翻译、理解错误还有不少，这些失误最终都瓦解了汪文论据的可信度和论点的说服力。 三、有关遵守一般学术规范的问题 认真对待所依据的原始资料，是一般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汪文于此显有欠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利用外文资料不够认真，造成不少失误。略举两例： 汪文第129页说： 芝加哥大学的辛格教授在克莱西斯河口一个古猿岩洞外的峭壁下发现了一批人类骨骼化石。奇怪的是，这批化石所代表的这群人类的年龄结构与稳定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同，即儿童、成年、老年三类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保持在三分之一左右。这样一个具有‘稳定人口’结构的社会突然全体死亡，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知道，战争造成的死亡人口，成年人的比例会非常高。疾病造成的死亡人口，儿童和老年人的比例会非常高。因此，战争和疾病遗留下来的尸体化石，其人口结构不应当是‘稳定人口’的结构。这样，剩下来的最合理的解释便只有一个：这群人类是被另一群人类从峭壁上推下来摔死的。 那么这个“合理的解释”是否真是如此合理呢？ 芝加哥大学的辛格（Ronald Singer）和怀默（John Wymer）是克莱西斯（Klasies）河口岩洞群最早的发掘者。此后还有南非斯泰林波斯克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的迪肯（Hilary Deacon）也加入了研究行列。他们认为，距今12万年～6万年前生活在克莱西斯河口的古人类可能不仅从狮子、鬣狗等食肉动物杀死的动物尸体残骸上获得肉和骨髓，而且常常直接猎取完整的动物，甚至是体积很大的哺乳动物，如水牛、非洲大羚羊。但是，从动物骨骼研究结果来看，这些古人类往往是尽量避免与危险的水牛面对面。即使近距离猎杀[15]，也是找那些在水牛群中威胁较小的年幼和年老的那些。由于狩猎的危险性，这些古人类可能把目标更多的针对胆小警觉的非洲大羚羊。采用追赶和陷阱的办法，大量消灭非洲大羚羊。在克莱西斯的地层中发现了大量非洲大羚羊骨骼，而且年龄比例类似一个现生的非洲大羚羊群，说明这些动物并非是死于疫病等原因，因为那样先死去的会是年幼的和年老的个体。它们一定遭到了一次灭绝性的大灾祸。地层中没有发现大洪水、火山爆发、流行病的证据。从这一区域此后非洲大羚羊大大减少的情况来看，这次灭绝性的大灾祸就是因为此时古人类掌握了把整群非洲大羚羊赶下附近悬崖的能力。[16] 显然，汪文把古人类灭绝非洲大羚羊当成了一群古人类灭绝另一群古人类。 又如汪文页130页介绍安布鲁斯（Ambrose）教授研究成果时说：“作者在东非……发现那里出土的几千块化石里包括六百多个细微碎片，是从非洲土鸡的蛋壳上剥落的。这些碎片其实是13个直径约6毫米的圆形‘古钱’碎裂后的残余化石。”实际上，安布鲁斯在东非发掘到的不是“几千块化石”，而是几万块黑曜石、火山玻璃质地的石器工具碎片，近600多片蛋壳化石碎片不包括在其中。而且，这近600多片蛋壳化石其中包括了13块打磨修整过的蛋壳圆片，而不是如汪文所说的这600多块碎片组成了13块圆片。直径才6毫米的13块蛋壳圆片化石要是碎成600多片细微的碎片，恐怕是很难重新拼合。更有趣的是，这些不是汪文所说的非洲土鸡（不知“土鸡”所指为何种鸡）的蛋壳，一般的鸡蛋壳哪能经得起如此打磨呢？经查克莱因和安布鲁斯原文，原来这是非洲的鸵鸟（Ostrich）蛋壳。[17]只有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鸵鸟，其厚度达2~3毫米的蛋壳，才经得起古人类的打磨。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戏谑的错误，但从“指羊为人”、“指鸵鸟为土鸡”的错误看，汪文作者阅读外文资料时恐怕是过于匆忙了。类似错误还有几处，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其二、汪文不仅在跨学科、外文资料利用方面显示出缺乏规范，文章有些错误还说明汪文作者对一般学术规范也不尊重。 1、行文注释不规范，转引时文责不明，不核对资料 汪文在直接引用或间接转引国外学术界研究成果时不注外文杂志详细信息，或不注明书籍具体引用的页码。这使非专业读者对汪文论点难以查考验证，专业读者无法作进一步研究。显然，这给编辑审稿也带来了极大困难。如汪文在转引克莱因书中所转引的史前考古报告时并没有进一步核对原始资料，但却既没标注克莱因书的页码（如果内容出错，由克莱因负责），也没标注该考古资料的具体出处（如果转引出错，由汪文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文中具体内容究竟是克莱因等国外学者的观点还是汪文作者的研究，读者难以把握，更难核对。 而汪文在这方面的错误也不少。如第132页说，“1994年11月，加州大学的研究生海尔－塞拉西曾经在阿瓦斯河谷中部发掘出上百块古猿化石，并且，他在1995年《自然》杂志上发表的报告里把这些440万年前的古猿命名为‘根人’（Australopithecus Ramidus）。”事实是，海尔－塞拉西（Haile-Selassie）没有对这些化石的属种名称进行命名，而且这篇文章根本不是他写的，连署名也没有。 早在1992年到1993年，美国古人类学家怀特（Tim White）率领的一支考察队在埃塞俄比亚中阿瓦什（Middle Awash）地区一个叫阿拉米斯（Aramis）的地方发现了17块化石标本，包括牙齿、颅骨、颌骨和臂骨等，其年代为距今440万年前。怀特等人起初将这些化石取名为Australopithecus ramidus。[18]ramid在当地的语言中意为“根”，因此译作“南方古猿始祖种”。但是，新的发现与研究使怀特他们认为，这些刚刚被称作“南方古猿始祖种”的化石实际上与南方古猿之间存在着属一级的差别。也就是说，它们应当是一个在分类上与南方古猿并列的、在时间上先于南方古猿的一个新属。1995年，怀特给《自然》写了一封信，更正这个新属的定名为“Ardipithecus”（ardi在当地语言中意为“大地、地面”），汉译为“大地古猿属”[19]。而这些在阿拉米斯发现的化石则是这个属中的一个种，即大地古猿始祖种（Ardipithecus ramidus）。1994年11月，海尔－塞拉西是参加怀特考察队的一个实习生，他的研究论文迟至2001年才在《自然》上发表，文中也使用怀特等人所定的属种命名。[20] 汪文如果核对转引资料，就可以避免犯此错误。 2、学术研究态度过于随意 汪文还基于错误的前提随意进行学术推论，对一般科学常识也不尊重。 如汪文第129页提到： 嘴的收缩，最初发端于食肉。……在没有“刃”的时代，“两足猿”如何撕扯生肉呢？于是有了对粗壮的“智齿”的需求，在粗壮智齿的作用下，脸部骨骼逐渐“直立”，鼻梁也开始“高耸”。 那么是否撕扯生肉就会有对粗壮的智齿的需求呢？我们了解一般科学常识就能知道，这根本不可能。 人的一生有两套牙。一是乳牙，20个，半岁出，7～12岁脱落；二是32个恒牙，自6岁左右更换，至12岁前后，除最后的第三臼齿外，全部萌出。而第三臼齿一般在20岁以后萌出，又称为智齿。也有人终身不出。可见，已经退化的智齿的功能对人类来说并不重要。汪文的说法缺乏生活常识。况且，人类不同形态的牙齿发挥各自不同的功能。门齿具有切割食物的作用；犬齿具有撕裂食物的功能；前臼齿具有压碎食物的作用；臼齿具有研磨食物的功能。如果是撕扯生肉的需要，按照汪文的逻辑也应该是对粗壮的“犬齿”最有需求，那么我们是否就该长得象非洲狒狒了！ 在对古人类化石的研究中，牙齿化石受到重视，这由两个原因造成。第一，牙齿和颚骨化石远远多于其它部位化石，因为它们的质地决定它们在漫长的时空中更容易保存下来。第二，牙齿研究是我们认识古人类食性和某些行为方式的窗口。黑猩猩和大猩猩食用比较软的食物，如成熟的果子、新鲜的树叶，都不需要很重的咀嚼。它们的臼齿因而相对小一些，而且覆盖的牙釉质相对薄一些，因为软的食物不可能把它磨掉。它们咀嚼时嘴几乎关闭，颚骨不必一直从一边移到另一边。所以它们会有较大的犬齿。而雄性的犬齿尤其大，因为犬齿还被用于威胁对手和武力冲突。与此不同，几百万年前的南方古猿类有粗大的臼齿，并包裹着厚厚的牙釉质。说明他们常常消耗坚硬的、颗粒粗大的、纤维性的不易咀嚼的食物，可能包括了地上发现的种子、地下挖出来的植物鳞茎、块茎。它们的犬齿很小，不影响颚骨向旁边移动。可能它们的雄性也不再用犬齿来进行威胁行为。古人类学家推测，这可能说明食性的改变是伴随着雄性间争斗的减少，或者说是更多的社会性宽容。[21] 汪文130页还说：“我们直立的身体带来的唯一的‘好处’是发声方面的便利”。这样的推论实在令人惊讶。关于直立行走对人类起源的作用，古人类学早已有不少专门的研究，[22]如双手可以拿东西；为幼仔运送食物和水；扩大了视野；站立可以用来恐吓对手，有效减少实际打斗而造成的伤亡，等等。到了汪文这里，怎么只剩下“发声方面”这“唯一”的好处了呢？汪文这个实属唯一的推论，不知依据何种研究文献，未见告示。 3、为支持论点而生造证据 如果说前述一类错误是出于常识的不足，那么下面一类错误就比较严重了。我们不得不把它们归结为“生造证据”。 在汪文中，最主要的论据之一是肯尼亚猿人属平脸种。汪文称，斯坦福大学教授克莱因在《人类文化的黎明——一个大胆解释人类意识进步“大爆炸”的新理论》一书中披露，“迟至2001年春季，考古学家才最后确认了这样一件事实：从非洲猿[23]到现代人的转变，最关键的环节隐藏在这年3月在肯尼亚土耳卡纳湖西侧350万年前地层里出土的一颗震惊了古人类学界的颅骨化石。按照考古学惯例，该化石所代表的猿人被一位出身考古世家的发掘者（Meave Leakey）[24]以当地语言命名为‘肯尼亚的平脸人’（Kenyanthropus platyops）[25]。可见，脸部是否扁平具有重大的演进人类学含义。”[26] 接着，汪文指出最早的人类——“手人”的脸就是扁平的，表示脸部扁平的特征可以追溯到350万年前的人科化石。然后，汪文就让古人类行为学家说话了。“古人类行为学家比较了许多动物的社会行为之后指出，四足猿由于有长脸和獠牙，其社会交往的效率比其他动物更低，不仅因为面部表情‘狰狞’，而且獠牙成为大打出‘手’的方便武器。对非洲南部大量出土的猿人化石的进一步考察发现，与我们人类的情况完全不同，古四足猿的男性与女性身体尺寸的差异太大：原因是，由于社会交往效率低下，四足猿实行男女分居，发情期间，能够击败其余男猿的男性独占大部分女性。这样演进的结果，造成猿人的性别尺寸差异极大。这一情形也见于今天猩猩和狒狒的社会。相比之下，生活在东非的脸部扁平的两足猿的社会生活要和谐得多。”[27] 然而，笔者查阅克莱因全书发现，号称是克莱因披露的这段话从未在书中出现。不仅从未出现，克莱因完全没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可能导致有任何人阅读其著作时产生此误解。况且，属于高等灵长目的猿类真的比除人以外的其它动物的社会交往的效率更低吗？汪文未作引文注释，这是哪位科学家的研究？猿类自己也会觉得自己的长脸和獠牙令自己表情“狰狞”吗，又是那位科学家的高论呢？四足猿实行男女分居？如何解释“发情期间能够击败其余男猿的男性”这个概念？唯一毫无疑问的是，这一切与克莱因均无关。 那么克莱因是否曾提及“从非洲猿到现代人的转变，最关键的环节隐藏在这年3月在肯尼亚土耳卡纳湖西侧350万年前地层里出土的一颗震惊了古人类学界的颅骨化石”的意思呢？我们来看看克莱因对肯尼亚猿人属平脸种的记载。 克莱因书中共三次谈到肯尼亚猿人属平脸种。第一次是在第2章，评述两足直立行走的早期人科化石时，他介绍了2001年新发现的距今350万年前的肯尼亚猿人属平脸种化石。描述其扁脸特征后，评论道：“目前，扁脸人的重要性在于，它显示出人类在早期就像猴子、羚羊和其它一些哺乳动物一样，演化出了同时存在的多种形态。”[28]第二次提及是在第3章，讨论到25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各个种的演化关系时说：“人类学家对于距今25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类各个种的关系难以达成一致，而最近肯尼亚猿人属平脸种的发现更是火上浇油。”[29]第三次提及是在第3章讨论人属鲁道夫人种的归属时，“在某些面部和额部特征上，鲁道夫人种令人想起350万年前的肯尼亚猿人属平脸种。如果这种相似性意味着一种族裔关系的话，那么鲁道夫人种可能应该从人属中划出，归入肯尼亚猿人属。”[30]可见，全书没有汪文所指的内容。 那么，汪文有无可能引用的是克莱因的其它著作或论文呢？笔者已查遍克莱因自2001年以来所有公开出版书籍和发表的论文，确认均无此说。而实际情况是，对于目前古人类学界争议颇多的肯尼亚猿人属平脸种，克莱因的态度一直非常审慎。 2001年3月，米芙·利基等人建议设立一个人科新属种——肯尼亚猿人属平脸种，以命名1999年在东非肯尼亚北部特卡纳湖西岸洛迈奎（Lomekwi）地点发现的KNM－WT40000颅骨化石，以及1998年在洛迈奎往南4公里处发现的部分颌骨化石。KNM－WT40000颅骨化石的解剖特征呈独特的镶嵌状态。尽管它本身没有某种新特征出现，但几种特征镶嵌存在的状态却从未在任何已知的种类中出现过，令人迷惑。化石的鼻骨下面非常扁平，使它看起来有一张扁平的脸。[31] 肯尼亚猿人属平脸种化石被古人类学家称为是人科“舞会上的破坏者”[32]。它的意义在于：它对古人类学界以解剖特征作为标准解释属种在演化谱系中位置的做法提出了挑战。因为平脸种把几种早期人科主要解剖特征混合镶嵌在一起，造成演化位置难以确定。而这一新建属种的尝试还有待得到古人类学界的承认，平脸种在人类进化树上的位置仍有待确证。[33]作为美国资深古人类学家，在仅仅面对一块残缺的颅骨化石和部分颌骨化石，缺乏其它直接考古材料佐证的情况下，克莱因根本不可能有如此大胆的推测和假说。 可见，汪文为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假借了国外科学家名义来生造证据，这就触及了学术规范的底线。 那么读者可能会问，既然肯尼亚猿人属平脸种不是克莱因书的“一个大胆解释人类意识进步‘大爆炸’的新理论”，他的大爆炸式的新理论又是什么呢？ 其实，克莱因的新理论与肯尼亚猿人属平脸种无直接关系。他说的是：距今10万年前的古人类已经具备现代人类的体质，为什么现代人类的行为，即“人类文化的黎明”却是在停滞了几万年后，在距今5万年前才发生？克莱因认为，距今10万年前虽然已经形成现代人类的体质特征，包括一个比较大的脑，但现代人类行为的神经系统基础还没有产生。直到距今5万年前，一次偶然的基因转变产生了完全现代的、具有人类神经系统特征的大脑构造。从此，在现代人类体质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行为的（文化的）进步得到加速度发展。[34]由于这一转变是短时间内突然发生的，所以克莱因的书名称之为“大爆炸”；而脑神经系统的变化在化石材料上难以找到直接证据，于是又称为“大胆解释”。当然，因为此书是克莱因1999年出版的《人类的道路：人类生物和文化的起源》[35]一书的科普版，如此吸引眼球的书名也是促销的需要。汪文显然也发现了这一点。 汪文的最后结论是：人类的祖先在进化过程中获得竞争优势而结成今天的人类社会，其根本性原因是确立了基于信誉的社会交往秩序。而本文发现，汪文的这一结论是在缺乏基本知识、且不时违背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得出的，所以，这样的结论是否可信，也就值得怀疑了。 不过，我们也与汪文一样，认为信誉在人类进化与发展着有着重要的作用。人类的信誉自然应当包括学术信誉，而汪文的许多做法，却是有悖于此。这就促使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进行跨学科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从事跨学科的学术研究，首先必须掌握所跨学科基本常识，准确理解其基本理论；其次，利用所跨学科研究资料时应如实反映，准确理解。尤其是引用外文资料更要认真阅读，客观引用；第三，跨学科研究更要遵守一般学术规范，经得起学术检验。否则，跨学科研究就容易成为学术诈骗的障眼法。 笔者赞赏汪文开篇时对现代学术制度的一段评论，“如果学术制度迫使学者参与‘不发表便毁灭（publish or perish）’的生存竞争，则‘天才’以外，学者们要么陷入‘求快’的恶性循环，要么成为学术制度的‘边缘人’。”或许汪文也只是这个体制中的牺牲品罢了。学术评估的标准由“求快”的学术制度来掌握，那真是学术的悲哀与无奈。 -------------------------------------------------------------------------------- [1] 汪丁丁：《信誉：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意义》，《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2] Richard G. Klein with Blake Edgar, The Dawn of Human Culture: A Bold New Theory on What Sparked the “Big Bang” of Human Consciousnes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 2002. 此书是克莱因1999年出版The Human Career: Human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Origins一书增订后的科学普及版。汪文将此书译为《人类文化的黎明——一个大胆解释人类意识进步“大爆炸”的新理论》。 [3] 吴汝康主要论文有：《人类起源研究的新进展和新问题》，《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4期；《对人类进化全过程的思索》，《人类学学报》，1995年第4期；《南非的古人类研究》，《人类学学报》，1995年第4期。龚缨晏主要论文有：《关于人类起源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94年第2期；《现代人类起源的理论问题》，《世界历史》，1995年第5期；《人类远祖的新发现》，《世界历史》，1998年第3期。 [4] Orrorin tugenensis，2000年在肯尼亚图根山（Tugen Hills）新发现的化石人类，Orrorin在当地方言中意为最初的人（Original man）。因为起初人们呢称其为“千禧人”（Millennium man），中译名未定，笔者倾向译为千禧古猿属图根种。L. C. Aiello & Mark Collard, Our Newest Oldest Ancestor ?, Nature410, 526-527(2001). Michael Balter, Scientists Spar Over Claims of Earliest Human Ancestor, Science291, 1460-1461(2001). [5] Ibid. , p. 70. [6] 详见吴汝康：《科学史上一场最大的骗局——皮尔唐人化石》，《人类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46页。 [7] 此处据克莱因原文缩写。Ibid. , pp. 23-24. [8] 适应辐射：一种顺利发展的动物群由于充分利用不同的生态环境和有利时机而演化成几种与环境相适应的类型的现象，在这些动物群中, 重要的结构变化可能由身体各部位的相对大小的变化引起。 [9] 种间由于共同的亲缘关系而具有相似性状的现象。 [10] 即由于适应类似环境和自然选择的结果而出现的相同的体质特征或行为模式。 [11] Ibid. , p. 91-92. [12] 埃塞俄比亚古人类学家将它命名为惊奇种，garhi在当地阿法地区语言中意为“惊奇”。 [13] Elizabeth Culotta, A New Human Ancestor, Science284, 572-573(1999). Jean de Heinzelin et al.,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of 2.5-Million-Year-Old Bouri Hominids, Science284, 625-629(1999). Berhane Asfaw et al., Australopithecus garhi: A New Species of Early Hominid from Ethiopia, Science284, 629-635(1999). [14] Ibid. , p. 21. [15] 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古人类曾使用投矛来远距离猎杀动物。 [16] Ibid. , pp. 17-19. [17] Ibid. , p. 11-12; Stanley H. Ambrose, Chronology of the Later Stone Age and Food Production in East Afric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25, 377-392(1998). [18] T. White et al., Australopithecus ramidus, A New Species of Early Hominid from Aramis, Ethiopia, Nature371, 306-312(1994). [19] T. White et al., Letter: Australopithecus ramidus, A New Species of Early Hominid from Aramis, Ethiopia, Nature375, 88(1995). [20] Yohannes Haile-Selassie, Late Miocene hominids from the Middle Awash, Ethiopia, Nature412, 178-181(2001). [21] Ibid. , pp. 37-38. [22] 详见龚缨晏：《让我们脚踏实地地迈向新世纪——直立行走及我们的学术》，《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 [23] 其实非洲猿指的是非洲现生的类人猿：黑猩猩和大猩猩，不可能演化出现代人类。准确的表达是：非洲的古猿。 [24] 此处表达不准确。米芙·利基原名Meave Epps，在英国北威尔士大学获动物学博士学位，长期担任著名的古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的助手，并非出身考古世家。1970年成为理查德·利基的第二任妻子。理查德·利基的确出身于古人类学界最显赫的利基家族。 [25] 拉丁学名中属名Kenyanthropus虽然也可以译为肯尼亚古猿属，但不合适。因为此译名已被国内人类学界指代Kenyapithecus，一种有可能是人猿共同祖先的肯尼亚的中新世古猿。而且拉丁文后缀anthropus有“人”的意思，所以笔者认为译成肯尼亚猿人属平脸种比较合适。 [26] 见汪文第129页。 [27] 见汪文第129页。 [28] Ibid. , p. 61. [29] Ibid. , pp. 76-77. [30] Ibid. , p. 86. [31] Meave. G. Leakey et al., New Hominin Genus from Eastern Africa Shows Diverse Middle Pliocene Lineages, Nature410, 433-440(2001). Bernard·Wood & Mark·Collard, The Human Genus, Science284, 65-71(1999). [32] Daniel. E. Lieberman, Another Face in Our Family Tree, Nature410, 419-420(2001). [33] Meave. G. Leakey et al., New Hominin Genus from Eastern Africa Shows Diverse Middle Pliocene Lineages, Nature410, 433-440(2001). [34] Ibid. , pp. 270-273. [35] Richard G. Klein, The Human Career: Human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Origins, 2nd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本文原出处:《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