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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战初期，随着希特勒向西线大举进攻，丘吉尔临危授命，出任英国首相。面对纳粹德国的威胁，他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积极推动英苏合作。苏德战争爆发后，丘吉尔立即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抵抗纳粹德国的侵略。援苏抗德是丘吉尔现实主义外交的代表性例证。 关键词 英国，苏联，丘吉尔，援助 苏德战争爆发与英苏结盟是丘吉尔战时联合政府现实主义外交的代表性范例，这是当今学术界的共识。但是，对于丘吉尔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渊源和英苏结盟的具体过程，以及苏德战争初期英国向苏联提供的援助，这些方面的研究只是初步的，还有待深入。2003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汕头大学萨本仁所著《丘吉尔与英国对外政策》一书，代表了近年来国内学者系统研究丘吉尔外交思想与实践的最新成果。该书较为详细阐述了二战初期丘吉尔构筑英美联盟的努力，而对英苏合作这一标志英国外交重大转折的方面涉及较少，特别是关于英国援苏抗德对美国态度的影响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评价。鉴于史学界在这一领域研究上的不足，本文对丘吉尔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萌芽进行了初步探讨，对苏德战争爆发前夕英国寻求与苏联结盟的过程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另外，对于英国在处境艰难的情况下向苏联提供的力所能及的援助，也力求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概而言之，丘吉尔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在二战之前就已初步形成，在纳粹德国侵略扩张的初期，丘吉尔就清醒地认识到联合苏联建立反法西斯统一阵线的必要性。1940年5月丘吉尔就任首相后，对张伯伦时期的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英国战时现实主义外交逐步展开。为了共同抗击纳粹德国的侵略，丘吉尔通过与斯大林的书信往来和向苏联政府提供军事情报等方式，试图与苏联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希特勒的扩张。但由于英苏之间积怨已久，丘吉尔的这些努力没有得到苏联方面的积极回应。希特勒闪击苏联后，丘吉尔立即发表了支持苏联的历史性演说，同时以实际行动援助苏联抵抗纳粹的入侵，及时向苏联提供了相当数量急需的战略物资。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英苏战时合作终于得以实现。 联苏抗德的构想 丘吉尔曾是西方反苏武装干涉的组织者之一，对苏维埃俄国抱有极大的敌意。但是，当纳粹德国成为英国的主要危险以后，他能够较早认识到联合苏联的必要性。英国外交理论家E.H.卡尔曾经对一战后英国政治家企图把大陆政策回复到19世纪的均势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遵循这一理论的基础在两战期间已不复存在。无论是法国还是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未形成可与德国相抗衡的力量。因此，英国要想在欧洲占据一席之地，除了积极参与欧洲事务外，还应当实现英苏合作。[1](452)丘吉尔也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只有维护和平 的力量大大优于侵略的力量时，才有可能制止战争。“如果两方面的实力都差不多的话，战争就可能在几个星期内爆发”。[2]（254）从这种认识出发，丘吉尔主张联合法苏两个大国和欧洲其他小国，建立抵抗侵略的联合阵线。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丘吉尔就提出了同苏联联合的主张。1934年7月的一天，英国外交部官员范西塔特设午宴招待苏联驻英大使麦斯基和丘吉尔夫妇，宴会的气氛轻松随意。几乎整个30年代，丘吉尔都一直被排斥在政府公职之外，只是一名保守党的后座议员。席间，丘吉尔首先坦言他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持敌对立场的原因。当时丘吉尔主张对德和，对俄战，指责首相劳合—乔治采取与此相悖的方针。他说：“因为1917年，俄国把当时的英帝国视为危险的共产主义变成了现实……现在对英帝国来说，危险来自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我的立场的急剧转变就是由此而来的”。他继续指出：“希特勒德国不仅威胁着我们英国人，而且也威胁着你们俄国人。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呢？我们为什么不以共同的努力来粉碎它呢？我觉得这是合乎逻辑的，策略上也是正确的”。[3]（25）麦斯基对丘吉尔的见解做出了明确的回应，他说：“我可以向您保证，苏联丝毫无意侵犯英帝国，她最大的希望是和您的国家和睦相处……苏联政府的领导人是明智的，他们坚定不移地遵循着自己利益的逻辑。而这个逻辑庄严地指使他们，只能接受和平，而不能和别的国家发生任何战争和纠纷。我相信您刚才所说的情况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我觉得它是符合实际的……”。[3]（25）范 西塔特则再三强调，两位政治家的立场非常接近。虽然这时丘吉尔和麦斯基都不是他们各自国家的决策人物，但是他们的看法是睿智而富有远见的。可以说，这次对话是英苏关系从紧张到趋于缓和的重要一步。 在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和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的时候，苏联就表示愿意制止侵略并向国际联盟提供自己的军队。1938年3月德国侵占奥地利后，苏联建议立即召开国际会议，采取有力措施制止侵略。但是，苏联的这些建议一再受到英国政府的冷淡。丘吉尔批评说：“苏联的建议事实上未被重视。苏联的建议没有被放在对付希特勒的天平上，而是受到冷漠的（且不说是蔑视的）待遇，这在斯大林的心中留下了一道创伤。事态的发展似乎是苏俄根本不存在一样。为此，我们后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4]( 377) 1938年9月30日，英、法、德、意四国签定了慕尼黑协定，把苏联排除在欧洲事务之外，沉重打击了苏联的集体安全政策。不久，德国侵占捷克全境。丘吉尔强烈要求联苏抗德，他在下院说：“如果我们不能建立反侵略的伟大同盟，我们就将陷入致命的危险之中，如果我们拒绝同苏俄的正常合作，那是极端愚蠢的”[5]（p.50）。张伯伦政府迫于公众舆论和日益紧张的形势，才开始同苏联谈判。会谈期间，丘吉尔批评政府的消极态度。他认为，“没有强大的东战线，我们在西欧的利益就不能有令人满意的防卫；而没有俄国，也就不能有强大的东战线”。 [2]（254）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定后，英国政府中一些人怀疑苏联会与德国结成军事同盟，以便有朝一日公开站到德国一边反对西方大国。但是，丘吉尔并不相信这一点。他认为苏德两国之间的矛盾不可能调和，他断言：“尽管有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苏联仍然同西方国家有共同利益”。 [6](49~50) 对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定，西方有人为发泄反共仇苏情绪，称德国与苏联建立了“魔鬼的联盟”。丘吉尔发表了比较客观的评论，他认为苏联的政策建立在国家利益之上，“他们（指苏联人）的作法固然是冷酷无情的，但在当时却是极其具有现实意义的”。[4]（386） 英苏结盟的尝试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尽管苏联信守与德国签定的互不侵犯条约，但丘吉尔在敌与友的问题上的立场依然十分坚定。1939年10月6日晚，时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在海军部约见了麦斯基。丘吉尔认为，英苏关系常因相互猜疑而遭破坏，英国怀疑苏德结盟反对西方大国，苏联则怀疑英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土耳其和巴尔干地区策动各种反苏阴谋。他强调：“英苏的根本利益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冲突，两国交恶或不满是没有理由的”。他的结论是现在与过去一样，英苏“双方具有建立亲善关系的基础”。[3](218) 在苏联人的眼里，丘吉尔无疑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分子，然而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却正在做着改善英苏关系的事。当时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定后已极端反苏，改善英苏关系最合适的人物已经非丘吉尔莫属。 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后，从对付纳粹德国的战略全局考虑，他试图改善英苏关系，便决定派一贯主张对苏友好的克里普斯爵士出任驻苏大使。丘吉尔清醒地意识到，要改变英苏关系决非易事。但同时也认识到，苏德之间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而要战胜德国，仅靠英国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苏联的力量。战前张伯伦政府拒绝与苏联联合对德，结果把苏联推向了德国的怀抱。丘吉尔眼下要纠正这一错误政策，希望是很渺茫的，但只要有一线希望，他认为就应该积极主动地去争取。1940年6月25日，丘吉尔让克里普斯爵士带上了一封给斯大林的亲笔信。信中说得十分坦率：“从地理上看，我们两国位于欧洲的两端，再从政治制度来看，可以说我们两国代表着极不相同的政治思想体系。但是我相信，这些事实不会妨碍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在国际范围中达成和解与互利”。 “必须承认，在过去（诚然是在最近的过去）我们的关系由于相互猜疑而受到危害。去年8月，苏联政府决定，为了苏联的利益，应该终止与我们的谈判而与德国结成密切的关系。因此德国几乎是在成为我国的敌人的同时成了贵国的朋友……目前摆在全欧洲（我们两国也包括在内）面前的问题就是欧洲的国家和人民对于德国在大陆建立霸权的形势将如何反应”。 信中还说，英苏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两国能够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好地抵抗德国的霸权。英国政府致力于两个目的：使自己免遭纳粹政权的统治，把欧洲其余国家从德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在信的末尾，丘吉尔写道：“德国目前试图在欧洲建立霸权是否威胁苏联的利益，这只有待苏联自己来判断，如果威胁的话，应该用什么最好的办法来保卫，也只能由你们自己决定。但是，我已感觉到，欧洲（实际是全世界）目前经历的危机是如此严重，因此，我认为应将英国政府感受到的情况如实地向你坦白陈述”。[7]（169~170） 这是丘吉尔在英国孤军奋战和苏德关系密切的特殊时刻，就欧洲严峻的局势而写的一封颇有水平的信。他没有回避英苏两国之间社会制度的差异和战前的相互隔阂，而是正视现实，就两国关系现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既向斯大林晓以利害，又说得很委婉，这是丘吉尔为建立英苏反德联合阵线所作的最初尝试。在当时情况下，由于英苏积怨很深，斯大林和苏联政府没有作出积极的回应。 苏德战争前夕，丘吉尔和英国政府仍然坚持联苏抗德的方针。在德国进攻巴尔干国家前夕，英国外交部便陆续获得越来越多的关于德国可能进攻苏联的情报，并把这些情报及时通知了苏联。1941年1月16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曾询问苏联驻英大使麦斯基，英苏在目前形势下是否有重新接触的可能性。6月13日，艾登又召见麦斯基大使，通知他一旦德国进攻苏联，英国愿意派出一个三军代表团到苏联去。代表团的成员将由最近同德军作过战的英国军官组成，他们的作战经验可能会对苏军有帮助。同时，艾登还表示英国愿提供苏联紧急需要的战略物资。[8]（270）另外，丘吉尔通过阅读一份关于德军装甲部队在巴尔干往返调动情况的材料，断定希特勒将于5月至6月份进攻苏联。他立即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通报他的判断及依据。[7]（182） 苏德战争爆发前一周，丘吉尔电告美国总统罗斯福德国即将大举进攻苏联，并表示一旦战争爆发，英国当然要“给予俄国人以最大的鼓励和我们能够提供的任何援助”。1941年6月22日早晨，当丘吉尔得知德国已开始进攻苏联后，决定当晚向全世界发表广播演说。他同内阁成员和帝国总参谋长进行了商谈，又特别征询了两个人的意见。一个是驻苏大使克里普斯爵士，一个是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前者认为苏联顶不住德国的进攻，苏军的覆灭只是时间问题。后者却认为应该尽一切可能支援俄国人，应该考虑到他们有众多的人力和巨大的生产潜力。[9]（202~203）这个意见和丘吉尔的主张是一致的。于是，丘吉尔就全力草拟他当晚的演讲稿。他在演讲中指出：“……在过去25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这一切，在正在我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我们只有一个宗旨，一个惟一的、不可改变的目标。我们决心要毁灭希特勒，以及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什么也不能使我们改变这个决心……任何对纳粹帝国作战的个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跟着希特勒走的个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将要对俄国和俄国人民进行我们能够给予的一切援助……他进攻俄国，只不过是企图进攻不列颠诸岛的前奏。毫无疑问，他希望这一切行动可以在冬季到来以前结束，他可以在美国的海空军进行干涉以前击败大不列颠。他希望用比以前更大规模重演他各个击破敌人的故技……因此，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也是美国的危难，正如俄国人为保卫家乡而战的事业，是世界各地的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一样。让我们吸取通过残酷的经验得来的教训吧。让我们加倍努力，只要一息尚存，力量还在，就齐心协力打击敌人吧”。 [3](222) 然而，苏联对这个演讲的反应并不积极，《真理报》仅部分刊登了丘吉尔讲话的内容，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英苏合作的实现 但是共同的敌人，奠定了英苏合作的基础。为了战胜法西斯，两国间进行了广泛的协作。1941年7月，英国与苏联签订了关于在对德战争中共同行动的协定。8月16日，英国驻苏大使和美国驻苏大使一起正式代表两国政府宣布对苏联的抗德战争提供援助。后来，英国和苏联又签订了《英苏互助条约》，两国约定不与希特勒政府谈判，战后进行合作。 据不完全统计，1941年10月至1942年6月，英国援苏的武器和战略物资包括1800架战斗机、1250辆坦克、1000门发射25磅炮弹的大炮和100万发炮弹。原用于装备英军的23000支美造步枪和2000支英造步枪也移交苏联。为提供苏联生产战略物资急需的各种原料，英国还将英联邦成员国马来亚的锡和缅甸的橡胶大批运往苏联。其他援苏重要战略物资还有25000吨电解铜和5000吨铝，当然这些战略物资也是英国所紧缺的。军用被服方面，英国援赠苏联短统军靴300万双和军大衣25万件。此外，英国政府计划派军队占领伊朗，控制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从南向北通过伊朗首都德黑兰铺设一条通往苏联中亚地区的铁路，以保证除摩尔曼斯克港外，从南部经陆路更迅速地将援助物资运抵苏联。 [3](225~226)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苏联的援助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英国的影响。早在1941年6月9日，英国战时内阁已作出决定，假如苏联卷入对德战争，英国将援助苏联。不仅如此，英国还希望美国也采取同一立场。6月15日，丘吉尔致电罗斯福说：“根据我能从各方面获得的消息，其中并有最可靠的消息，德国看来即将大举进攻俄国。如果这场新战争爆发，我们当然要遵循希特勒仍然是我们必须击败的敌人这项原则，给予俄国人以最大的鼓励和我们能够提供的任何援助。我认为，此间不会有任何阶级性的政治反应，并相信德俄冲突不致使你感到为难”。[7]（234）尽管罗斯福表示他将公开支持“首相可能就欢迎俄国为同盟国而发表的任何声明”，苏德战争爆发后美国也初步采取一些援助苏联的措施，但起初美国援苏抗德远不如英国积极，而国务卿赫尔又不如罗斯福积极。苏德战争爆发前夕，美国国务院确定的对苏政策是：如果苏联不主动向美国提出请求，则美国不应主动向苏联提出任何建议。如果苏联请求美国给予援助，美国则应在保证国家安全不受严重影响的前提下，放宽对苏联出口的限制，提供其最需要的军事供给。否则，美国不应过早地就军援问题向苏联作出任何保证。[3](227)苏德开战后美国的第一个正式声明是由国务院发表的，调子比丘吉尔的讲话要低得多。6月24日，罗斯福总统举行记者招待会，虽然表示要向苏联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但是又留有尾巴——说苏联尚未正式提出要求。至于《租借法案》是否适用于苏联，他也拒绝正面回答。 英国援助苏联是在自身战略物资十分紧缺的情况下进行的，对于因援苏而付出的代价，丘吉尔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丘吉尔承认，1941年运往苏联的450架飞机本来可以在新加坡的防守上起到一些作用。他曾经这样告诉战时内阁副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如果马来半岛由于利比亚和俄国的缘故而困厄，那么没有什么人比我更要为此负责，而且我以后还会做同样的事情”。[6](51)丘吉尔坚持，必须保证对苏供应线的畅通，即使是高达50%的商船损失率也是可以接受的。为确保前往苏联的航路，他敦促英国参谋部考虑组织在挪威北部的登陆战役。他告诉英国内阁：援苏船队不惜代价直达目的地是我们的责任。丘吉尔虽然认为开辟第二战场的时机还不成熟，但他一直坚持要与苏联相互配合和支援。例如，在1943年4月西西里岛的登陆作战中，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认为如果有两个师的德军在进攻目标范围内活动，将考虑取消这次进攻。丘吉尔闻讯后大发雷霆，他指出：“我们已经告知苏联人，由于准备进攻西西里岛的缘故，北方护航舰队无法为他们提供给养，而现在进攻西西里岛的计划却要被放弃，原因竟然是在其附近可能有两个师的德军。我无法想象，在前线要面对185个师的德军的斯大林对此作何感想”。[10](151~152) 虽然与美国相比，英国对苏联的援助较少，但是其援苏的意义仍然不可低估。首先，英对苏援助不及美国，这是由其实力决定的，但英国提供的援助却是自觉主动的。1942年上半年，丘吉尔在演说时坦率表示：“如果考虑到俄国为消灭希特勒、为我们的共同的事业所做出的一切，我们为俄国所做的事太少”。[11](14)丘吉尔的歉疚之情表明了援苏的诚意，但却感到力不从心，因此，英国便设法促成美国对苏提供更多的援助。美国1942—1943年对苏440万吨物资援助计划的成行，就是由于英国坚持的结果。在美国实施对苏联1000多万吨物资援助时，英国克服重重困难，承担了运输、护航的主要责任，贡献可谓不小。其次，在美国参战前，英国的援苏行动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1941年7月签订的《英苏关于对德作战联合行动的协定》，标志着两国结成了事实上的反法西斯同盟。同时，流亡英国的九国政府也迅速与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同年9月，英苏等11国在伦敦举行同盟国家会议，共同声明遵循旨在维护和平、正义、彻底摧毁纳粹的《大西洋宪章》的原则。这样，由于包括英苏在内的盟国的共同努力，反法西斯的战时大同盟得以形成，它体现了英苏以及各同盟国的共同意志，也成为反法西斯国家战时合作的大舞台。 英苏结盟的根本原因是它们与纳粹德国不可调和的矛盾所致。就苏联方面而言，德国的背信弃义，撕毁了签订还不到两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苏联不得不重新审视其二战初期的外交。为了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最大限度地争取盟友，孤立德国法西斯，苏联必须与英国携手；而从英国方面来说，援苏抗德是其国家利益的必然要求。苏德战争爆发时，德国占领了大半个欧洲，大英帝国面临着德国法西斯的全面挑战。德国入侵利比亚，对英帝国的中近东殖民地和海上交通线造成了直接的威胁。纳粹德国同时还加强了对伊朗、伊拉克的经济渗透，形成了对英国势力范围的全面争夺。丘吉尔清醒地认识到，英国应该利用德军主力东调的有利时机，加强本土和中东防御。同时通过援助苏联，以牵制德军，防止德国打败苏联后再挥戈西进，直扑英伦三岛。当然，深谙韬略的丘吉尔看得更远：援助苏联一方面可以借助苏军的力量击败德国，减少英国的牺牲；另一方面苏联也会在抗德战争中遭到削弱，从而为英国战后操纵欧洲事务扫清障碍。所以，英国在援助苏联问题上表现得比较主动，甚至甘愿付出代价。难怪丘吉尔说，援助苏联抗击纳粹“是我们的责任和为了我们的利益的事”。[11](16) 前苏联历史学博士维·达希切夫充分肯定了英美等西方国家在苏德战争爆发后采取的支持苏联的立场。他说：“1941年6月22日苏联自己不得不同希特勒军队单独对峙，这时国家的安全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西方强国本可以袖手旁观，幸灾乐祸。但英国以及后来美国的政治领导人抛开对斯大林制度的成见、反感、厌恶以及由于苏德条约而产生的令人不快的情绪，从他们的民族利益出发，选择了支持苏联反对法西斯德国的斗争这一唯一正确的道路”。[12](102)苏德战争爆发后英国对苏政策的重大转折，完全出于现实主义外交的考虑。丘吉尔的推理公式很简单，既然斯大林成了希特勒的敌人，那么他就可以成为英国的朋友。英苏合作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英国的战略环境也因此不断好转。 参考文献： [1]冯梁.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的创始人——E.H.卡尔[A].朱瀛泉编.国际关系评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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