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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倾向于认为，和上文的“nugas”一样，“labriosis”也有双重意味。一方面这毕竟是一首题献诗，诗人要向一位赏识自己的文学前辈表示谢意，自然不希望冒犯对方，所以“labriosis”应当是称赞之词；另一方面，“laboriosis”在拉丁语中可褒可贬，卡图卢斯借这个词暧昧的特点和微妙的语境拉开了自己和对方在美学立场上的距离。《歌集》第49首和50首对我们很有启发（Merrill 82-4）。第49首是赠给古罗马著名演说家西塞罗的：“Disertissime Romuli nepotum, / Quot sunt quotque fuere, Marce Tulli, / Quotque post aliis erunt in annis, / Gratias tibi maximas Catullus / Agit pessimus omnium poeta, / Tanto pessimus omnium poeta, / Quanto tu optimus omnium patronus.”（罗穆鲁斯的所有后裔里，过去、/ 现在、未来所有数不尽的后裔里 / 口才最最优秀的图利乌斯啊，/ 卡图卢斯这位最最蹩脚的诗人 / 向你致以最最真诚的谢意，/ 我是多么最最蹩脚的诗人，/ 你就是多么最最卓越的律师。）卡图卢斯故意戏拟了西塞罗夸张的演说风格，一句简单道谢的话（第4行）却藏在7行诗的深处，不能不算“labriosus”了，但这绝不是卡图卢斯所欣赏的那种艰辛。在他看来，对语言的锤炼必须达到“arida”所代表的简练、精致的境界。另外，由于文学观念过分政治化而导致的“一本正经”的创作方式，也是他所厌恶的。在第50首中，他描绘了自己和诗人朋友卡尔伍斯饮酒唱和的愉快场景，其关键词是“ludimus”（不定式ludere，游戏），诗歌创作是一种以美为终极目标的游戏，一切的惨淡经营都是为了这个目标，而不是别的。所以，卡图卢斯并不反对“labriosus”的写作方式本身，而是反对浮夸的风格和政治化的文学观。 第5行中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词“ausus（敢）”，遗憾的是除了巴特斯通外，其他学者都忽视了。当我们把这个词和“unus（一人）”和“omne aevum（全部时代）”结合起来考虑时，或许会意识到这是卡图卢斯对涅波斯最高的称赞。尽管两人在文学观上有不小的差异，但都在各自的方向展示出非凡的勇气。虽然古罗马有很多历史学家，但目光都只局限在罗马民族，缺乏希罗多德等古希腊历史学家囊括天下的眼光。因此，涅波斯敢于将全部时代的事件都纳入自己的视野，是值得称道的，卡图卢斯吸收希腊诗歌传统，也与前代罗马作家不同，主要目的不在模仿，而在创造。要让罗马诗歌与希腊诗歌比肩，摆脱狭隘的民族传统，以一种世界意识融会其他民族文学的资源，是必由之路。在卡图卢斯的诗学中，“ausus”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敢于挑战强加在诗歌之上的一切清规戒律，诗歌的题材和语言都不应当有禁区。文学教条常常束缚创造力，就连维吉尔也曾因为在史诗中使用“avunculus（舅舅）”这样的日常词汇遭到批评（Cruttwell 3）。卡图卢斯的诗歌极其大胆，任何题材他都敢涉及，任何词语他都敢使用，对权贵的激烈攻击和对性的坦率描写，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令人瞠目，直到20世纪后半期，《歌集》的全本才广泛进入古典文学的课堂。 诗作的最后三行绵里藏针，既谦恭又自信：“Quare habe tibi quidquid hoc libelli / Qualecumque, quod, o Patrona Virgo, / Plus uno maneat perenne saeclo.”（所以请收下这卷不算什么的小书，/ 好也罢，坏也罢，啊，庇佑的处女，/ 但愿一个世代以后，它依然留驻。）对比众多诗人对未来的展望，例如贺拉斯的“纪念碑”、莎士比亚的“只要人能呼吸眼不盲”等等，这首诗的结尾出奇地低调，诗人仿佛不敢直呼缪斯的名，也不敢奢望“不朽”，仅仅请求“庇佑的处女”能让自己的诗集活过一百年。然而，仔细分析却能发现，诗人对自己作品的价值有坚定的信心。诗人用“quidquid（无论什么）”和“qualecumque（无论怎么样）”两个词来形容自己的诗集，与前文的“nugas”呼应，表面上是谦辞，其实是对自己的高度评价。这几个词的共同特点是含混，仿佛诗人在整个拉丁语中都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概括自己的诗歌内容或风格，这其实是在暗示，自己所探索的方向、所创作的诗歌是革命性的，无法容纳于古罗马原有的诗歌传统中，因而暂时无法命名。也正因为如此，不仅书的外表是新（novum）的，里面的诗作也是新的。值得注意的是，古罗马社会以保守闻名，“新”常常是一个否定性的词语，“革命（res nova）”意味着威胁原有的稳定秩序，制造混乱，是攻击和迫害政敌时惯用的罪名。“新诗派”本身也是蔑称，潜台词是这些诗人是捣乱分子。卡图卢斯却将物品之“新”的正面意义与自己的诗歌联系起来，表明了他强烈的文学革新意识，而且他相信，自己所倡导的诗歌革命将会有长久的生命力。“plus uno...perenne saeclo”的字面意思是“比一个世纪更长久”，但核心的词其实是“perenne”——“永恒”。 “o Patrona Virgo”的措辞引发了学术界持久的争执。虽然它有《歌集》三大权威抄本的支持，许多学者（例如Munro、Singleton、Gibson）还是提出了异议。主要理由有二：一是这首诗是献给涅波斯的，因而涅波斯扮演了patronus（庇护人、恩主）的角色，这里突然引入一个新的庇护人，显得非常突兀；二是卡图卢斯没有必要用这种绕弯子的说法来称呼诗神缪斯或密涅瓦女神，Virgo改成Musa（缪斯）也不违反格律。但科普莱却认为，直接呼告缪斯，与本诗平易谦卑的语气不符（Copley 205）。笔者觉得科普莱的观点有道理，直接引入缪斯的名字很容易让读者联想起夸张的史诗风格，而这是卡图卢斯所极力避免的。此外，虽然涅波斯赏识卡图卢斯，卡图卢斯也真诚地道谢，但他未必愿意让涅波斯充当庇护人的角色，毕竟两人的气质相去甚远。涅波斯是在延续旧传统，卡图卢斯却想开创新传统。在这样的语境中，“virgo（处女）”所唤起的“新”的意味无疑是有吸引力的。 正如辛格顿所概括的，卡图卢斯在这首诗中成功地达到了社交和美学的双重目的（Singleton 192）。作为普通的题献诗，它的读者是涅波斯。卡图卢斯用谦恭、真诚的口气表达了对涅波斯的感激，既称赞了他独具慧眼的鉴赏力，也恭维了他最得意的著作。他的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既没有过分自谦，以致让涅波斯的眼光受到质疑，也没有过分自负，让对方感觉被盖住了风头。但在另一个层面上，这首诗却是写给其他读者的美学宣言，新诗派的基本主张和对自己作品的评价都巧妙地附着在看似程式化的客套话上。卡图卢斯所倡导的诗歌革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诗歌不是政治的附庸，美是诗歌的终极功能。好的诗歌是精致的（expolitum），充满魅力的（lepidum）。（2）与此相应，诗歌不必将自己捆缚在公共化的宏大题材上，日常生活的细节、私人的情感世界（nugas）应当成为诗歌的主要内容。（3）诗歌语言需要精心锻打（expolitum、labriosis），但锻打的目标不是史诗般的夸张的语言，而是贴近口语的洗炼语言（arida）。（4）诗人需要不断求新（novum）求变，开拓新领域（quidquid、qualecumque）。（5）罗马诗人需要突破狭隘的民族意识，培养一种世界眼光（omne aevum），向诗歌的最高水准看齐（ausus）。马丁评论说，卡图卢斯的诗歌美学对古罗马传统的冲击堪与现代主义诗歌的崛起相比（Martin 5）。 卡图卢斯在这首诗里所描绘的诗歌路线图在他的《歌集》里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体现。他是最早将诗歌作为一门纯粹的技艺来经营的古罗马诗人，其诗歌的魅力历经两千年而不衰，在二战后的古典诗歌教室里，他甚至超过了维吉尔、奥维德等人，成为最受欢迎的拉丁语作家。他用高度个性化、私人化的生活细节构造了一个诗意的世界，奠定了西方爱情诗的基础。他在语言和格律方面的探索为屋大维时代的诗歌辉煌创造了条件，他是古罗马爱情哀歌体（erotic elegy）、铭文体（epigram）、微型史诗（epyllion）等体裁的主要开拓者。更重要的是，他和同伴们所播下的诗歌革命种子在极短的时间里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让古罗马诗歌赢得了与古希腊诗歌分庭抗礼的地位，成为西方诗歌的两大源头之一。 注解【Notes】 ① Callimachus fr. 1.20，see Rudolf Pfeiffer, Callimachus， vol.l, Fragmenta(Oxford: Oxford UP, 1949). ② 小词（diminutive）是西方许多语言中的语法现象，主要通过添加特定后缀的方式表达余原词意义基本相同、但规模更小的内容，在语感上比较亲昵、随意。 ③ 卡图卢斯的诗集在中世纪失传了，公元14世纪才在其家乡维罗纳神秘地出现了一部抄本（称为V），稍后以它为基础又出现了另一部抄本（称为X），但很快两部抄本都消失了，只剩下三部转抄的本子，分别称为O（保存于牛津）、G（保存于巴黎）和R（保存于梵蒂冈）。这三大抄本是后来所有抄本和印本的源头。 ④ 塞维乌斯（Servius）在《埃涅阿斯记》的评注（Aen. 12. 587）中说，和维吉尔不同，卡图卢斯是将pumex视为阴性的。 ⑤ 例如奥维德、吕格达姆斯、贺拉斯、马尔提阿等人都有类似的说法。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atstone, William W. “Dry Pumice and the Programmatic Language of Catullus 1.” Classical Philology 93.2 (1998): 125-35. Connely, Willard. “Imprints of Sappho on Catullus.” The Classical Journal 20.7 (1925): 408-13. Copley, Frank O. “Catullus, c. 1.”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82 (1951): 200-06. Cruttwell, Charles Thomas. A History of Roman Literature: From the Earlist Period to the Death of Marcus Aurelius. London: Charles Griffin & Co, 1877. Ellis, Robinson. Commentary on Catullus. 2n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9. Fitzgerald, William. Catullan Provocations: Lyric Poetry and the Drama of Position.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95. Gibson, B. J. “Catullus 1.5-7.”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45.2 (1995): 569-73. Goold, G. P. “Two Notes on Catullus 1.” Liverpool Classical Monthly 6.9 (1981): 233-38. Martin, Charles. Catullus. Hermes Books. London: Yale UP, 1992. Merrill, Elmer Truesdell, ed. Catullus. Cambridge: Harvard UP, 1893. Quinn. “The Poetry of Social Comment.” Catullus: An Interpretation. London: Batsford, 1972.204-82. Roller, Matthew. “Pliny’s Catullus: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Appropri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28 (1998): 265-304. Singleton, David. “A Note on Catullus’ First Poem.” Classical Philology 67.3 (1972): 192-96. Zetzel, James E. G. “Catullus.” Ancient Writers. Vol. 2. New York: Scribner’s, 1982. 643-67. （本文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