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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二战初期，随着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英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丘吉尔为首的联合政府摒弃了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绥靖政策，战时的现实主义外交逐步展开。在英国的重要盟国法国沦陷的形势下，丘吉尔积极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推动美国援英抗德，并逐步放弃了孤立主义。丘吉尔对英美联盟的构筑，是二战初期英国现实主义外交的一个重要侧面。 1940年6月，西欧大部分地区都落入了德国法西斯的魔爪，英伦三岛陷入了三面被围的困境。但是，希特勒的战车并没有停止前进。法国投降后，希特勒又调集军队，企图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强渡英吉利海峡。正当英国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丘吉尔积极发展与美国的关系，精心构筑英美联盟，使美国逐步放弃了孤立主义立场。美国从最初保持中立到对纳粹德国不宣而战，直到最终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每前进一步都与丘吉尔的大力鼓动是分不开的。 一 丘吉尔在构筑英美联盟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现实主义，主要体现在他对美国的巨大潜力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与他的前任张伯伦和英国内阁的许多成员有很大不同。对于美国这样的潜在盟友，张伯伦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他认为“英国不能以指望从美国得到帮助作为考虑外交政策的基础”[1]（P150）。1938年1月1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函张伯伦，内称鉴于国际局势急剧恶化，提议由他本人在白宫会见各国驻美使节，敦促各国政府同意一项减少军备、各国在获得原材料方面机会均等和遵守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的建议；罗斯福还表示，只有在获得英国政府的全力支持后，他才会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张伯伦本来就瞧不起美国人的外交活动，且对英美合作前景持悲观态度，他认为罗斯福的行动会破坏英国争取缓和欧洲局势的努力，因此未与外交大臣艾登磋商，便以罗斯福的建议不合时宜而加以拒绝[2]（P268）。张伯伦甚至认为：“谁要是从自美国得到帮助的角度考虑问题，谁就是一个卤莽人”[3](P406) 。 由于战前美国的孤立主义思潮盛行，对战争缺乏准备，英国政府内的许多成员对美国的战争能力表示怀疑。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美国民众的态度主要存在两种倾向。一部分民众认为，美国不应过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应以维持本土的安全为主，这部分人被称作“孤立主义者”。另一部分民众则认为，美国作为世界性的强国，应当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主导世界的发展方向，他们被称作“国际主义者”。“孤立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并存基本上构成了这一时期美国的民意格局。但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孤立主义者占有很大的比重。1937年，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70%的美国民众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满足国家 的利益要求，美国参战是错误的。同年第二次民意调查的结果也显示：94%的民 众认为，美国应当做远离战争之外的任何事情。直到1941年初，民意调查的结果也只不过是支持美国参加欧战阻止德国侵略的民众从13%上升到32%[4](P56) 。1940年至1941年初，美国巨大的军事生产能力对外部观察家来说并不明显。1940年美国军火的生产量不到英国的一半，1941年时，美国只达到自己最大军事产出能力的11%。英国军方认为美国军队的效率很低，不适合于战争。直到1942年1月，约翰·迪尔爵士在给帝国参谋总长艾伦·布鲁克的信中还这样说：“我从未见过一个国家对战争如此全无准备，而且如此软弱”[5](P46) 。 而丘吉尔始终认为，美国有着巨大的战争潜力，是英国可以争取的盟友。只要美国参战，就能决定战争的结局。大战开始后，丘吉尔担任英国海军大臣。罗斯福对丘吉尔出任海军大臣十分高兴，他给丘吉尔写了一封信，除了祝贺他就任海军大臣外，还表示愿意与他建立通信联系。丘吉尔立即回信，表示愿意接受这项建议，从此开始了他们之间富有历史意义的信函往来。 1940年5月15日，丘吉尔任首相后给罗斯福写了第一封信。他介绍了西线的战况，希望美国积极地干预这场战争：“总统先生，我相信您会认识到，美国的呼声和力量如果压抑得太久，也许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6](P131) 。罗斯福回信说，对于丘吉尔提出的一些具体要求，他将给予最善意的考虑。 但是，罗斯福并不真正了解英国的实际情况，也不了解英国抵抗德国的决心。丘吉尔无法通过正规的外交渠道与罗斯福联系，因为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瑟夫·肯尼迪是一个著名的孤立主义分子。法国沦陷后，肯尼迪开始散布失败主义言论。他告诉美国人民，这次英国将会完蛋，希特勒德国将会取胜，而这并不涉及战争道义问题。丘吉尔决定派加拿大人威廉·史蒂文森作为密使，向罗斯福说明英国的实际情况。他对史蒂文森说：“要把希特勒先生的野心告诉总统。他很有可能征服全世界。他已经走完了第一个阶段，他现在要做的只是让一个小岛投降。下一个目标也许就是美利坚了。你要把这一点告诉总统”。他接着说：“我们需要世界上最大的发动机的锅炉。你去告诉他们，我们有勇气，我们决心战斗。只要我们在英格兰这儿能生存下去，美国也许会免受灾难”[7](P68) 。到美国后，史蒂文森告诉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领导下的英国与张伯伦领导的英国完全不同。如果张伯伦仍然在台上执政，那么他很可能奉行与纳粹求和的方针，也就不会有他这次美国之行了。现在张伯伦已经下台，英国人民选择了丘吉尔，决心抵抗到底[7](P70) 。 二 奥兰事件和不列颠空战使美国人看清了丘吉尔和英国人民同纳粹德国斗争到底的决心。英国为了防止法国舰队落入德国之手，在法国停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要求法国将舰队交给英国用于对德作战。1940年6月17日，丘吉尔写信给法国领导人贝当和魏刚：“我应该再一次向你们说明，我深信，我们在两次反对德国人的世界大战中的伙伴，素享盛誉的贝当元帅和举世闻名的魏刚将军，决不愿意把卓越的法国舰队交给敌人，来打击他们的盟国。他们这个行动将名垂千古。但是，如果你们继续浪费宝贵的时间，不让法国舰队载着法兰西的荣誉和希望，安全地转移到英国或美国港口，结果就不堪设想了”[8](P379) 。但法国表示既不会把法国舰队交给德国，也不会把它交给英国。于是，丘吉尔决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绝对不让法国舰队落入敌人手中。在地中海西部奥兰附近的米尔斯克比尔军港，英法发生了严重的流血冲突。这里停泊着法国两艘最好的战列巡洋舰和其他一些重要舰只。在英国舰队的进攻下，法国舰队除一艘战列巡洋舰逃走外，其余的不是被击沉，就是遭重创，法国水兵1300人丧命。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奥兰事件”。 丘吉尔回忆说，英国内阁决定摧毁停泊在奥兰港的法国舰队“是一个令人憎恨的决定，是所有曾经与我有关的事件中最不合人情、最痛苦的事……另一方面来说，国家生死存亡以及我们事业的成败正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它是希腊式悲剧。但是，当时对于英国的生死存亡以及所有那些由它决定命运的人来说，没有什么行动比这更有必要了……这清楚表明，英国战时内阁无所畏惧，也无所顾忌”[9](P285) 。 奥兰事件使罗斯福总统确信，英国即使单枪匹马也会坚持作战的。 法国败降后，英国面临德国入侵的危险，美国这时还不愿意为援助英国承担过多的义务。因为罗斯福担心英国抗德失败，美国的援助就会全部落空。在这种怀疑心理的支配下，罗斯福接受了军方决策者的建议，即“只有形势表明，大不列颠有抵御德国进攻的能力，我们转让的装备能够发挥重大作用，从而使大不列颠将抗击德国的斗争坚持到来年年初”[10](P395)，才能答应向英国出售战争物资。由于英国在7月间进行了有效的抗德斗争，这才打消了罗斯福和美国其他领导人的疑虑，使他们相信英国有抵御德国侵略的能力。 丘吉尔和英国政府注意利用美国人的一些看法，积极推动罗斯福政府放弃中立政策。伦敦《新闻记事报》刊登了一位美国著名记者的文章，题目是“英美两国，胜败与共”。其中这样说：“不列颠之战是大西洋的争夺战，正如法兰西之战是地中海以及通连非洲、近东及亚洲的海道的争夺战一样”。“假如欧洲的法西斯强国从欧洲控制了大西洋，而日本又从亚洲控制了太平洋，则美国夹在两大洋中间，将中止其一大强国的命运。我们必须接受这一判决，或者拒绝它。假如拒绝接受，那就是战争，而且我们将单独的作战”。文章最后说：“这不是，而且决不是英帝国需要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需要英帝国的问题。我们是需要它的。假如英国战败了，我们将单独与世界对抗。不管是被侵犯或不被侵犯，我们必须接受征服者所提出的条件，而回返到1776年的地位”[11](P249)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英记者爱德华·默罗，大战爆发时就通过无线电，把战争的实况消息传回美国。每当收音机里传来默罗的声音，许多美国听众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到了战火纷飞的英国。罗斯福的私人代表霍普金斯访问英国时，英国政府进行了隆重的接待。丘吉尔陪同霍普金斯到处参观，并频繁地让霍氏亮相，发表讲话，鼓舞英国军民的士气。英国人民决心抗战到底的大无畏气概，给霍普金斯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不列颠空战期间，丘吉尔从不放弃能够影响美国舆论的任何机会。德国空军最初严格遵照希特勒的旨意，把伦敦划在了轰炸范围之外。但在1940年8月24日，发生了一个偶然事件。有两架没有安装无线电导航设备的德军飞机与前面的飞机失去了视觉联系，迷失了航向，结果误入伦敦上空。有几枚炸弹落到了市中心，一些住房被炸毁，也炸死了若干平民。虽然这次轰炸明显是意外事件，却立即引起了英国的迅速反应。丘吉尔情愿认为这是故意的。他认为最能赢得美国的同情及援助的，莫过于伦敦变成废墟的景象了[12]（P225）。丘吉尔立即命令轰炸机指挥部，对柏林进行报复性攻击。起初，德国人对英国的空袭并不想过分张扬，但丘吉尔下令皇家空军继续袭击柏林，直到德国人做出反应，最后终于激怒了希特勒，使他做出了轰炸伦敦的决定。 三 《租借法案》的通过，是丘吉尔积极推动的结果。为了进行战争，英国必须从美国进口大量军火。按照中立法的规定，美国实行“现购自运”原则，英国从美国进口军火必须付现款。战争初期，英国担心自己储备的美元耗尽，在从美国进口军火时精打细算。但当德军在西线发起进攻后，前线对武器弹药的需求急剧增加，必须通过扩大从美国进口来弥补英国自己生产供应的不足。截至1940年11月，英国一直遵守“现购自运”原则。为从美国进口各种物资，它向美国支付了45亿美元的现款，卖掉了从英国私人手中征购来的3.35亿美元的美国股票。英国的外汇储备迅速下降，只剩下大约2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不能立刻变卖的海外投资。即使它卖掉全部黄金储备和在国外的资产，也付不清已经订购货款的一半，况且战局的发展使英国对美国各种物资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1940年12月8日，丘吉尔给罗斯福写了一封长信恳切陈情请求援助。丘吉尔从展望1941年的时局和战争形势落笔，通篇的基调是反复从各个方面强调英美两国利益完全一致。丘吉尔在信中陈述，英国现金枯竭之日即将到来。如果英国在这场斗争的高潮中以鲜血和生命赢得了胜利，也为美国争取了充分的时间，而到头来英国却变得一贫如洗，则是对双方都极为不利的原则性错误。他将这封信视为关系着包括美国在内的西半球协力摧毁法西斯暴政的陈述书[13]（P179—180）。 丘吉尔的这封长信作为巨大的外部影响力，推动罗斯福进一步摆脱了孤立主义的干扰，以最优惠的条件向英国伸出援手。这封信送达罗斯福时，他正乘军舰在加勒比海上巡弋，他展读之余沉思良久。当然，罗斯福并非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问题是如何说服国会接受他的政策主张。其实，早在1939年夏，罗斯福便提出过“值此非常时期，我们没有理由不把造好的船只租借给他们（指英国）使用”的想法，可见他早已萌生以租借取代对英国无限期贷款的办法。在1940年12月1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终于道出了他的“租借”构想。按照罗斯福的设想，美国把各种物资租借给英国，消耗掉的就算是美国对反法西斯共同事业的贡献，战争打完剩下的归还美国。因此这既不是无偿援助，又无须提供贷款；既慷慨大方地支援了英国，又不致让美国人觉得自己当了傻瓜。 1941年2月，为了促成美国国会早日通过《租借法案》，丘吉尔发表了一篇配合罗斯福行动的广播讲话。他明确表示，英国任何时候都不需要美国派军队参战。“我要给罗斯福总统的回答是：相信我们。给予我们您的信心和祝福，在天佑之下，一切都将好转……给我们工具，我们就会完成工作”[14](P197) 。历经两个月辩论，《租借法案》最终以绝对多数票获参众两院通过，罗斯福于1941年3月11日签署生效。 战后美国历史学家发现，丘吉尔有意透露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幅地图对《租借法案》的通过起了重要作用。原来，1940年 10 月 27 日，在当天庆祝美国海军节的午餐会上，罗斯福总统突然向国会议员和所有与会者宣布：美国情报部门获得了一幅希特勒德国新绘制并附有说明的中南美洲地图。这幅以德国政府名义出版印刷的地图，将中南美洲 14 个国家的疆界按照德国的意图作了重新划分，其中将委内瑞拉、巴拿马和哥伦比亚合并成为一个受纳粹德国控制的名叫“新西班牙”的国家，同时把法西斯情绪高涨的巴西和阿根廷的国土也都予以扩大。墨西哥变成了德国的石油输出基地，与美国利害攸关的巴拿马运河以及整个拉丁美洲统统被划入了纳粹德国的势力范围。这幅地图表明了希特勒的魔爪已经伸进了美国的“后院”，德国的飞机会随时飞临美国城市的上空……总之，它清楚地告诉美国人，希特勒在打败英国之后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 罗斯福总统亮出的这幅地图使与会者大为震惊，议员们纷纷谴责希特勒的罪恶行经。当这幅地图通过媒体向美国民众公布后，美国上下顿时舆论大哗，群情激奋。罗斯福总统借助强大的舆论压力，顺利通过了《租借法案》。但是到了上个世纪 60 年代，有两位美国历史家在查阅英国情报机关大量文件时却意外的发现了这幅地图的秘密：原来当年罗斯福总统亮出的那幅中南美洲地图，竟然是英国情报机构在丘吉尔的授意下秘密炮制的，是熟知美国国民心里的丘吉尔在向美国频频求援未果情况下想出的一条刺激美国人的锦囊妙计[15]。 四 《租借法案》的通过，固然为美国向英国提供大量物资援助扫清了道路，但是英国当时却非常缺乏海上运输工具。因此，罗斯福开始采取措施，同意在美国船坞修理英国船只，下令把10艘快艇移交给英国海军，同时让美国商船在红海为英军运送物资。1941年4月3日，他又批准从太平洋舰队抽调1艘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和4艘巡洋舰到大西洋，以便必要时执行护航计划。4月10日，罗斯福做出决定：扩大美国海军在大西洋上的巡逻区，使之延伸到西经25°。在美国海军的巡逻区内，一旦发现德国潜艇，立即通知英国海军的护航舰队。 1941年8月9日至13日，丘吉尔与罗斯福在大西洋纽芬兰阿根夏湾的军舰上举行会谈，把英美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峰。丘吉尔本想通过这次会晤，促使美国早日参战，但是美国执意要求发表阐明战争目的的声明，他也只好同意。会谈达成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对于其中的一些思想，丘吉尔并不完全同意，但是为了争取美国参战，他只好做了妥协[16](P366) 。关于这个宣言对英美关系的影响，丘吉尔这样评价说：“美国在名义上仍属中立，却会同一个交战国发表这样的宣言，仅就这一事实而论，就是惊人的。宣言中包括有‘最终摧毁纳粹暴政以后’的词句，这等于一个挑战，在平时这种挑战意味着战争行动。它清楚而鲜明地宣告，美国将和我们联合起来维持世界的秩序，直到最后建立起一种较好的局面为止”[17]（P543-544）。 1941年9月11日，罗斯福总统发表广播讲话说：一艘德国潜艇不发出警告，就首先向美国驱逐舰开火，这是海盗行为，证明纳粹德国蓄意破坏航海自由。他宣布，美国海军将为所有国家的商船护航。如果轴心国的军舰驶入美军的防区，美军“见了就打”。实质上，这是一种不宣而战的政策。10月9日，他要求国会废除《中立法》关于不得武装商船的禁令。第二天，众议院顺利通过了修改《中立法》的议案。这样，虽然美国尚未对轴心国家宣战，英美之间也没有签定互助协定或结盟条约，但是在丘吉尔的积极推动下，美国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英国的反法西斯斗争。 丘吉尔曾经向罗斯福许诺，美国与日本交战后，英国将在1小时内对日本宣战。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丘吉尔担心美国不会对日宣战，就迫不及待地打电报问罗斯福总统：是否希望等美国采取行动之后，英国再对日宣战？罗斯福完全明白丘吉尔的良苦用心，但他已经决定对日本开战了。 美国参战后，丘吉尔除了进一步加强与罗斯福本人的友谊外，还非常重视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促进两国之间的团结与合作，抓住一切机会从事亲善外交。1941年12月24日晚上，丘吉尔在白宫草坪举行的点燃圣诞树仪式上应邀发表了讲话。他说，虽然远离祖国，远离家庭，可又并不觉得远离了家乡。“不管是由于母亲的血缘关系，还是由于我在这里发展了的友谊关系，还是由于说同一种语言，跪在同一个圣坛之前，以及在共同事业中所存在的崇高的感情关系，我在这里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异乡人。我感到团结一致和兄弟般的联合，加上你们欢迎我的盛意，这使我相信我是有权利来坐在你们的炉边而分享你们的圣诞节的欢乐的”[6](P313) 。这番话讲得十分亲切感人，连罗斯福总统也不得不佩服。12月26日，丘吉尔又应邀对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他十分重视这次演讲，认真地做了准备。当时美国国会中，并非所有的议员都对英国持友好态度，也并非所有的议员都赞成美国援助英国。这次演讲时，丘吉尔巧妙地选择了一个能打动听众、密切与听众感情的开头。他以一种深沉的语调和怀念之情，首先谈到他的母亲。他说：“在我跨越人生岁月的长途中，我一直对她怀有至深的思念。我老是免不了有这样一种念头，如果我的父亲是美国人，我的母亲是英国人，而不是相反的话，那我可能早已自己主动到这里来了”。丘吉尔演讲完毕，国会议员们都起立向他欢呼，演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历史学家科恩认为，战时丘吉尔在美国发表的演说对于加强英美关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构筑英美同盟的过程中，丘吉尔显然把他与罗斯福总统的私人关系作为重点，这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两国特殊关系的主要特征。美国历史学家沃伦·金博尔并不认为丘吉尔同罗斯福的个人关系有多么重要，他指出：“如果当时的英国首相是内维尔·张伯伦，美国总统是温德尔·威尔基——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那么这两个国家战争时期的关系并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9](P129—130) 。实际上，从张伯伦个人的言行来看，这种推断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综上所述，从法国沦陷一直到1941年，在英国单独与德国作战的危险局势下，丘吉尔从现实主义出发，将争取美国的支持和发展英美关系作为英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正是通过调控对美关系，丘吉尔对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做出了他的最大贡献[5](P45) 。 参考文献： [1]陈尧光.丘吉尔[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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