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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自《史记》开始，中国古文献就对古代西方有诸多记载。这些记载尽管掺杂了许多传闻，有颇多失真处，但确实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古代西方世界的认识，其中也不乏真实的成分，对我们研究西方古典学在中国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而散见于各地的物质文化遗存则显示出远在16世纪前，古典世界已与中国发生了零星的文化交流并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某些影响。（仿宋小4号） 关键词：中国古文献；西方古典学；中西文化交流 一、 记录：中国正史古籍中所见的古希腊与古罗马 “黎轩”与“大秦”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涉及希腊罗马的关键词主要有黎轩、大秦和拂菻。这些名称的语义、范围及写法，东西方学者众说纷纭。[1] 我们认为最可靠而近乎史实的，莫过于岑仲勉所作的研究。他指出：“黎轩、大秦、拂菻，任一类名称都无非‘西方’、‘西域’的意义，不过所指的地域，却因人因时而广狭不同，又因杂采见闻，同一传记中也有差异，不能执一相律。”[2]（小四或5号宋体） 根据目前研究，最早见诸中国史籍的有关古代西方的名称是黎轩。黎轩之名，始见于《史记·大宛列传》，这是中国古籍中首次出现有关罗马的地名，其中有“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之语。[3]在以后的文献中黎轩又作黎靬、黎犍。关于黎轩的对音与地望是学界争论不息的一大公案。就对音而言，多数学者支持Alexandria说。[4]就地望来讲，据方豪考证，犁轩所指似有以下三种含意：1、指地中海东部，希腊殖民之所在地；2、指中亚及西亚，因亚历山大东征，而曾为希腊人足迹所到之地；3、指罗马帝国，以其亦曾有希腊人也。[5]而汉以后之史学家所以混犁轩与大秦为一，盖以马其顿帝国，自亚历山大死后，即分裂为三国。前167年，马其顿亡于罗马，于是小亚细亚之领土也为罗马所有，包括条支即叙利亚在内，其时尚早于张骞西征数十年。罗马即继承希腊在欧亚之主权，中国史家乃认二者为一，言犁轩有时即指大秦，言大秦有时也指犁轩。[6]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杨宪益认为，黎轩一名必与希腊有关。他考证说，《史记》中匈奴呼天曰撑犁， “撑犁”即突厥语“tengri”的对音，由此可知当时人用犁字代表gri音。轩字既通靬，又通鞬，则其字必代表kien或kia音，即希腊。[7]不管学者的争论分歧如何之大，司马迁笔下的黎轩所指地域范围是古代西方应是毫无疑问的。 《史记》、《汉书》中的 “黎轩”一词后为“大秦”代替。大秦一词由何而来？康有为对此曾作过颇有说服力的辨释：“按罗马无大秦之名，译音亦无近似音。观传中所言罗马国事多夸诞，此必通商及来使之人，以中国之秦灭六国，地大威尊；而罗马之灭并各国类之，因亦自比于秦以晓中国，而加一‘大’字以夸耀其盛强。辗转传译，史官遂误录之。”[8] “大秦”一词首先出现于《后汉书》，范晔在《后汉书》中对大秦的地望和概况作了简要介绍： 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墍之。有松柏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辎軿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 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 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汉书》云“从条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所入”，则与今书异矣。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也。又云“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寇警。而道多猛虎、师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赍兵器，辄为所食”。又言“有飞桥数百里可度海北诸国”。[9] 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后汉书》的上述记载与罗马尤其是东部罗马当时情形大致相符合。“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与罗马帝国所辖版图地域大致相符；“小国役属者数十”，概指被罗马征服的各行省。因为罗马虽然灭掉埃及、腓尼基、本都、西班牙等地，但多以藩属地位，或仍其王号，受其职贡，因此，役属小国者数十，乃罗马之特制实情；“以石为城郭”一句，道出了罗马城的建筑材料及其起源发展，罗马就是由七座山丘发展起来的；“列置邮亭，皆垩墍之”，邮亭驿站创始于波斯帝国皇帝大流士一世，罗马帝国开创者屋大维在罗马帝国境内推行，“垩墍之”，与罗马亭舍多用水泥的事实相符；“皆髡头而衣文绣”说明罗马人光头的身体修饰习俗和衣饰特征；“所居城邑，周围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此处可能指罗马城由七山组成。王宫则自奥古斯都、尼禄、哈德良、韦伯芗等各朝代皇帝都有，所以，说相去各十里也不为错；“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也许指罗马王宫中装饰的玻璃；“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在东方交通大道上每五英里左右就设有邮亭，每邮亭有四十匹马，与此记载正好相符；[10]“人俗力田作”，恰好与古罗马以农立国、以农为主的经济特征吻合；“置三十六将，会议国事”，东部罗马帝国初年其国置八大将以统治四方，此八大将下又置三十五将分主各郡事务，其数增为三十六大将。“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众所周知，公元三、四世纪时，罗马陷于危机，当时差不多没有传子的皇帝，与中国皇帝制度形成鲜明对照，这引起范晔的注意，特予记载；“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罗马帝国后期，帝位更迭频繁，被废者二十多个，皆被弑杀。而所云甘黜不怨，大概指戴克里先的主动退位；[11]“飞桥数百里”，也许指著名的罗马城的引水渡槽。[12] 《后汉书·西域传》还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注意：“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这是见于中国正史的大秦国与中国通好之始。据考证，这里的安敦就是当时罗马帝国元首马克·奥里略·安敦尼（Marcus Aurclius Antoninus 121-180年）。安敦命将领于165年进攻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复归罗马版图，波斯湾的海上交通也得以恢复，故其使者或商人得于公元166年即桓帝延熹九年抵达中国。但此事不见于罗马历史，而象牙、玳瑁也非罗马所产，可能是当时的罗马商人为了谋求与中国通商，在他们经过的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地方，收集了这些特产，来向中国皇帝献礼。不管这些使节抑或商人是否真的是罗马皇帝派遣的，但这确实是在中国史籍中首次出现罗马最高统治者的名称及其在位时间的准确记载。[13] 《后汉书》中不但有有关罗马的记载，而且出现了马其顿的译名。约公元100年前后，一批罗马商人来到中国。[14]据《后汉书·和帝本纪》记载，永元十二年，“冬，西域蒙奇兜勒二国内属”。《后汉书·和殇帝纪》也云：“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玉、金银、紫绶。”《后汉书·西域传》也提到了蒙奇兜勒内附之事：“永元九年，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内附。” 张星烺认为蒙奇即马其顿（Macedonia）的译音，兜勒是吐火罗(Tuhara)的译音。[15]林梅村同意张星烺对蒙奇一词的诠释，但认为兜勒是罗马帝国东部地中海沿岸城市推罗（Tyre）的译音。而杨共乐认为，“蒙奇兜勒”和此后中国史籍中出现的“摩诃兜勒”实际上就是“马其顿、马其顿人”的意思。蒙奇兜勒和“摩诃兜勒”实际上是同一民族名；唯一不同的是“摩诃兜勒”译自希腊文，“蒙奇兜勒”译自拉丁文。这些记载中的蒙奇兜勒是指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蒙奇兜纳（马其顿地区）。[16] 不管怎样，学术界对于“蒙奇兜勒”一词具有“马其顿”音译的含义是没有争议的。如此来看，古希腊的马其顿这一专用名词最早见于中国史籍应是范晔的《后汉书》。 《后汉书》之后，有关古罗马的记载仍不时见于各种史籍。 三国时孙权黄武五年（226年），一个叫秦论的大秦商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17]通过秦论的来访，中国人对罗马人的认识更明确了。可惜《梁书》对秦论的陈述未能详载。 《三国志·魏书》所收《魏略·西戎传》对罗马基本国情作了记载描述。内容多袭自《后汉书》外，未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但《魏略·西戎传》详细记载了大秦的物产，包括矿物、动物、珠宝、玻璃、织物和香药等上百种物品，详细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这些物产不可能都是大秦自己所产，而很可能是大秦与外国进行交易的货物清单，反映了罗马帝国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与东方各国进行频繁贸易的盛况，这对研究罗马社会经济状况有一定价值。 《晋书》卷九十七《四夷传》、《北史》卷九十七《西域传》、《魏书》卷一百零二《西域记》，对大秦也有相关记述，内容涉及其地望、都城、官僚政制、王位继承、物产贸易、风土人情等诸方面，与前述古籍所载大同小异，此不赘述。 应该指出，史家虽然较客观地记述了古罗马物产丰盈、宫室华丽、器物精巧以及使用文字的实况，是可以与中国相匹敌的。但截至盛唐，中国对大秦（拂菻）的了解比《后汉书》的记载并无明显的进步，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仍很朦胧，看法也不够客观，搀杂许多传说。这是因为中国人无人对其地进行认真的采访考察，人们所知道的有关西方的信息主要通过中亚大夏、安息、大食等古国辗转而来，外来商人的传说多不得要领，且真伪参半。 “拂菻”与“徂葛尼” 《晋书》之后，罗马帝国又多次出现在中国的史籍中，不过，名称已变成拂菻。西晋末年，在凉州出现了张氏建立的前凉政权（301－376年），到张骏执政时，其势力进入西域。罗马帝国和北方的前凉、局处南方的东晋，都有过来往。罗马帝国的新名称拂菻也出现在《太平御览》卷758《前凉录》中：“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菻（原注：力禁切）作，奇状，并人高，二枚。” “拂菻”很可能是拜占庭人对罗马新都君士但丁堡的通称“polis”的汉语音译。罗马皇帝君士坦丁（306-337年）执政时，从罗马迁都拜占庭，号为新罗马，取名君士坦丁堡。随着中西方之间商业贸易的发展，希腊人对君士坦丁堡的简称“polis” （音译拂菻）一名很快传到中国。 我们认为，拂菻不仅是中国古籍对君士坦丁堡的特指专称，而且很可能是中国人对城邦一词最早的音译。中文史学著作中的城邦一词是对英文“city-state”的意译，英文“city-state”是对古希腊文“πολιs”（英文音译“polis”，中文音译“波里斯”）的意译。“polis”涵义多样。原初义是要塞、城堡；后引申为由一个要塞（上城）和一个居民点（下城）构成的居民地，以及泛指一个具有中心城市或由公民集体组成的国家等。《太平御览》卷758《前凉录》将君士坦丁堡称作拂菻,这一名称来自君士坦丁堡的简称即πολιs（城堡），当时的拜占庭人通常把君士坦丁堡称作πολιs，即“城堡”（城邦一词的原初涵义）。 从音韵的角度看，拂菻古读无轻唇音，重唇音和πολιs（polis）结合，polis就读作拨里斯或拨林。而长江下游的中国人将拂菻译作“蒲林”，更加符合希腊文“城邦”一词的音译polis，不如北方那样得从波斯语阿拉美语中转译。[18]《晋起居注》言“兴宁元年闰月，蒲林王国新开通，前所奉表诣先帝。今遣到其国慰谕”。[19]所谓先帝就是晋穆帝，蒲林就是拜占庭，这是在罗马皇帝朱里安（361-363年）秉政时，中、罗双方通过西亚陆路，经小亚细亚建立外交关系的最早记录。 北魏时代，北魏政权通过波斯商人对拜占庭也有所了解，北魏文献记载中的普岚（From）可能是指拜占庭，这个名称大约经过嚈哒人之口从突厥语中译出。[20]北魏迁都洛阳后，又出现了从波斯语转的伏卢尼。[21]伏卢尼（Fromi）和普岚（From）都是波斯人对拜占庭称呼的汉语音译，也可以说是汉语中对城邦（polis）一词的不同译名。[22] 迨至宋代，有的学者已能准确了解并记载古典西方的物质遗存。赵汝适在《诸蕃志》中的 “遏根陀国”写道：“相传古有异人徂葛尼，于濒海建大塔，下凿地为两层，砖结甚密 ，一窖粮食，一储器械，塔高二百丈，可通四马齐驱而上，至三分之二，塔心开大井 ，结渠透大江以防他国兵侵，则举国据塔以拒敌，上下可容二万人，内居守而外出战。其顶上有镜极大，他国或有兵船侵犯，镜先照见，即预备守御之计。近年为外国人投塔下。执役扫洒数年，人不疑之，忽一日得便，盗镜抛沉海中而去。”[23]这里的“徂葛尼”便是亚历山大的阿拉伯文音译，[24] “大塔 ”就是号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由托勒密王朝修建的法罗斯灯塔。赵汝适在“遏根陀国 ”中所记述的事情，大概是根据阿拉伯人所谈的材料写的，而马苏第在《黄金草原》一书中也曾谈到类似的事情，可见赵汝适的记载并不是虚构的。[25] 古文献的记载虽有内容不准确和简单化的缺陷，但总的说来，它们记录下的古代西方的诸多事项，有助于后人明白其国情若干。 二 、传闻与传说：古文献与民间故事中反映的 希腊罗马文学艺术 16世纪前，古典西方的文学艺术也通过各种途径辗转传来中国，反映在中国正史、野史和笔记小说中，以下分述之。 神话传说 据推测，源于古典世界的某些神话传说有可能已见于16世纪前的中国古籍。 《后汉书·西域传》载：“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者皆賫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晋书·四夷列传》对此也有记载：“……海水咸苦，不可食。……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 钟叔河认为，安息船人所说能令往者思慕悲怀至于“不恋父母妻子”的海中之物，当是希腊神话中以歌声惑人的巫女Siren[26]，也就是海上生活的人们所十分熟悉的海上女妖（通常译为赛壬，杨宪益译为赛仑鸟）。希腊神话中的海上女妖是半人半鸟形的怪物，她们善于唱歌，以娇媚动听的歌声迷惑航海者，使他们如醉如痴，停舟不前，呆在那里听下去，一直到死亡为止。这种海妖故事早在公元前9-8世纪的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已有记载。据《奥德赛》中的叙述，海上女妖居住在位于喀耳刻海岛和斯库拉之间，特洛耶战争的希腊英雄之一奥德修斯（一译奥德赛）在战争结束后与同伴回国途中经过海妖居住的岛屿，奥德修斯听从喀耳刻巫师的建议，用蜡封住同伴们的耳朵，让同伴们将自己绑在桅杆上，抵御住了海妖们的歌声的诱惑，将船驶过海妖岛活了下来。[27]另一希腊神话把海妖与俄耳甫斯和阿耳戈斯的英雄们联系起来。阿耳戈斯的英雄们在得到金羊毛返回途中路过海妖岛，英雄之一俄耳甫斯用自己的歌声吸引住同伴们，躲过了海妖们的歌声的诱惑。还有一希腊神话说，海妖姊妹本是貌美的海上姑娘，因为没有援救被哈得斯（冥神）劫走的得墨忒耳（丰产女神）的女儿珀耳塞福涅，而被发怒的得墨忒耳变成人身鸟脚的形象。也有地方说，她们自己请求变成鸟的形象，以便找回女友珀耳塞福涅。不管怎样，希腊神话中有关海妖的传说，总是以海妖的优美歌声对航海者的诱惑致使海员死亡为主要内容。这与甘英从安息西界船人那里听到的“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即《晋书》所谓“海中有思慕之物”），“数有死亡者”的故事框架完全相合。李宏生、吴士英两位在《寻朋觅友三千年》一书也通过考证得出结论，认为安息船夫所言“海中使人思慕之物”就是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妖的巫女。[28] 那么，希腊神话中的这个故事怎么会传至安息人呢？张绪山认为，从起源上讲，安息人讲述的这个“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的故事很可能来自安息（波斯）西部的大秦即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东部疆域属于拥有发达神话传统的希腊文化圈。古希腊神话传说之发达、优美，举世闻名，人所共知。历史上，波斯帝国对于希腊文化是相当熟悉的，地中海东岸是希腊-波斯的文化交汇处，前5世纪初叶开始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希波战争虽是两国的敌对行动，但在客观上也有助于两国文化包括民间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亚历山大大帝东侵以后，庞大的波斯帝国尽为希腊人所控制。亚历山大帝国瓦解后出现的西亚塞琉古帝国，也统治了相当大的波斯版图。可以说，对于希腊文化中极为发达的神话传说，波斯民众，无论是两河流域的民众还是地中海东部的民众，都是不陌生的。安息商人并没有有意欺骗甘英，他们把当时颇为流行的希腊神话中的“海妖”传说，如实地告诉了甘英一行，甘英的随行听了这动人而可怕的传说，加上又远离故土多年，思乡心切，放弃了冒险的念头，只好失望而归。[29] 如果上述学者的考证得到进一步证实，那么远在东汉之初，甘英已在出使大秦的过程中获闻源于《荷马史诗》的希腊神话中的个别故事。 希腊神话中的故事不但可能已被中国人获知，而且其中的一些故事也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素材。据杨宪益研究，唐代孙頠的《幻异志》中所载板桥三娘子的故事系来源于希腊神话中巫女竭吉施魔法变人为畜的传说；宋《太平广记》中所载唐朝客人海行遇风，被新罗长人拥去，以石填门，择肥而食，乘间得脱的记载取自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奥德修斯航海遇见独眼巨人的故事。[30] “板桥三娘子”的故事叙述板桥（今河南省中牟县东）一女店主以烧饼供应来往下榻的旅客，客食之即变形为驴，货财尽为其所没，后为一过路客人赵季和识破，遭到报应惩罚，最后得到宽恕。[31]据杨氏考证，其事源自《奥德修纪》第十卷里巫女竭吉的故事。在那段故事里，竭吉是埃雅岛的巫女，能使人变为猪。也是有一群客人，其中只有一人尤瑞洛未曾被害。竭吉也是用麦饼款待他们，他们吃完，就变成了猪。[32]这一故事流传颇广，可以在很多民族的民间传说中找到。如古罗马奥维德的《变形记》里就有用魔术把人变成驴的故事；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里讲，非洲东岸的中理国“人多妖术，能变身作禽兽”。板桥是唐宋时交通要冲，大食商人由南海到中国贩卖黑奴及货物多经此处，因此可能是他们将此故事带到了中国。故事情节如此相似，不能不使人想到二者之间的影响问题。杨宪益认为，“板桥三娘子”中说三娘子“不知从何来”，后说她“更不知所之”，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说明它和故事本身都不是中国的产物，而是道听途说得来的。[33] 《太平广记》所保留的另一则故事，内容同《奥德修纪》中的独目巨人故事非常相似。其中讲到，一批唐朝客人从新罗欲至日本，在海上遇到风浪，漂流到一海岛。海岛有身高二丈的高人，把这些中国人关进一屋内，并用石头堵住（令入室中，以石填门）。然后从中挑选五十余个肥胖者（肢体肥充者），烹而食之。后来，这些人乘长人酒醉之际，将长人斩首，携岛上的妇女逃出海岛（使者及妇人并得还）。[34]杨宪益认为，这个故事这很可能源于荷马史诗中《奥德赛》里的独眼巨人的故事，两者情节并无太大差异。《太平广记》说使者“海中遇风，波涛大起，数十日不止，随波漂流，不知所届”，史诗中亦然。此处说，“至海岸边，日方欲暮”，史诗里也说他们日暮抵岸。此处说长人以石填门，史诗里也有此事，不过此处说长人一顿吃五十余人，史诗里长人只吃了六个。此处说长人酒醉，史诗也如此，不过此处说长人被杀，而在史诗里只是眼睛被弄瞎而已。[35] 中国古籍中不但保存着希腊神话中的某些故事，而且还可能有源自古罗马的传说。有的学者指出，早在汉武帝元朔年间，罗马“母狼育婴”的故事就通过西域传到了中国，《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均有记载。[36] 《太平广记》也给我们留下了一则可能源自罗马帝国的寓言故事，即拂菻国西北坑事：“岛西北有坑，盘坳深千余尺。以肉投之，鸟衔宝出。大者重五斤。”[37]罗马帝国东部确实流行过类似寓言。东部罗马帝国一个地方主教爱辟发努斯（Epiphanius，约315－403年）记耶路撒冷城高僧胸甲所装十二宝石云：大西提亚沙漠中有幽谷，四周有高山环之。自山顶下瞰，仅如烟雾，莫测其深也。邻近诸国之王，多遣使来此求宝。杀羊削皮，自岩上，下投谷中。宝石粘羊肉，岩上飞鹰嗅肉味，下投谷中，衔羊出而食之。留宝石于山顶，求宝者迹其所在而拾之。张星烺认为，爱劈发努斯的记载，与《梁四公记》拂菻国西北坑事有三点相同，即深谷、投肉作饵、鸟将宝石带出。如此相似，其来源必同。爱劈发努斯之记载，约早于梁时一百年。其自泰西传入中国，应无疑义。[38]向达也指出，这个故事“原来是罗马的传说，由罗马传到西亚，由西亚传到印度，由印度由传到中国。虽然与原来的传说已有许多不同，可是原来的形式尚可以看见。”[39] 音乐 西晋惠帝时，担任太傅的崔豹在《古今注·音乐篇》中这样写道：“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乐府的主管）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军，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世用者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等十曲。”以后编史时，《晋书·乐志》和其他一些史籍几乎都录用了《古今注》里的这个材料。[40] 这一记载清楚地记录了张骞在出使西域时，不但“传其法于西京”，弘扬了我国的优秀文化，同时还从当地国家学得了摩诃兜勒一曲。带回国内后，大概乐人觉得这首曲子不错，有借鉴作用，就由李延年以这一曲子为素材，演化出二十八首新曲子来，用作为军中的音乐。一直到魏、晋，其中还有十曲在继续使用。这些文献资料说明：早在我国汉代，我们的祖先就在和外国的交往过程中引进过外国的音乐。引进这一摩诃兜勒音乐后，又吸收它的精华，利用它再创作出有新意的、为我国乐府和其他部门所认可、并且合用的音乐来。这一引进，对我国的民族音乐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那么，崔豹在《古今注· 音乐篇》中记述的“摩诃兜勒一曲”到底是什么？过去在这个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有过一些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摩诃兜勒”应该是歌名；有人认为它是大月氏乐或印度大伎乐；也有人持根本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后人的误传。 针对上述争议，杨共乐教授结合中西典籍进行了考证，认为张骞确实到过巴克特里亚，并得到了摩诃兜勒的一首曲子，如前所述，“摩诃兜勒”就是马其顿或马其顿人。另据史书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到过大宛、大月氏、康居、乌孙和大夏。[41]大月氏、康居和乌孙皆为行国，而大夏自从公元前329年被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以后，政权一直掌握在马其顿人手里，先是亚历山大派手下治理，后是塞琉古派总督管辖。大约在公元前250年，大夏总督狄奥多图斯（Diodotus）趁塞琉古王国内乱之机脱离王国，自己称王建国，定都巴克特里亚（Bactria）。公元前三世纪末，优提德摩斯（ Euthydemos）夺取政权。公元前208年，塞琉古王国安提奥库斯三世打败优提德摩斯，双方订立和约，再次确认大夏为塞琉古属国。公元前二世纪上半叶，德里特里掌握政权，他将领土扩张到印度西北部。公元前175年，德里特里部将优克特拉德斯（Euctrades）自立为王，大夏再次分裂。此后大夏实力逐渐衰落，大约于公元前140至130年间被因乌孙驱赶至此的大月氏所占领。张骞到达西域时，正值大夏马其顿政权被大月氏推翻不久。据记载，他在这里逗留一年多，而不像在大宛、大月氏等国是匆匆而过，所以从大夏的马其顿或其他人那里学得摩诃兜勒一曲即马其顿歌曲一首是很正常的事。[42] 戏剧舞蹈 古代西方的戏剧舞蹈也可能辗转传至古代中国并产生了某些影响。 据杨宪益考证，于《大唐西域记》中印度戒日王所提及所目睹的歌舞戏《秦王破阵乐》并非中国唐代所传，而是罗马之《特洛伊戏》或《霹雳戏》乐舞戏剧。 我们从《大唐西域记》中得知，玄奘于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在印度会晤戒日王，并谈及由“摩柯至那国”输入的“秦王破阵乐”。一般学者认为系指歌颂唐太宗的武功乐舞《七德舞》或《破阵乐》，但是有些专家则持不同意见，认为根据其语音转译“摩柯至那”为“大秦”，应指罗马帝国。故杨宪益认为《大唐西域记》中所提及的《秦王破阵乐》，其来源： 可能是在太宗时移植于中国的西域乐舞。因为即位前后，以平定突厥之功为最著，而突厥西疆直达东罗马帝国的边境，当时中国文化里突厥成分相当大，尤其是士兵的服饰和音乐等方面，前者可由当时的石刻里可看出，后者可由当时的文学记载里看出。突厥文化既占有相当成分，所以破阵乐由突厥民族传入中国，完全是可能的事。[43] 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杨宪益又在西方古文献中找到新的依据。他发现有一种起源于古希腊英雄阿基里斯（Achilleus）之子霹雳（Pyrrnius）的《霹雳戏》，也称《特洛伊戏》。罗马诗人维吉尔（公元前70－19年），在他的著名史诗《伊尼阿德》中记载了《特洛伊戏》，[44]这种特洛伊戏源于古希腊，《与秦王破阵乐》非常相似，“二者都是模拟战阵的武舞，都是用戟击刺，都戴着金银的胸饰，都是以若干人为队作战阵状，都是若干交错，屈身回互之变，若干来往疾徐击刺之象，又都做出战斗的声音，声震百里，动荡山谷。”[45]而且《破阵乐》之“破阵”为“霹雳”的音译。从古希腊的《霹雳戏》演变的武舞“《特洛伊戏》在每年季节的赛会里时常举行”。也完全有可能沿着丝绸之路由突厥人作中介而东传至中国，再由酷爱胡乐、胡舞的唐太宗吸收利用并发展为大唐所拥有的歌舞戏节目。 另据常任侠考证，罗马帝国时期喜剧家创作的《侏儒与巨人》之类的滑稽短剧也曾传到中国： 李尤的《平乐观赋》（《艺文类聚》卷六十二）说：“有仙驾雀，骑驴驰射，狐兔惊走，侏儒巨人，戏谑为偶。”这里扮演骑孔雀的仙人和骑驴驰射的猎人，以及侏儒和巨人作为一对，来表演滑稽的动作……其中多杂有西域幻术踵事增华，不可穷诘，与古罗马斗兽场的表演颇复相类。而东西交通，亦盛于当时。其间互有传播，这是很有可能的。[46] 还有学者指出，先秦楚国的乐舞迥然不同于商周，有明显的希腊风格，很可能是受到古希腊文化的影响的结果。[47]但这种观点尚缺乏足够史料的支撑，目前还只能存疑。 三、古典世界的文化遗存：传入中国的希腊罗马 绘画雕刻、装饰艺术及文物 汉代以后，希腊罗马绘画艺术已陆续传入中国。这在佛教艺术方面表现尤为显著。公元前后，大月氏贵霜国王丘就却统一国内，创立犍陀罗国（gandhara），崇信佛教，至2世纪初，伽尼色迦二世当国。为了弘扬佛法，在四方广建庙塔，雕刻佛像，皆使用大夏的希腊匠师，于是希腊造型艺术风行全国，此即所谓犍陀罗艺术。犍陀罗派的佛教艺术显然是模仿希腊。其所雕塑的佛像很象古希腊的太阳神阿波罗神像，头发、面容、衣服均表现希腊风尚；至其庙塔的建筑形式，亦为希腊型。所以犍陀罗艺术实际上就是希腊艺术。犍陀罗艺术在公元3世纪前后随着佛教东来传到了我国新疆一带。发现于天山南路的这些绘画多为壁画和画在木板上的水彩画，其中最著名的是塔里木盆地南部的米兰壁画。壁画题材虽是佛教故事，但画家笔下的人物容貌却是希腊罗马式的。一幅壁画描绘了一个天使，完全是基督教艺术。佛教传说中的善牙太子乘坐的马车也是罗马式的驷马车。 另外，在新疆境内的帕格曼和塔克西拉还出土了纯粹希腊罗马题材和艺术风格的雕塑作品。这些雕刻作品多取材于希腊罗马神话。其中最早的是公元一世纪前后带有明显的亚历山大里亚徽记的赫波克拉特青铜雕像，还有狄奥尼索斯的银质浮雕。此外还有公元二世纪仿制的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胸像。据研究，希腊罗马式雕刻传入新疆，要比绘画早大约一、两个世纪。斯坦因在新疆访古时，曾在尼雅等遗址中，发现了公元初几个世纪的罗马式印章，其中有雅典娜、宙斯、赫拉克利斯、丘比特等。[48]新疆的早期佛教壁画就是犍陀罗艺术的移植——天山南路发现的古代西域画大都是附属于建筑物中的木版画、壁画和藻井(天花板)图画，单独成幅的有纸本、绢本、麻本和棉本图画。在前一类中的木版画和壁画，运用最多的是水粉画，多属于希腊罗马风格，和藻井图画、单幅绘画主要属于波斯、印度和中亚系统有显著的不同。[49]米兰遗址出土的壁画，是4世纪以前汉晋时代鄯善佛寺的遗物。其中一幅壁画描述了僧人将大白象施舍给俗人。在白象的胳窝上有一小段关于画家的佉卢文题记：“蒂特作画，值3千包马卡(Bammakas)。”蒂特(Tita)一字就是罗马文字中经常使用的Titus一字，意为“仿罗马皇帝提图斯式的画像”。[50]向达指出：“汉魏六朝之时，中国同罗马帝国东部通商，希腊式的美术传入中国，罗马帝国制造的东西或货币，中国也有得见。甚至希腊式的柱头，在六朝时候也间或采用。”[51] 1997年，新疆考古队在尉犁县孔雀河北岸营盘古城附近挖掘的贵族墓地中发现了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金缕衣。[52] 另据有关报道，2002年在太原王家峰北齐徐显秀墓中出土了一枚戒指。这枚戒指的戒面为蓝宝石质地，戒指环靠近戒托处似是狮子造型，二狮相对而立，抵住戒托。戒面上凹刻一人物。此人头戴一狮头头盔，深目高鼻，脸型瘦削，似为裸体，或穿短衣短裤，身体呈现直立跑动状，但头向后视。双臂平展开，双手各执以长杖器。右手所握杖较短，上为尖状，下端为圆球形，杖下三分之一处有两横状物。左手所握器较长，上端为圆球形，下为尖状，并有两叉在下部分开。对此图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张庆捷和常一民认为：“似乎与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赫拉克利斯以狮头为头盔或身披狮皮和手持野橄榄木制有刺棍棒的特征相似。”台湾学者邢义田又提示，从手中所持权杖与狼牙棒特征看，又与公元前巴克特里亚钱币肖像和斯基泰国王钱币上的希腊宙斯神的形象特征相似。[53] 在我国河南省，曾发现一个公元前二世纪的亚历山大港出产的玻璃瓶，上有雅典娜女神的面部像。[54]1987年，洛阳东郊发现一个古罗马的玻璃瓶，时代大约是公元二世纪。[55]《新民晚报》也曾报道上海人陈幼军收藏的铸有亚历山大头像的4德拉克玛银币。[56]以目前的资料，虽然尚不能明确这枚银币的来历，但似乎不能排除其可能是近代以前传入中国的。 清末，旅居山西霍州灵石县的欧洲人在那里挖出了十六枚古罗马的铜钱，钱币上刻印的文字，表明它们都是罗马帝国元首提比略（Tiberius 公元14年－公元37年在位）迄安敦尼统治期间铸造的。灵石是汉代中国的商业城市，其营商范围辐射至洛阳、长安、晋阳（太原）诸地，这十六枚罗马铜钱很有可能是罗马商人来此经商遗留的。 上述考古发现表明，在16世纪以前，希腊罗马的文物或雕刻绘画艺术中的某些创作程式可能已辗转传到新疆乃至中原地区，并对中国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某些影响。 [1] 关于这些争论可参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11－13页、79－84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2] 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222－223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3]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4] 罗念生认为：“那些黎靬人原是从一个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移来的，虽说不定是哪一个亚历山大城，但总是一个希腊系的城子。”见罗著《希腊漫话·古希腊与中国》，中国文化服务社1941年版。但张星烺则认为黎轩由Rome（今译作罗马）而来。参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12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5] 方豪：《中西交通史》，第150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 [6] 方豪：《中西交通史》，第148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 [7] 杨宪益：《译余偶拾》，174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8] 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165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9]《后汉书》卷一一八《西域传》。 [10] 孙毓棠认为，此句描写的显然是当时罗马帝国统治下埃及和叙利亚一带政府设置的邮站，这种情况在公元一世纪时常见于西方古文献。参见孙毓棠：《汉代的中国与埃及》，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 [11] 这句记载也可能反映了希腊斯巴达政治制度的情况。因为，罗马帝国后期王位更迭基本以暴力甚至武力解决，被废黜的王多死于非命，难得善终，哪能“生放”呢。反观斯巴达制度，监察官每隔8年就要查观天象，若发现星象不利或星坠，则罢免两王中其中一王。 [12] 参见杨宪益：《大秦国的制度和风俗》，载《译余偶拾》，176－177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杨宪益对中西交通史研究包括古代中国与罗马关系的研究多所贡献，参见王敦书：《博大精深、高瞻远瞩——杨宪益对中国和拜占廷帝国关系研究的重要贡献》，载王敦书：《贻书堂史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 [13] 查桓帝延熹九年是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即罗马帝国皇帝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公元161年即位，在位19年。因此，后汉书的记载是相当准确的。 [14] 林梅村认为，这批商人来自马其顿和推罗，参见林梅村：《公元100年罗马商人在中国》，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4期；杨共乐认为，这批商人来自马其顿的两个行政区。参见杨共乐：《罗马史纲要》，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 [15] 参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24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16] 参见杨共乐：《罗马史纲要》，235－236页，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 [17] 《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 [18]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9] 《太平御览》卷七八七《四夷部·蒲林国》。 [20] 参见伯希和：《拂菻的语源》，载《亚洲学报》（JA），1914年，第497－500页。转引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8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1] 《北史》卷九十七列传第八十五《西域》载：“伏卢尼国，都伏卢尼城，在波斯国北。” [22] 杨宪益认为，《汉书·武帝纪》提到的“立皇子弗陵为太子”中的“弗陵”也可能与“拂菻”有关。参见杨宪益：《汉武帝与拂菻》，《译余偶拾》，第246－249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23] (宋)赵汝适 ：《诸蕃志》，杨博文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123页。 [24] 据夏德等云：“徂葛尼必为Dhu-lKarnein之对音 ，乃建置亚历山大港之亚历山大帝(Alexander of Macedon)之阿拉伯语名。” [25] (古代阿拉伯)马苏第：《黄金草原》，耿昇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3章《亚历山大城的历史、其创建、国王、名胜和有关这一内容的其他细节》。 [26] 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第5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27] 荷马：《奥德赛》（插图本），王焕生译，221－2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28] 李宏生、吴士英：《寻朋觅友三千年》，26页，明天出版社1988年版。 [29] 参见张绪山《甘英西使大秦获闻希腊神话传说考》，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 [30] 荷马：《奥德赛》（插图本），王焕生译，158－1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31] 《太平广记》卷六，第二百八十六，《幻术三·板桥三娘子》。 [32] 荷马：《奥德赛》（插图本），王焕生译，180－1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33] 杨宪益译《奥德修纪》，译本序，1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另可参见杨宪益著《零墨新笺》，新中华复刊4卷3期，1946年2月，转引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第1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4]《太平广记》卷二，第一百三十五，《征应一·新罗长人》。 [35] 参见杨宪益：《译余偶拾》，84－85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36] 参见戴友荪：《罗马建国故事埋藏在中国史乘中》，载《学原》一卷十二期。 [37] 《太平广记》卷一，第八十一，《异人传一·梁四公》。 [38]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59页，中华书局1977年。 [39] 向达：《中西交通史》，19页，中华书局1934年版。 [40] 《晋书》卷113《乐志》曰：“胡乐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西安），惟得摩柯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 [41] 《汉书·张骞传》。 [42] 杨共乐：《“丝绸之路”研究上的新发现——张骞与马其顿音乐的传人》，载《光明日报》1998年6月5日。 [43] 杨宪益：《秦王破阵乐的来源》，载《新中华》复刊号，1946年第4卷第6期。此文收入《译余偶拾》，三联书店1983年版。 [44] 参见维吉尔：《伊尼阿德》，第5卷，556－603行。 [45] 杨宪益：《译余偶拾》，59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46] 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第2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7] 金秋：《古丝绸之路乐舞文化交流史》，56－58页，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 [48]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1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9]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1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0] (法) 布尔努瓦：《丝绸之路》，耿昇译，11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1] 向达：《中西交通史》，18-19页，中华书局1934年版。 [52] 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206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53] 参见张庆捷、常一民：《北齐徐显秀墓出土的蓝宝石戒指》，载《文物》2003年第10期。 [54] 参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一章，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55] 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209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56] 陈幼军：《赏古希腊币》，《新民晚报》2003.01.0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