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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王子今，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历史教研室主任、教授，现为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北京市历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西北大学兼职教授。已出版学术专著《秦汉交通史稿》、《史记的文化发掘》、《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合著）、《毛泽东与中国史学》、《权力的黑光：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忠”观念研究》、《中国女子从军史》、《中国盗墓史》、《20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等20种，发表学术论文230余篇。 讲授提纲 一、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 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是秦王朝和汉王朝统治的历史阶段。在两汉之间，又有王莽新朝的短暂统治。 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特别值得重视的意义。 从秦始皇实现统一至曹丕代汉，在这近5个世纪的历史阶段内，中国文明的构成形式和创造内容都有重要的变化。秦汉人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为主要舞台，进行了生动活跃的历史表演，同时推动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突出的进步。 秦汉时期的文明创造和文明积累，在中国历史上有显赫的地位。当时的文化风貌和时代精神，对中国此后两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历史演进的方向都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秦汉时期的历史特征主要表现为： 1.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基本形成，并且经历了多次社会动荡的历史考验而愈益完备； 2. 以农耕经济和畜牧经济为主，包括渔业、林业、矿业及其他多种经营结构的经济形态走向成熟，借助交通和商业的发展，各基本经济区互通互补，共同推进社会繁荣，共同抵御灾变威胁，物质文明的进步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3. 秦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区域文化因子，在秦汉时期经长期融汇，形成了具有统一风貌的汉文化。以儒学正统地位的建立和巩固为突出标志的适应专制主义政治的文化建设所取得的划时代的成就，也对后来的历史发生了规范化的影响。 这一时期我们民族对于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有光荣的历史记录。正是因为秦汉时期历史文化贡献的丰富，使得“秦”和“汉”，“秦人”和“汉人”，都长期成为代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的公认的文化符号。 秦汉时期的地理景观，与现今有显著的不同。当时，森林草原的覆盖率当远远高于现代。许多资料可以表明，秦汉时期的气候条件确实与现今不同，在两汉之际，又发生了由暖而寒的历史转变。 秦时的人口，大约在2千万以上。据西汉晚期的户口统计数字，全国人口6千万左右。 二 秦汉历史进程的基本脉络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实现统一。 秦始皇统治末年，多次因组织战争和土木工程征发民众服事苛重的徭役。大规模的徭役调发，使正常的经济环境和生产秩序受到破坏，民众承受着极沉重的负担。秦始皇去世之后不久，秦王朝的统治阶层内部发生政治危机，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终于导致了规模空前的大动乱。秦二世没有能力稳定政局，其执政集团的核心又发生变乱，秦二世本人被赵高派人刺杀。秦王朝在人民反抗的浪潮中走向崩溃。 秦亡之后，反秦联军中实力最为强大的项羽军事集团把握了关中形势，主宰了各派政治势力的权力再分配。项羽号称“西楚霸王”，然而没有能够全面控制天下政局，诸侯混争的战火重新燃起。稳健多谋的政治家刘邦取得关中作为根据地，又得到诸多猛将能士的拥戴，终于战胜项羽，建立了汉王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 西汉初年，政治形势依然复杂，经济条件异常落后，外族威胁空前严重。刘邦和他的功臣集团排除诸多困难，努力使西汉政权得以稳定。 刘邦去世后，西汉王朝又经历了吕后专政的时代，随后进入汉文帝刘恒和汉景帝刘启当政的文景时期。文景两代39年间，政局稳定，经济得到显著的发展，历来被看作安定繁荣的盛世的典型，史称“文景之治”。从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总历程看，文景时代的成就，使秦以来的历史由急峻渐而宽和，由阴暗转向光明。 汉武帝时代，西汉王朝开始进入全盛时期。作为胸怀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汉武帝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汉武帝时代，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的巩固，汉文化的主流形态基本形成，中国开始以文明和富强的政治实体和文化实体闻名于世。当时的西汉帝国以其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辉煌成就成为东方文明的骄傲，在林立于世界的不同文化体系之中居于领先的地位。 汉武帝之后，西汉王朝经历了史称“昭宣中兴”的阶段，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并且表现出一种繁荣气象。 此后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当政的时期，社会矛盾日益深刻，政治危局已经无可挽回。后世历代专制王朝走向衰落时的各种社会弊病，这时都已经逐步显露出来。不过，元成哀平时代56年间，虽然政治腐败昏暗，经济水准依然在上升。 王莽建立新朝，推行改制，最终失败。王莽的政权被农民暴动推翻。 刘秀出身刘姓皇族，便于利用民间出于正统政治观念而向往恢复汉王朝统治的心理倾向，又依恃其文化素养和政治智慧的优越，逐步集结并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势力，终于在西汉末年的社会大动乱中一一战胜各个或强或弱的武装政治集团，建立起东汉王朝，实现了新的统一。东汉建都洛阳。 东汉时期经济形势最突出的历史特征，是在各个经济区普遍得到发展的背景下，全国的经济重心开始东移。而江南地区的开发，是实现这一历史转折的重要条件。 东汉初年起，匈奴一部分部落逐渐移入塞内，称南匈奴。南匈奴与东汉王朝建立了和睦的关系，甚至以军事力量助汉守边。在其北部的北匈奴则时常侵扰汉境，还胁迫西域诸国对抗汉王朝。汉明帝时，汉王朝远征军数次出击北匈奴，转战至于西域地区和蒙古高原。北匈奴被迫远徙西北。其故地逐渐为鲜卑族占据。聚居于今甘陕地区的羌人，不断和东汉王朝发生武装冲突。东汉王朝和羌人的战争持续达40年之久。东汉时期复杂的民族关系，反映了当时发放出强力辐射的汉文化与周边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历史过程。 汉军和北匈奴作战时，派遣班超出使西域。班超在西域活动近30年，取得成功，使西域诸国重新内属。班超又曾经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国，西行至于波斯湾，因海路辽远、航程艰辛而东归。后来，大秦王的使节来到洛阳，罗马帝国和东汉王朝两个大国，东方和西方两个文化系统，于是有了正式的直接接触。 东汉后期，政治黑暗，权争激烈，当朝的决策集团和各级行政结构都陷于无可救药的腐败。豪强集团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扩张势力，下层民众的苦难日益加重。天灾频仍，疾疫流行，赋役苛重，使农耕经济的正常生产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民被迫流亡求生。流民暴动兴起于各地，规模越来越大，全国性的黄巾起义使东汉王朝的统治最终走向彻底的崩溃。 在东汉末年的社会大动乱中，曹操集团、刘备集团和孙权集团逐步扩张自己的实力，各自翦灭异己，逐步在局部地域实现了相对的安定，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三、秦汉史的文化亮点 1. 秦的统一和秦政的建构 经过战国时期多年的兼并战争之后，强大的秦国在公元前221年，即秦王嬴政即位的第26年实现了统一。 以咸阳为都城，以关中作为统治重心的秦王朝，建立了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其政治体制的构成，对此后2千余年的历史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大一统的制度包括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郡县制度。 2. 文景之治 《史记·平准书》：“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 3. 汉武帝时代 汉武帝在位54年，是中国古代统治年代比较长的帝王。作为胸怀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汉武帝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 ①削藩事业； ②察举制度； 正是在汉武帝时代，察举制得以基本成为正统的政制。这一历史进步的意义十分重大。有的学者曾经指出，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前 134年），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这是因为这一诏令表明察举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仕进途径，察举制作为选官制度的主体的地位已经得以确立。 ③出击匈奴； ④中国文化史的英雄时代； 汉武帝时代是英才荟萃的时代。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等，在这一时期都有繁盛丰实的创造性的成果。 ⑤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4. 王莽改制 王莽在西汉末年复杂的贵族宗派斗争中，以外戚身分运用矫情伪饰的手段取得高位，后来成为新朝的皇帝。王莽在68年的生涯中，进行了非同寻常的政治表演。他的人生轨迹和两汉之际社会大变乱的历史相叠合，他的政治努力大都导致了惨重的失败。于是对于王莽的评价，历来争议纷纭。王莽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特殊人物，王莽专政的时期，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时期。为了缓和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王莽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多方面的改革。王莽的政治实践以失败告终，随后爆发的全国性的民众起义推翻了新朝政权。 5. 东汉儒学的普及 东汉中晚期，太学生多至3万人。东汉中期的士大夫中，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他们世代相继，广收门徒，弟子往往多至数百人乃至数千人。《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说，当时私学兴盛，学者所在，求学者往往不远万里之路，讲读之舍暂建，担负口粮前往就读者动辄千百。而著名的经学大师开门受徒者，名籍往往注册不下万人。陈留雍丘（今河南杞县）人楼望，诸生著录9千余人。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人蔡玄，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1万6千人。 四、秦汉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风貌 1. 基本物质生活：衣食住行 2. 社会生活的节奏 3. 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4. 纸的发明及其对社会进步的革命性影响 5. 人口流动和文化交融 五 秦汉历史的启示 1. 焚书坑儒的历史影响 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关于郡县制的御前辩论中，丞相李斯批判了儒者遵行古制，实行分封的主张。他说，现在天下已经平定，法令出于皇帝，而私学却公然非毁法教，诸生不师今而学古，批判当世之政，惑乱民众之心，政令一旦颁下，都各自站在其学派的立场上妄加批评否定，以超越主上、标新立异来抬高自己的名位，甚至公然诽谤朝政。如此不加制止，上则损害皇帝的威望，下则扩大私党的影响，因此应当严厉禁绝。李斯又建议，除秦官定史书《秦记》以外，其他历史记载都予以烧毁。除了博士官所掌管的以外，天下有私人收藏《诗》、《书》、百家语者，都必须交地方官员烧毁。有敢私下讨论《诗》、《书》的，处以弃市之刑，以古非今的，诛灭其家族。官员知情而不举报者与其同罪。焚书令颁下30天仍然拒不遵行的，罚作筑守边城的劳役。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禁烧之列。李斯的建议得到秦始皇的批准。 秦始皇焚书，是对先秦思想文化成就的冷酷的否定和粗暴摧残，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严重的浩劫。 焚书之后不久，又发生了坑儒事件。秦始皇晚年，独断专行，又迷信方术，欲求长生。曾经受到他信用的侯生和卢生不满秦始皇贪于权势，专好以刑杀强化自己的威权，于是相约逃亡。秦始皇大怒，以侯生和卢生的“诽谤”之罪，疑心诸生在咸阳者多以妖言扰乱民心，于是使御史严厉拘审，将所谓诸生“犯禁者”460余人坑杀于咸阳，以警告天下有不同政见的文化人。秦始皇长子扶苏劝谏道，天下初定，远方人心尚未安宁，诸生不过诵法孔子之学，现在以严酷之法处置，担心天下将会发生动荡。秦始皇大怒，斥令扶苏离开咸阳，到北方边疆蒙恬的部队中担任监军的职务。 秦始皇焚书坑儒等极端的措施造成了思想文化的凋零，同时也激起了知识界对秦政普遍的抵触和反抗。 对于焚书坑儒，历来有种种的否定与抨击，但是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的复杂是不可以简单论定的。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卷四《后秦纪》中曾经这样评论李斯关于焚书的上书：“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当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 秦王朝对思想文化的严酷的控制，反映了秦王朝当政集团比较急进的行政作风，同时又表现出长期战争之后行政军事化的历史惯性。 2. “为富安天下”的政策 贾谊《新书·大政上》写道：“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他又指出，“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民为邦本，民众虽然至贱至愚，却不可以简慢，不可以欺压。在任何时代，敢于与民众为敌者，或早或晚，最终将为民众所战胜。而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应当落实于使民众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的有效政策上。对于这样的主张，贾谊是这样表述的：“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也就是说，执政者成功的政绩，应当表现为使民众“富乐”。 《汉书·食货志上》说，汉文帝在位时，贾谊曾经建言重视农耕，他说，驱使民众归于农耕，就意味着依附于国家经济的根本，如此，则可以使天下各食其力。贾谊以为，这样则“可以为富安天下”。这位有识见的思想家“为富安天下”即通过发展经济以保障安定的政治设计，在文景时代基本上实现了。 3. 晚年汉武帝与巫蛊之祸 《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征和四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罚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明代思想家李贽也称汉武帝晚年的这一历史变局为“天下大坏而得以无恙”，他曾经这样评价汉武帝的“轮台诏”：“汉武惟此一诏可谢高帝、文帝”，“过天地之风雷，可不勇哉！”（李贽《史纲评要》卷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