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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公元前5和4世纪希腊著作家以及后来的波吕比奥斯关于王权的论述，除了希罗多德有时提到某一王朝的兴衰与神意之间的联系外[38]，其他的人都不把王权和神权联系在一起。在城邦之内的全体公民的利益是衡量政体优劣的标准这样一种观念居于主导地位。城邦的宗教活动服从于公民集体利益的情况下，神权不可能占有重要的地位，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用神权来支持王权。 古代希腊著作家王权观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王权世袭的原则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任何人的成长都与一定的生活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中所接受的教育有密切关系，王位继承人也不例外。色诺芬讴歌波斯王居鲁士的著作就名之日《居鲁士的教育》，这个事实本身就意味深长。而且在这部书的开头谈的就是政体的频繁更迭。[39]在《法律篇》中，柏拉图在把居鲁士大大赞扬了一番之后，接着就指出，由于居鲁士忽视了对继位者冈比西斯的教育，以致后者成为骄奢淫逸的暴君，在其当政时出现大乱。大流士因为不是国王的儿子，故而不是在奢靡的环境中成长，但在对待继承人问题上重蹈居鲁士的覆辙。[40]结果是，波斯在大流士中兴之后又趋衰落。认为公职人员应该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贤能之士的亚里士多德，在具体评论斯巴达王制的时候，明确表示了对王权的世袭原则的否定态度。他指出，每位新的国王应该经过选举产生，斯巴达的立法者对于每个继承人都是贤能之士也是缺乏信心的。[41] 顺便说说，在《吕山德罗斯传》中，普鲁塔克提到，阿格西拉奥斯在吕山德罗斯死后，曾在其家中找到有关改变斯巴达国家制度的书面方案。具体主张是，废除阿基斯和埃于吕潘两个王室，从优秀公民中选举国王。[42]前已提及，对于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邦的王室抱有好感的伊索克拉特斯，为了使在位的尼科克列伊斯能胜任国王之职，煞费苦心地向他提出建议，指导他应该做些什么，规避什么。伊索克拉特斯虽然是抱着致君尧舜的热忱而殚精竭智，但从反面也说明了他对仅因世袭权利而得以登上王位者能否称职的担心。 应该指出，在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著作者中间，曾经出现过赞扬王权的思潮，伊索克拉特斯是其代表人物。不过，他的目的是要在保存希腊诸邦共和政体的条件下，联合马其顿的菲利浦之类国王，打击波斯，解决希腊的政治和社会危机。 对民主政治不怀好感的柏拉图曾经在《理想国》一书中称赞王政“最善”，认为王者“离真正的固有的快乐”“最近”，“没有一个城邦比王者统治的城邦更幸福”。[43]可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希腊各邦中政体不断变化的事实。在《理想国》中，他描绘了一幅城邦内部政体更迭的图景。 虽然亚里士多德说过，王政是正常政体中的最优者，[44]但是他的主导思想是在公元前4世纪，即他生活的时代，对于希腊诸邦说来，王政已属过时。 二 包括王权在内的关于不同政体的学说，在罗马的发展，有着不同于希腊的时代和社会经济背景。[45]与希腊城邦林立纷战不已的情况不同，罗马不断扩张、兼并，把包括希腊诸邦在内的众多小国和部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把一系列希腊化王国翦灭之后，使之变成罗马的行省。也就在这个兼并扩张的过程中，作为城邦的罗马逐渐演变成了帝国，享有一系列特权的罗马公民变成了罗马皇帝的臣民。在本文研讨的范围之内，臣民心目中的皇帝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成了流传至今的罗马帝国时代著作中关于王权的论述的中心内容。 在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关于罗马国家建立的传说，长期被用作团结罗马公民的重要手段。而在帝制确立之后，这种传说又成为巩固帝制的思想武器。共和制度的建立与关于推翻由王政演化而来的暴君统治的起义的传说联系在一起，在整个共和时期，妄图建立王权成了罗马公民最严重的罪名。 关于罗马城的建立以及罗马国家早期历史的传说，是与罗马的王政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即使是在漫长的罗马共和制时期，罗马早期诸王的事迹也广为传颂。 罗马人关于国家的学说，是在罗马国家大肆扩张的公元前2和1世纪，受到希腊哲学不同流派的强烈影响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不过，不管是哪一个希腊哲学流派的信奉者，都肯定最早的统治者是“王”[46]。 在罗马共和时期，哲学上的折衷主义者西塞罗的著作，多次谈到国家问题。不过，他的王权观，就基本点而论，并未超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在《论国家》一书中，西塞罗指出，任何民众集体，若要长期存在，必须有管理机构。这种机构，或由一人负责，或由少数人负责，抑或由全体成员共同负责。如所有事务由一人管理，我们便称这位管理者为王。[47]按他的看法，王制是国家的正常政体之一。在该书的第2章中，西塞罗叙述了罗马王政时期诸王的业绩，认为除了最后被推翻的高傲者塔克文之外，其他各王对罗马国家的发展都有所贡献，而且他们本人也都智勇过人。 按照西塞罗的看法，王政的缺点在于，众人的智慧得不到发挥，而一人统治又容易蜕变为暴政。当胡作非为的高傲者塔克文被推翻，他的全家被逐出罗马之后，人们连国王这一称号都不愿再听到。他认为，如果说，在三种正常的政体中，王政是最好的，那么，在三种不正常的政体中，僭主政治则是最坏的，而且王政和僭主政治紧密相联。[48] 在罗马共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由希腊的思想家们提出的关于王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政体混合为一乃是最优政体的学说，得到进一步发展。[49]积极鼓吹这一学说的西塞罗认为，王制虽是三种正常政体中的最优者，但是若与混合政体相比，则要略逊一筹。[50] 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元首制的确立，标志着罗马国家的政体完成了从共和向帝制的转变，这是古代希腊罗马国家政体发展史中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目击这一转变，亲身感受到这一转变的巨大影响的生活于罗马帝国的著作家，不可能不在自己的著作中作出某种解释和评价。 我们所研究的从帝制确立到图拉真当政(公元98—117年)的一百多年间流传下来的从政治思想方面谈论王权的著作，数量不多。主要是生活于公元1世纪下半叶和2世纪初的塔西佗(约55—120年)、小普林尼(约61—约114年)和金嘴迪奥(约40—约120年)的著作。 元首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于罗马的一种君主政体，其主要特点是国家最高权力实际属于名为首席元老的元首，而共和制时期罗马公民中的上层人士参预政治的最重要机构元老院依然存在，并在名义上享有确认或选举元首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要加强君权，诸如实行王位世袭、建立庞大的王室经济和常备军，组建强有力的官僚机构，神化王权，等等，必然会与力图限制元首权力，尽可能多地保存共和时期元老和其他罗马公民中的上层人士的自由的意向发生冲突。因此，围绕王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争论，不是根本反对君主制，而是反对个别皇帝的胡作非为，讲明在位的皇帝应该怎样规范自己的言行。 在弗拉维王朝时期开始自己的仕途，而在安敦尼王朝时期担任过执政官和亚细亚行省总督这样的要职的塔西佗，是清楚地了解罗马国家政体的变化和帝制产生的必然的。在《编年史》的头几章中，他就勾划了这个变化过程。在第1章的开头他指出：“罗马城一开始是有过国王的。”奥古斯都则是用元首的名义集大权于一身。奥古斯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罗马历史长期发展变化的结果。这种发展变化，不仅涉及罗马和意大利，也涉及行省。凭借赏赐以掌握军队，依靠发放粮食以笼络平民，用诸如此类的手段来维护个人权力的奥古斯都，显然与罗马立国初期的王有巨大区别。 虽然塔西佗声称要用不偏不倚的态度来叙述历史，实际上，在他的著作中展现了奥古斯都死后多位元首飞扬跋扈、胡作非为的图景。他哀叹昔日的共和制度已不为人所知，所有的人都跟着元首的命令行事。在罗马，执政官、元老和骑士争当奴才。塔西佗指出，在专横暴戾的元首统治之下，自由的假象越大，随之而来的只是更加令人憎恨的奴役。[51] 在《阿格里可拉传》中，塔西佗在提到阿鲁伦努斯(公元92年任执政官)因称赞特拉塞亚，[52]塞涅基奥因颂扬赫尔维迪乌斯[53]被处死，并且他们的著作也被当众烧毁这样的事件之后，指出，当时的元首多米提安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借助这把火而使“罗马人民的声音、元老院的自由和人类的良知”一概消失。[54]如果说，在过去的时代有过极度的自由，那么现在面临的是极度的奴役。他哀叹，由于元首的暴虐，一些最有才华的人惨遭杀害。所幸的是，在涅尔瓦当政之后，情况有了变化。涅尔瓦把元首制和自由这两个昔Et被分开的东西结合起来。图拉真则继承并推进这一事业。 在这里，塔西佗提到了元首制和罗马公民的自由之问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元首制时期特有的问题。在希腊城邦内部，只有僭主当政，公民的自由才受到威胁。而在元首制下，一些通过合法途径登上皇位的人，成了公民自由的莫大威胁。但是，元首制与公民自由并非水火不相容，只要有像涅尔瓦和图拉真这样的明君，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能够处理好的。 把自由和受奴役联系起来讨论，也是元首制时代关于王权的讨论的一大特点。在希腊城邦内部，只有僭主才会奴役公民。而作为正常政体的王政则是为公民集体的利益服务的。 值得指出的是，塔西佗把“罗马人民的声音、元老院的自由和人类的良知”三者相提并论。在《阿格里可拉传》问世的公元98年，对于罗马的权贵说来，罗马人民的声音已属无足轻重，因为早在提比略当政时(公元14—37年)，选举公职人员的公民大会已经停止召开。但正因为这个缘故，元老院在形式上成了罗马国家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最高选举机构。基于此，像塔西佗这样的权贵就更加重视“元老院的自由”。 元老院与元首之间的关系是元首制时期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严重影响到元首的权力能否巩固。像尼禄和多米提安这类暴虐的元首，都曾把元首与元老院之间的关系弄到十分紧张的地步。他们自己也都死于非命。 塔西佗的朋友小普林尼，虽然在多米提安当政时官运亨通，但他却对这位元首统治后期的专制行为表示不满。公元100年，小普林尼被图拉真任命为执政官。虽然这是一个任期仅有两个月的虚职，但他对这一任命深为重视。他按照惯例在就职时在元老院发表了赞扬图拉真、表示感谢的演说。这篇演说词经过作者加工，流传至今，得名为《颂辞》。它是我们研究元首制时期王权观的一份重要资料。 在这篇著名的《颂辞》中，小普林尼赞扬涅尔瓦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把与自己并无亲属关系的图拉真过继为儿子，并使之担任元首之职。他还说道：“管理所有的人的人，应当从所有的人中选出”。[55]这里显然有对使暴君能登上皇位在亲属中实行世袭的制度的批评。的确，在罗马元首制的历史上，从涅尔瓦开始的安敦尼王朝，由于曾经在一段时间内不从亲属中选择继承人，而一度保持了元首和元老院之间的良好关系。 小普林尼称赞图拉真，认为他自己与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仅因自己的卓越才能和品质而居于他人之上。他称赞图拉真用人唯贤，深知元首制与专制有质的区别，反对专制君主最力的人才倍觉元首可亲。他认为，图拉真最重要而且光荣的功绩之一是，在他面前可以无所畏惧地谴责不好的统治者。他称赞图拉真号召人们公开说出自己的意见。[56] 小普林尼指出，有不少国君，是公民的主人，却是自己的被释奴的奴隶，对他们言听计从，而图拉真却不是这样。[57] 小普林尼对图拉真的赞扬，也就是他对理想的元首应具品德的期待。他在《颂辞》中再三称呼图拉真为“最优秀的”元首。这里难免有言过其实的地方。实际上，正如索科洛夫指出的那样，图拉真实质上是权力无限的君主。如果当时的政治情况哪怕是多少与共和制时期有些共同之处，小普林尼的这篇《颂辞》也就没有必要了。[58]从小普林尼与图拉真的通信看，身居高位而又爱舞文弄墨的小普林尼是深知他自己生活时代的罗马国家与历史上的罗马的区别的。他再三请求图拉真赐予他所亲近的人罗马公民权这种行动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经历过多米提安的暴虐统治的小普林尼，像塔西佗一样，希望元首能保证他们这类权贵有更多的自由。 索科洛夫认为，金嘴迪奥堪称“罗马帝国君权理论的奠基人”[59]。他还指出，迪奥在自己的演说中，把图拉真描绘成拥有无限权力的君主，不过不是专制君主，而是开明君主。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并没有给人造成在某种程度上复活共和制度的任何幻想。 事情是这样，在多米提安当政时受到迫害的演说家迪奥，在公元100年重访罗马，在图拉真的宫廷发表了四篇关于王权的演说。[60]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四篇演说词的主要内容。 迪奥演说的主旨很清楚，就是讲明理想的君主应当是个什么样子，与不称职的统治者有何区别。[61] 他对长期流行的关于三种正常的政体和三种变态政体的说法，作了新的解释，认为只有君主制是最切实可行并且又是历史最悠久的政体。他把这种政体看成是“以一人之智慧和德行使一个城邦，或者众多民族，或者整个人类得到良好治理”。[62]这里引人注目的是提到“众多民族”和“整个人类”，狭小的城邦已融化在庞大的帝国之中。 迪奥给王权下的定义就是，“王权即不受限制的权力，王的意志即法律”。[63] 在论王权的第一篇演说词中，迪奥说到，好的国王所想的，不是借助权力获得财富和享乐，而是为了公务而殚精竭智和操劳。作为国王，不是为了逐一己之私，而是为了所有的人。[64]他在这里说到，国王不仅是奴隶的主人，而且是自由人的主人。把国王看成是自由人的“主人”，这说明经过100多年的帝制统治，罗马公民的地位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国王与自由的罗马公民之间的关系已完全不同于共和制兴盛之时。从这种论述中还可看出，深受斯多噶哲学和犬儒学派哲学影响而又是生长在小亚的比提尼亚的迪奥，与受罗马共和传统影响的小普林尼之间，在对王权的看法上，视角是不相同的。而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主人”仅与奴隶相提并论，在城邦公民之间，不管当时政体怎样，大家是平等的。 迪奥在其论王权的第二篇演说中，在说了一大串不称职的国王的恶德劣行以及称职的国王对待臣民应该做些什么之后，列了一个传统认为是好国王的名单。其中的第一名就是波斯的居鲁士，接着有米底人的、斯基泰人的、斯巴达的和埃及的国王。[65]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迪奥是不能从理论上说明作为城邦的斯巴达与他生活于其中的罗马帝国之间有多大的质的差别的。他不懂得不同时代的国王完成不同的时代使命。 在论王权的第四篇演说词中，迪奥提到，“国王是人间最优秀、最勇敢、最公正、最仁爱而且不为任何困难和情欲所战胜的人”。[66]既然国王是如此之好的人，那么，他与神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按照迪奥的看法，好国王是深受神的喜爱的，把对神表示尊敬当着首要任务，时时把神放在心中。[67]借助神权来巩固和加强王权，这是元首制时期的王权观与城邦时代的王权观的一个区别。奥古斯都曾把“神之子”作为自己名字的一部分[68]，并且大力提倡对他这位元首的保护神的崇拜。多米提安就曾要求称他为“主人”和“神”[69]。在《颂辞》中，小普林尼曾说图拉真是神赐的最好礼物，断言，“我们的元首是神意赐予的”。不过，他又说，只有得到人民爱戴的人，才能得到神的喜爱。[70] 迪奥十分强调好的国王拥有众多朋友的重要性，认为依靠朋友的忠诚是比依靠收入或军队更为重要的治国之道。责任愈重，需要的合作者就愈多。国王使自己的朋友变得越强，他本人也就越强。[71]迪奥认为，僭主是世界上最缺乏朋友的人，因为他满腹狐疑，妒贤忌能。[72]在一篇名为《论僭主》的演说词中，迪奥指出，对于僭主说来，无一人可以信赖，无一处可以安全藏身，即使是妻子儿女，他也不敢相信。[73] 元首制时期的王权，与经过3世纪危机之后产生的名为“多米那图斯”(Dominatus)的王权是有所区别的。王权的逐渐强化是罗马帝国内外各种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