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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李绂是清代康、雍、乾三朝时期著名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代名宦，而且也是一个著名的陆王学者。由于李绂个人的生平经历，也使得他成为了一个特殊的人物。于科举制度方面怀有深厚的情结，一方面极力的维护科举制度，尤其是对于士人，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而另一方面却又在极力地反对这一制度，力图于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修正和改革清代的教育制度。 关键词：清代 李绂 科举制 书院教育 李绂生活于清代的康、雍、乾三朝之时，自己一生的经历与当时国家的考试制度与用人制度密切相关。他既是一个科举制度的经历者，同时又是科举制度的执行者，于科举制度有着深厚的情结。 一 李绂，字巨来，号穆堂，生于康熙十四年（1675），卒于乾隆十五年（1750）。江西抚州府临川县人。于康、雍、乾三朝“内而槐棘，外而节旄”，“扬历三朝，负重望者四十余年”。[1] 康熙三十四年（1695），李绂年二十一岁，是年“补诸生”。此后，李绂四次应试，由于种种原因，都是名落孙山，直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才考中举人。 李绂一生任官内外，曾担任民政、漕运、典试、志书馆等职。康熙四十八年（1709）中进士，此时他已经三十五岁。此后，他“进入词馆，授编修，即受圣祖不次之擢，超五阶为庶子，自来词馆所未有也”[2]。五十四年（1715），充武会试副考官。五十六年（1717），充日讲起居注官。不久，充云南乡试正考官。五十七年（1718）九月，充武会试正考官。十二月，奉命祭告南海。五十九年（1720）六月，充浙江乡试正考官。九月，擢内阁学士。十二月，迁左副都御史，仍兼学士衔。六十年（1721）二月，充会试考官，用唐人通榜法，知名之士网罗殆尽。榜后被劾罢官，发永定河工效力。 雍正元年（1723）正月，特旨恢复原职，署吏部右侍郎，不久，充经筵讲官。六月，命赴山东催漕。七月，迁兵部右侍郎。九月，奉命截留湖南等邦漕粮于天津收贮。二年（1724）三月，督运到通州，得旨嘉奖。四月，署广西巡抚。三年（1725）九月，升直隶总督。四年（1726）十二月，奉旨不宜总督之任，内转工部侍郎。五年（1727）三月，会同云南总督鄂尔泰等办理粤黔分蜀以及泗城改流等事。 就在被任命出差云贵之际，一些大臣窥测李绂已经失宠，如新任广西巡抚、直隶总督等于是群加攻讦。李绂于是被革职，命其到京对质，交刑部治罪。议政大臣等会议李绂罪凡二十一款，定斩决，妻子儿女财产俱入官。但最后，雍正帝念其“学问尚好”，“著免死，在八旗志书馆效力行走，免妻子财产入官”。[3]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高宗即位，召见李绂说：“先帝本欲用汝也。”[4]授户部侍郎，管户部三库事。十月，补户部左侍郎，仍管三库，八旗志书馆副总裁，又兼兵部侍郎。乾隆元年（1736）因保举新进士过多，降二级调用。六月，仍在副总裁上行走。十月，补授詹事府詹事。十二月，充三礼馆副总裁。二年（1737）五月，奉旨往浙江南祭告，顺道省亲，丁母忧。五年（1740）到京复命，仍在八旗志书馆、三礼馆。六年（1741）三月，充明史纲目馆副总裁。三月十八日，授光禄寺卿，后又典试江南乡试。八年（1743）致仕。十五年（1750）去世，享年七十有六。 二 李绂出生于一个较为贫寒的家庭，其父是赘于吴家的，当时，“无尺寸之土，僦屋而居”，[5]可见，李绂家是十分贫困的。但是，李绂的父亲是一个有眼光、有识见的人，能够“任气尚义”，“审天下大势，……不务近功”，对子女的教育尤为关注。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李绂兄弟能够有读书的机会，实在难能可贵。只是家庭中境况并非一帆风顺。李绂的长兄李巨中直到五十四岁才补了一个国子监生。尽管李绂十分聪明好学，但也是一波三折。李绂曾说：“绂自乙亥岁补诸生，丁丑始饩，四试于乡不获举。”[6]按：乙亥为康熙三十四年（1695），李绂年二十一。丁丑年为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绂年二十三。据《穆堂初稿》卷二《章门杂诗序》一文中讲道：“家临川三十余年矣，丙子秋，应乡试，一二好事者诬为冒籍，排击不遗余力。”而在本书卷五有《乙酉落解示诸同志》一文。由此可见，李绂是在二十一岁时“补诸生”的，于次年就开始应乡试，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前四次都是名落孙山，直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才考中举人。可以看出，李绂于仕进之途并非顺畅。李绂曾说：“绂自早岁即知向往，牵于俗学，玩物而丧志，三十余年矣。”[7]李绂自己也逃脱不了那种“自入学之时，父兄不以诏子弟，师长不以训学子”的状况，所学到的也仍然是“不过空疏无用决科之文”。李绂早岁所被牵累的“俗学”，不言而喻，是指八股举业，而程朱理学依然是“空疏无用”的干禄之砖。 正因如此，一些有才之士、饱学之士却无法进入仕途，有的甚至于成为一个落拓文人。李绂青年时，由于各种原因，曾经多次游学江南，在期间李绂结识了诸多朋友，其中如胡渭、陈震。 胡渭是在李绂游学江南时结识的。胡渭，初名渭生，字朏明、东樵，浙江德清人。胡渭多次乡试不第，于是专心研究经典。徐乾学奉诏修《大清一统志》，被延聘入馆。圣祖亲书“耆年笃学”四字相赠。胡渭曾著有《易图明辨》、《禹贡锥指》、《洪范正论》、《大学翼真》等书。李绂在入翰林后，曾写诗怀念胡渭，以表达自己对老前辈的推崇。诗曰：“十载吴阊祓褉筵，典型曾记接通贤。都将耆旧推文范，未怪经生老服虔。著述焜煌天语重，星霜荏苒岁华迁。令名寿考谁兼得，应许先生号乐全。”[8]陈震也是李绂在游学江南时结识的。陈震，字彦瑜，晚号竹坡。屡经乡试不中，四十岁以后遂无意于举业。李绂与陈震关系比较密切，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陈震去世时，李绂曾为其作墓表，说：“吾未壮时薄游吴，所交多豪隽，惟君为尤亲。”李绂主持浙江乡试，经过苏州时曾做诗二首。其一曰：“去日流光渺逝川，胥江离梦镇绵绵。云霞旧侣还重过，风雨怀人已十年。朱勃才惭通籍早，梁鸿交忆赁舂前。扫尘惆帐南州榻，异姓他乡骨肉缘。”其二曰：“群材乘运属休明，空谷幽兰处处生。谁遣旁观间巧匠，自惭平进到孤卿。心知南园无双士，耳热河梁第一声。此去京华独回首，江东千里暮云平。”[9]由此可以看出，李绂与陈震的友谊确非寻常。另一方面，李绂在诗中也透露出，陈震也是一个怀才不遇的落第士人，李绂为此耿耿于怀。后来他不惜一切代价地汲引士类，想必与陈震的遭遇有关，友人的遭际，深深地触到了李绂的内心深处。可能与自己的这种经历有关，或许与自己的思想水平有关联，李绂在此后的一系列的事情中，种种行为可以看出，李绂对于士人有一种不可释怀的情结，有时甚至于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做一些让别人都无法理解的事情。 康熙六十年（1721），李绂任会试副考官，“仿唐人通榜故事，一时名宿网罗殆尽。而毷氉不弟者，至袖瓦石相随，填公门，几满。以此夺职，公终不以为非。”[10]唐人通榜法即考生试卷不弥封，由考官选定录取。在清代，使用这种办法是不符合常规的。李绂竟然敢干冒着这样那样的罪名却去做了。这自然很容易引起别人的猜测，尤其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正想找借口发难之人，便会利用这一时机制造是非。最终结果，李绂因此而夺职，被发往永定河工效力。尽管如此，李绂却依然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自己是问心无愧的。 雍正三年（1725）九月，李绂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次年三月抵任。“路过河南，河南总督田文镜势方张，冒整饬吏治之名，一疏辄劾十余员，半皆科目。公乍见，揖未毕，即厉声曰：‘公身任封疆，有心蹂践读书人，何也？’田不能堪，即密以公语奏。而于入觐时，亦首劾田之负国殃民。漏三下，犹侃侃未退。退又连章纠之”。[11]经过李绂的努力，世宗准备责备田文镜，但终因田氏的歪曲，以及恰恰遇到蔡珽事件，世宗疑李、蔡是“朋党”。此时，一些仇视李绂的大臣也都趁机而起，列举种种形迹，指示李、蔡是“死党”。尽管如此，李绂于十一月，又上奏曰：“各省侯选训导之岁贡，前经田文镜奏请预行验看。臣思廪生必二三十年而后出贡，又三十余年而后选官，亦未必俱能得选。现在验看未老人员，至得选时已老，岂能悬断其可否供职？且教职领凭，必经巡抚考验，又何必预验于十年二十年之前？徒令穷老寒士奔走跋涉，废业失馆，请将此例停止。”[12]上以其识虑卑浅，严训饬之。十二月奉旨不宜总督之任，内转工部右侍郎。李绂最终因为直言科举取士之制及任用官员的弊端而遭受恶果。 雍正五年（1727）二月，李绂与甘汝来前往广西办理土司之事。三月，赴云南会同云贵总督鄂尔泰等办理粤黔分界以及泗城改流等事。“会直隶总督宜兆熊等疏参原任大名府知府曾逢圣、原任清苑县知县王游亏空钱粮，上以二人均绂所保荐，令明白回奏”[13]。八月，宜兆熊复参大城县知县李先枝私派累民。世宗谕曰：“李绂任直隶总督时，将李先枝题升天津州知州，朕调来引见，其看人甚属庸常，故令仍回知县原任。今以私派被参，劣款现有明据。常见科甲出身人员，多有夤缘党庇之恶习，而贪赃枉法者尚不多见。今李先枝目无国法，公然私派科敛，苦累小民，实为科目中之匪类；而李绂乃敢在朕前特荐题补天津要缺，是李绂不但有心袒护，且必有暗受李先枝请托之处。著将李先枝革职拿问，其私派情由，该督等一并严审定拟，再将如何请托李绂之处，究出具奏。李绂受朕深恩，不思报效，敢于营私欺罔，甚属可恶！著革工部侍郎职。”[14]此时李绂办理广西土司等事已毕，世宗令李绂来京。既归，下刑部听讯。十二月，议政大臣等会议李绂有罪二十一款。于此，不管李绂如雍正帝所说是受李先枝请托，还是李绂具有营私之意，也不管李先枝是否真的有才能，但最终李绂都是因为荐举人才而获得罪名。 “乾隆元年，诏举博学鸿词，公已荐六人矣。格于例限，乃取夹袋中某某名姓于朝房中广托九卿。有吴江诗人王藻者，尚无荐主，乃交门下孙副宪国玺荐之，孙有难色。公大怒，责其蔽贤。孙不得已，长跪谢，允荐乃已。次日，其事上闻，以浮躁失大臣体，镌二级，补詹事府詹事”。[15]可见，这次降职原因也是因为其“荐举过多”。所以，好友全祖望曾这样评价李绂说：“公之好士出自天性。故校士则蒙关节之谤，察吏则遭钩党之诬，而词科之役，公方待罪书局，犹谆谆问予以天下才俊，各取其所长，登之簿录。是以丙辰复受荐举过多之罚。”[16] 李绂的多次获罪与降职，无不与爱惜、关心、提拔人才有关。换言之，从以上事实亦可以知道，李绂对于当时国家的科举制度是持有一定成见的。李绂于乾隆元年（1736）十二月，被任命为三礼馆副总裁。进入三礼馆后，李绂曾经与方苞就三礼书目进行过讨论，他在回复方氏的书信中，说：“经学废坏，实由有明以来取士之法不依朱子贡举私议，而每经束以一家之言，士子荀且记诵，旬月之间即可决科，虽聪颖者亦皆无所用心。《礼记》则丧礼尽遭删削，即记诵亦不能及半。《周礼》、《仪礼》则束之高阁而不观矣。一二好事者，剿袭抄撮，号为注经，实则敷衍一家之言，为科举讲章之用而已，于经义毫无发明，则亦毫无可采者也。”[17]于此，尽管是李绂与方苞就三礼书目问题进行探讨，可从其字里行间亦可以看出李绂对于明代以来决科取士的弊端看得十分清楚，给予了严正的批评与指责。在当时八股文考试形式的影响下，一般读书士子们为了追逐利禄功名，早已不再顾及学问，专习科场文字，投机取巧。 李绂还曾说：“今国家郅隆，天下称乂，独风俗未尽淳，人材惰窳，则教士之官失也。古学官务择惇师老德。今吏部选人，以资叙而已。其资可，学不必可也，学或可，行不必可也。至以货参与弊也甚也。……竹垞先生（即朱彝尊——引者注）有言，后世学日以弛，为之师者，不尽择君子儒，使之不尽其诚，教之不尽其才，士亦隐其学而疾其师。”[18]今国家风俗未淳，人材懒惰，都是由于学官的不称职造成的。而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则是由于吏部的选人不当造成的。“今吏部之籍，由他途以进者，数倍于科目。庠序之权既轻，郡县学官尤杂，不足以饜士子之意。学使之贤者，亦止洁清自好为救过地，而无见于古人兴贤造士之法。盖《大学》所谓修身齐家平均天下之道，自入学之时，父兄不以诏子弟，师长不以训学子。所相与齗齗讲切者，不过空疏无用决科之文，士习益惰窳。夫教之失其术，欲人材之成，不可得也。庠序之人材不立，欲他途之无并进，亦不可得也。有国家者，岂不欲得贤材而用之。顾庠序之士，无以异于他途，其儇利捷给，或反若不及。五谷不熟，不如荑稗，固宜不甚爱惜，听他途之杂进，而不以为怪也”。[19]如今的情况是“自入学之时，父兄不以诏子弟，师长不以训学子。所相与齗齗讲切者，不过空疏无用决科之文，士习益惰窳。夫教之失其术，欲人材之成，不可得也”。学校教育的重点乃在教做八股文。至于经史科目，则如同虚设。学校教育在教条化、僵死化的科举考试影响下，教育内容空疏，学风败坏，士风败坏。这一情况的出现，都是与国家对于学校教育的不重视造成的，所以，国家选拔人才，尤其是选拔学官更要慎重。 因此，李绂说：“顾先王所以设学教民者，近世浸失其初意。学之教不徒为科名爵秩之阶梯也。何以修于身？何以见于世出？何以为名臣处？何以为良士载？在大学小学之教者可考也。诸生能实而践焉，乃无悖于设学之初意，即无负圣天子崇奖学宫之盛心矣。”[20]“国家之制，府州县各置学，月有课，季有考，举行甚勤。然其进退不足大为荣辱，乡会试之科典虽重大，又皆仅仅取必于一日之短长，苟且者多徼幸焉。”[21]近世之府州县学与古代的学校是不一样的，古之学学习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今之学学习只是“徒为科名爵秩之阶梯也”。前后二者发生了大的变化，而获取的所谓治国人才也不再是具有真才实学之士。 但是，由于社会现实使然，他自己也不得不致力于八股文和词章之学，以取得功名。可以说，词章之学是李绂青年时主要致力所在。他曾谈及自己的切身体会，说：“平日粗疏之学，读书万卷，毫无所用，更欲勉图，衰无及矣。”[22]又说：“国家取士三场，首试以经书文义，而四书文尤重。予少也尝为之，四试于乡而不遇也。因取见售之文规焉，一试而首举，再试而成进士。文固有其必售者也。”[23]还曾经谈道：“科举之文，国家用以取士，士所共趋，岂无所用心哉！然其心未尝求有所自得，不过摹拟焉耳。义理则摹拟世俗之讲章，而讲章外，不敢溢一义。辞采则摹拟世俗之墨卷，而墨卷外，不敢出一语，即弋获科名，而于心毫无所得。”[24]科举出身的李绂，深谙词章之学的奥妙。科举制度考试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而“四书”、“五经”又以《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作为科举取士的唯一教本。其文体规定一律使用八股文，而考官于评定成绩之优劣又只重视八股文。所以，尽管李绂深谙词章之学的空疏无用，但自己还是不得不为了功名利禄去研习。 可是，面对这样一种局面自己是无法改变的。因此，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可能做的公正、公平一些。如在任乡试考官时，就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制科之设三场也，经书文以明体，论表判策以达用。盖相辅而行，其后弊也积重于一偏，士务揣窃八股文之声音笑貌，以希弋获，主司亦不复省示后场，而士习益空疏而寡据，噫，弊也甚矣。经书犹日月五星之在天，海岳之在地，然舍恒星则日月五星无以考其躔，次舍众山水则海岳无以成其高深，。二三场既不通晓则经书文之弊弱亦可知已。” 李绂于丁酉（1717）岁典云南乡试，当时，“与同考官约三场各荐，不复相蒙，于是，以首场取者十三，以二场取者十二，以三场取者十一。其首场并可观以二三场，去取之者又十三四焉。榜放，则多士懑然心餍以为不甚辱斯典也。”[25] 到了庚子（1720）乡试时，李绂充浙江乡试会考官，亦是采取了这一办法。他认为采取这一办法，“故士必备三试之长而后无愧于为士，主司必备观三场而后无忝于试士之职”。因为应试者“其经义佳而后场未必佳者尝八九焉，其后场佳而经义未能佳者十不得一二焉，其以首场获选者积学之士十才一二焉，其以后场获选者积学之士十尝八九焉，然则士苟不备三试之长，主司不参观三场之文，欲以副国家取士之意岂有当哉！”李绂认为这样才能选拔出具有真才实学的有用人才，有关人员才是真正的尽到自己的职责。鉴于此，李绂于“闱中与同考诸君约，三场全阅后先递荐各不相蒙，而余两人同心商榷，较得失于毫厘分寸间。每鸡鸣而起，夜分始休，穷搜者二旬。榜既放，浙江士大夫颇心许焉”。[26]得到了应有的肯定。还有如上所述，康熙六十年（1721）之时，李绂任会试副考官，“仿唐人通榜故事”，尽管使一些真才实学之士被录取，而李绂自己却遭致夺职，被发往永定河工效力。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李绂如是做法，实是为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着想，从其一生中的经历而言，李绂还真是如此。为了国家和前途和命运，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亦心甘情愿。 为了弥补科举制度的不足，李绂也曾经尝试过其它一些措施，来作为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途径，其中，十分重要的就是倡导于地方建立书院，如同古代那样，延聘一些具有道德高尚和学识渊博的硕儒来任教。 李绂认为：“后世仿古法立学，国学而外，郡县莫不咸建学。然未尝聚弟子员于学宫，其名列于学册而已，散而无纪，疏而不亲，课无与为程，业无与为考。后世学宫之士，德业之不古若，职此之由也。”[27]于此，且不论李绂之说正确与否，我们从本段话中可以得知，李绂十分向往古代的书院教育，认为古代的书院教育尽善尽美。但是，后世却不能够效法，如今所采用的学校教育及科举制度却不能够达到国家所要求的，以至于出现了民不化、俗无成的状况。所以，他希望广立书院，选拔优秀的士子，延聘硕儒为山长，采用古代书院之教法，诚如是，则民可化而俗可成也。因此，李绂在赴广西巡抚任于陛辞之时，请求修建书院，以广教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以治其既犯，学以化于未然”，所以他希望“诚择各州县中生童，有聪明而知自爱者，入于省城书院。使经明行修之儒，朝夕化诲，讲明道义，以变其贪戾之心，课习词章，以训其玩梗之气。庶几道德一而风俗同，以益成圣人之盛治”。[28]李绂认为，国家的学官教授是十分重要的，他们是社会风气进步，人们素质提高的关键，“天下之治在风化，风化转移在学臣”，[29]“风俗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师资为重”。[30]一个国家的治理程度高低，就在于风化程度的高低。而风化程度的高低，是以教化为先的，教化是以师资为前提的。所以，作为教化的执行者，师资则是重中之重。 李绂的注重教育、广建书院以及对国家学官的论述，体现了他关心人才、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未来。李绂通过自己的特殊方式和敏锐的洞察力，也确实发现和提拔了不少人才，其中，较著名的有厉鄂、桑调元、顾栋高、钱陈群、王恕、储大文、鲁曾煜、王之隽和全祖望等。 李绂曾说：“绂自早岁即知向往，牵于俗学，玩物而丧志，三十余年矣。”[31]李绂自己也逃脱不了那种“自入学之时，父兄不以诏子弟，师长不以训学子”的状况，所学到的也仍然是“不过空疏无用决科之文”。李绂早岁所被牵累的“俗学”，不言而喻，是指八股举业，而程朱理学依然是“空疏无用”的干禄之砖。但是，由于社会现实使然，他还不得不致力于八股文和词章之学，以取得功名。所以，尽管李绂深谙词章之学的空疏无用，但依然不得不为了功名利禄去研习。只是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抛弃前学，沉潜反复于陆王之学。尽管他此时已是年过半百，但是，他的儒学根底，再加之丰富的社会阅历以及敏锐的洞察力，使得他能够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体系，奠定自己一生的学术地位。 三 科举制度于清末被废除，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诚然，科举制度的影响可谓巨大和深远。到了今天科举制度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但回顾过去已往的历史，仍有诸多值得反思的东西。我们从李绂的一生经历亦可以看出这一点。 首先，科举制度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既有其合理的一面，亦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于清朝之时，做为科举制度的亲历者李绂，就对其进行着必要的变革。我们从中可以得到某些启示。因此，我们要借鉴其合理的东西，运用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使其发挥最大效益。 其次，要具有牺牲自我的精神。李绂是一个有骨气的学者、文人和官僚，他的一生经历坎坷，三起三落，永不言败。这种精神值得任何一位改革者学习。 最后，人才是国家发展的基础，而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是其关键和保障。李绂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身体力行，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方式。联想到当今的考试制度与人才选拔等，我们是否从中得到某些启迪。 [1] 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卷十七，《阁学临川李公神道碑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314页。下引《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版本同。 [2] 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卷十七，《阁学临川李公神道碑铭》，第314页。 [3] 李元度著：《国朝先正事略》，卷十四，《名臣》，《李穆堂侍郎事略》，清代传记丛刊本。 [4] 袁枚著、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卷二十七，《内阁学士原任直隶总督临川李公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5] 李绂著：《穆堂初稿》卷二十五，《先考新安府君墓志铭》，乾隆庚申无怒轩刻本。下引《穆堂初稿》版本同。 [6] 李绂著：《穆堂初稿》卷二十五，《先考新安府君墓志铭》。 [7] 李绂著：《陆子学谱》卷首，《陆子学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5年。下引《陆子学谱》版本同。 [8] 李绂著：《穆堂初稿》卷八，《寿胡朏明先生八十》。 [9] 李绂著：《穆堂初稿》卷十三，《南濠访陈彦瑜二首》。 [10] 王炳燮编：《国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二，《李绂》，清代传记丛刊本。下引《国朝名臣言行录》版本同。 [11] 王炳燮编：《国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二，《李绂》。 [12] 清国史馆编：《清史列传》卷十五，《李绂传》，清代传记丛刊本。下引《清史列传》版本同。 [13] 清国史馆编：《清史列传》卷十五，《李绂传》。 [14] 清国史馆编：《清史列传》卷十五，《李绂传》。 [15] 清国史馆编：《清史列传》卷十五，《李绂传》。 [16] 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卷十七，《阁学临川李公神道碑铭》，第317页。 [17] 李绂著：《穆堂初稿》卷四十三，《答方灵皋问三礼书目》。 [18] 李绂著：《穆堂初稿》卷三十七，《学正盛君传》。 [19] 李绂著：《穆堂初稿》卷三十五，《送侍读学士张公督学京畿序》。 [20] 李绂著：《穆堂初稿》卷三十，《修全州学记》。 [21] 李绂著：《穆堂初稿》卷三十，《督学刘公德教碑记》。 [22] 李绂著：《穆堂初稿》卷四十三，《答同年徐昼堂书》。 [23] 李绂著：《穆堂初稿》卷三十四，《余东木时文序》。 [24] 李绂著：《穆堂初稿》卷三十四，《蔡秀夫时文序》。 [25] 李绂著：《穆堂初稿》卷三十四，《云南丁酉乡试墨卷序》。 [26] 李绂著：《穆堂初稿》卷三十四，《浙江庚子乡试墨卷序》。 [27] 李绂著：《穆堂初稿》卷三十，《复修宣成书院记》。 [28] 李绂著：《穆堂初稿》卷三十八，《请发宣城书院山长疏》。 [29] 李绂著：《穆堂初稿》卷三十五，《送侍读学士张公督学京畿序》。 [30] 李绂著：《穆堂初稿》卷三十八，《请发宣城书院山长疏》。 [31] 李绂著：《陆子学谱》卷首，《陆子学谱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