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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李隆庆教授惠寄大作!)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15-16世纪，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中西国家都进行了远洋航海活动，共同缔造了一个亘古未有的世界大航海的崭新时代。15世纪最初三十年间，当欧洲人对“昏暗的大洋”怀着恐惧心理，不敢贸然涉足的时候，中国伟大航海家郑和即已率领着庞大舰队，纵横驰骋在印度洋上，往来于中国、南亚和东非之间，成为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开拓者。然而，为时不久，以郑和为首的明帝国官方航海事业，由盛而衰，遽然终止；西方航海活动却日渐发达，历久不废。二者不同结局的原因何在？本文拟对此课题试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一 宇宙万物每一事物的发展变化及其结局，都有其因果关系。15-16世纪中西航海事业兴衰不同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来，首先是它们不同的客观动因发生决定性作用的必然结果。 仔细考察中西航海的最根本的客观动因，可以明显地看出，明帝国官方航海活动，乃是明初强化皇权专制统治，与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局势发生尖锐矛盾的结果；西方航海活动，则是西欧社会经济矛盾长期发展、剧烈变动的结果。简而言之，中国航海乃专制政治所使然，西方航海乃经济发展之必然。 15-16世纪，中西封建社会总体结构最显著的差别就在于：中国社会的封建专制制度十分发达；西欧社会的商品货币经济相当繁盛。这时，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自然经济基础仍然十分强固，封建政治已达到绝对君主专制的顶峰。专制皇权集中体现了“是一人独裁的政权”（《列宁选集》卷四p50）的实质。在这种情况下，专制政治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强制性干预，往往表现得十分突出，显示了封建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反作用力。在专制皇权崇本抑末、以农为本传统政策制约下，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缺乏起码的成长条件、奄奄待毙，就是明显的一个例证。 反之，15-16世纪的西欧社会，由于商品货币关系自中世纪以来长期的渗透作用，封建制度已濒临绝境，资本主义关系正方兴未艾。这时西欧多数国家的社会体制，已经统统纳入了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趋势基本相一致的轨道。从而保障商品交换由量的增长，向其质的方面——商品经济的最高形式——资本主义的过渡，显示了经济发展规律的强大威力。它迫使西欧各国有限专制的新君主们，毫无例外地奉行重商主义政策，为资本主义萌芽创造适宜的成长环境。 正是在上述中西社会总体结构不同特征的制约下，15-16世纪中西国家的君主们，出于不同的动机，分别对业已具备的航海能力加以利用，终于拉开了将人类活动领域从大陆扩及大洋的序幕。 中西航海的不同动因，分别对他们的不同结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郑和航海活动既然是适应明初特定历史条件下解决复杂矛盾的政治需要而产生，那么，这种暂时性的政治因素所造成的动因，决定了它必然是临时性的举措。永乐初年，明成祖为了扭转海外羁縻局面，曾频繁遣使从事外交活动，多达数十人次。郑和下西洋，则是其中最重要、最大规模的使团，肩负着总揽海外关系，综合解决海外复杂矛盾的重任。郑和航海活动自1405年到1433年，持续二十八年之久，与印度洋沿岸三十六国恢复或者建立了联系，为明初外交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加上其他使团的努力，使明帝国在东方世界的大国地位岿然确立。“自是殊方异域，鸟言侏[亻+离]之使，辐凑阙廷。”（《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仅在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西洋大国古里、忽鲁谟斯和东非诸国，谴使明廷入贡者，即达1200人之多。万邦朝贡盛况，可见一斑。然而，随着明王朝国内外政治矛盾，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即已得到解决，特别是藩属关系的恢复和扩大，使明帝国凌驾万邦之上的政治欲望，得到了似是而非的满足，皇权专制统治亦随之日益巩固。这样，专制王朝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推动郑和航海的动因归于消失。所以，随着郑和航行外交使命的完成，他的远洋航海也就达到了最后的终点。这正是郑和七下西洋以后，明帝国大规模航海活动遽然中断的根本原因。 反之，西方航海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经济矛盾长期运动所决定的。这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矛盾，显然不可能像明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矛盾那样，通过航海外交途径，即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予以排除。基于长期经济变动所造成的动因，规定了西欧航海活动也必然是持久性的事业。西方航海本质上在“黄金热”的物质力量鼓动下，（次要的还有宗教等因素），自葡萄牙“航海者”亨利亲王所启迪，中经哥伦布、达•迦马和麦哲伦的著名航行而达到高潮。随后，西欧远洋航行人才辈出，功业卓著。直到17世纪中叶荷兰人塔斯曼环航了澳大利亚，并发现了新西兰。至此，地球上除了冰封酷寒的南极洲，当时尚不为人类所知以外，其余大陆均被发现。 西方航海之所以持续不绝，历两百余年而未衰，关键在于西欧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是其最根本的动因和推动力。其最终的长远目标，在于不断寻求新的财源，以满足国库和社会的似乎没有止境的需要，特别是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事业开辟广阔的活动场所。西方航海者在“地理发现”中，尽管伴随着暴力侵占和掠夺，但所“发现”地区，诸如加勒比海、中南美洲等地区，多半是相对落后、尚待开发的不毛之地。因此，西方航海探险的最初成就，尚未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仅只为国库收入的增加和资本原始积累拉开了序幕，展现了前景。奢侈没落的封建主、欲壑难填的大商人和雄心勃勃的资产者，对于物质财富有着贪婪无厌的追求，决不会沾沾自喜于几箱黄金、数船香料。随后而来的殖民征服、海盗劫掠、商业战争、欺诈贸易和奴隶贩卖，以及对殖民地的开发等等，旷日持久，尚待后举。随着西方航海殖民事业的发展，其动力不仅未消失，而且受到既得利益之刺激，愈益显示出其威力。所以，西方航海最初的“发现”，不仅不是其终点，恰恰相反，乃是它的新起点。这正是西方航海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 二 纵观人类历史，一切重大历史事件都是由人们的具体社会实践构成的。参与具体实践活动的人群，是历史现象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社会基础是宽广还是狭窄，直接决定历史现象是短暂的一瞬还是持久的活动。中西航海兴衰不同的结局，也分别是与他们不同的社会基础直接相关的。 15-16世纪，中西国家都存在着发达的航海业，相对来说，明帝国航海实力远在西欧诸国之上。但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中国航海是官方与民间相分离的活动，西方航海则是君主与私人相结合的事业。之所以如此，乃是有不同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明初经济恢复以后，中国民间航海贸易势力开始兴起。“利之所在，人必趋之”（《明经世文编》卷二七零）。民间海商势力很快就表现出人数多、基础广、范围大，资本日益雄厚的倾向，与同时代的西欧私人航海势力已有某些相似之处，代表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趋向。然而它生不逢时，屡遭明王朝“海禁”高压政策的摧残，只能在专制皇权淫威下的夹缝中畸形发展。民间海商被迫向海盗转化，“连结远夷，向导以入”（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更促使东南沿海局势的恶化，成为明王朝专制统治的严重威胁。有明一代，朝廷与海商始终处于政治上的尖锐对立状态。同时，二者在海外所追逐的目标也大相径庭，专制帝王旨在猎取政治上的虚名，民间海商意在获得经济上的实惠。这样，就导致了中国官方航海社会基础的匮乏，使之缺乏持久的生命力。 反之，15-16世纪的西欧社会在“寻金热”刺激下，无论是国王、教皇、僧俗贵族、庶民商贾或者资产阶级，“个个着了财迷”（《马恩文库》（俄文）卷四p225）。其中，专制君主“对于权势和财富的追求”（马基多维奇《中南美洲考察史》《外国史学摘译》1978-6期），新兴资产者扩大原始积累的渴望，更为强烈。因此，西欧社会各阶层普遍存在着到大洋彼岸意外发财的愿望。对于物质利益的共同追求，使西方航海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事业，从而为专制君主与私人航行相结合提供了社会前提。它决定了西方航海社会基础的广泛性，使之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由于中西航海社会基础的不同，所以，郑和航海活动，由明王朝采取了单纯的官方形式，纯粹代表着专制皇朝的狭隘利益。反之，西方航海活动，则由西欧君主采取了社会形式，君主与私人签订契约，共同进行，兼顾了国家和私人的利益。这种不同特征，对中西航海的不同结局发生了直接影响。 郑和及其使团成员，均由官方任命和派遣，与专制帝王之间是一种严格的君臣隶属关系，成为皇权意志的忠实的执行者。郑和本人及其使团中的许多成员为此献出了毕生精力和宝贵的生命。郑和每次远航即率成员数万，是哥伦布首航人数的三百余倍。但在艰苦的航行实践中，随着人力的耗损，最后几次出使的官兵，即已人心浮动，视下洋为畏途。郑和舰队所经海域及其险恶，“大明海东南一隅，常有异风变乱……舟莫适从，因致摧破”，印度洋“海潮极高大，又极迅急，平地顷刻涌数百里”（艾儒略《职方外记》卷五•海状）。因此，下洋官兵常常遇难，或漂舟异域，被杀被掠；或流落荒岛，过着鲁宾逊式的生活；至于在自卫战斗中的捐躯者，数量更多。所以，在第七次下西洋的筹备过程中，备赴西洋官军，就纷纷“畏难而逃”（《明宣宗实录》卷五五）了。由此可以看出，在明帝国官方航海中，专制帝王的政治利益也未能与下洋官军的切身利益融成一体，甚至会给官兵及其家属带来苦难，最终导致官方航海仅有的一点社会基础濒临崩溃。这正是明帝国官方航海转瞬即逝的重要原因。 西方航海者们乃是时代的产儿，成为西欧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新兴资产者的代表。在时代精神鼓舞下，他们渴望机遇，辗转求告，最后与君主签署协定，扬帆远航。船员多是从社会上、甚至不同国度招募而来。由于航行探险系数较高，遭遇危险时不惜孤注一掷，船员中不乏随时准备使用的正在服刑中的罪犯。因此，他们几乎“全是些四海为家的亡命之徒，只要能发财致富就行。”（茨威格《麦哲伦的功绩》p97）他们与君主是一种契约关系，既负有实施王命的重任，又具有分成占有所得财富、谋取个人利益的权利。哥伦布曾经根据他的《权利书》，同背信弃义的国王打官司，而且持续到他的儿子时最终取得胜诉，这在500年前的中国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西方航海者的航行也更艰险，更富有冒险精神。西欧最初的探险航行，不像明帝国下西洋那样到达的多是已知世界，而是驶向充满恐怖的未知大洋。而且，他们的航船和装备远比下西洋的大船为简陋。麦哲伦的船队，甚至被人讥笑为大洋上“漂浮的棺材”。哥伦布第四次航行，最后由于船破搁浅，不得不困顿牙买加，遭受饥饿、疾病和死亡的威胁。因此，西方航海之艰难险阻与郑和下西洋相比，均有过之而无不及，所受损失更多更大。狂暴的大自然常常给他们以毁灭性的打击，1502年7月初新大陆的一场飓风，使西班牙的19条大船翻沉海底，500多人死于非命。 然而，16世纪是新兴资产阶级遍历世界的游侠时代。“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然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共产党宣言》p27）。因此，九死一生的险途，遏不住炽热的黄金渴望。西欧社会各式各样的亡命之徒，飘洋过海，纷纷涌向新世界。甚至连妇女和儿童也敢冒风涛之险，趋之若鹜。其中尤以贫穷破落而又贪婪残忍的骑士小贵族，是这些人群众的中坚。富商大贾和新兴资产者常常是远洋航行的资助者，罗马教皇也参与了西葡两国瓜分世界条约的签订。这种社会基础的广泛性，乃是西方航海持久性的重要保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