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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遗址的发掘之外，最为重要的是居民遗址的考察。有两个重要遗址最为引人注意 ：艾尔-阿玛尔那(El-Amarna)和迪尔·艾尔-麦地那(Deir el-Medina)。这两个遗址的 发掘都不是20世纪开始的，但却都吸引了不同国家的考古学家到那里去做长时间的考古 挖掘。19世纪80年代阿玛尔那楔形文字泥板被发现之后，伍尔班·鲍日安特(UrbainBouriant,1849—1903)就在那里工作并写出了一部名为《太尔·艾尔—阿玛尔那的两日 挖掘》的著作出版。接着来的是我们都熟悉的皮特里(1891—1992)，尽管他在这里没呆 多长时间，但很有成效。可很快他的成果就被由路德维格·鲍尔查特(LudwigBorchardt,1863—1938)率领的德国考古队的成果所淹没，他们在这里发现了雕塑家图 特摩斯(Thutmose)的房间，里面有非常著名的内芙尔提提(Nefertiti)的胸像和许多杰 出的作品。20世纪20和3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在这里进行了几个季节的挖掘和研究，对 埃及十八王朝晚期的历史及这个短命首都的研究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到了20世纪90年代 ，这个遗址的挖掘和研究工作又开始了新的一轮。迪尔·艾尔—麦地那是整个19世纪埃 及发现的一个重要源泉，在20世纪初意大利考古队也来到了这里，之后，乔治·米勒(Georg Moeller,1876—1921)1911年到1913年也率领德国人前来。1917年，开罗的法国 东方考古所开始了他们在这个遗址的发掘，中间尽管有中断，但还是一直持续到现在， 几乎完全挖出了工人村和临近的墓地[2](P28)。 二、语言研究及年代学的发展 埃及学的两大支柱一是考古，二是语言。考古挖掘为埃及学提供材料，语言的研究为 埃及学研究解释这些材料提供武器。古埃及语言的研究自1822年商博良成功地破译了埃 及象形文字，经过了埃及学家们180多年的不懈努力，其语言和文字的研究硕果累累。 但是，在商博良之后的近60年里埃及语言的研究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直到1880年厄尔 曼(Erman)对晚埃及语的分析研究才开始了让埃及语研究走上系统化的道路。他的研究 为埃及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奠定了埃及语言研究的坚实的基础。进入20世纪以来，语言的 研究走向了系统完备和科学之路。 埃及语研究在20世纪最突出的成就是埃及语研究的成型和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 个阶段。阿多尔夫·厄尔曼(Adolf Erman,1854—1934)和柏林学派(包括K.塞特，1869 —1934；G.斯坦多尔夫，1861—1951)，得到了英国学者B.甘(Gunn,1883—1950)和阿兰 ·伽丁内尔爵士(Sir Alan Gardiner,1879—1963)的支持。他们的主要研究工作和取得 的成绩大多都是在20世纪完成的。阿多尔夫·厄尔曼和赫尔曼·格拉泊(HermannGrapow)在柏林出版了《埃及语词典》(Woeterbuch der aegyptischen Sprache)一部几 乎穷尽埃及象形文字的大型词典。到这个阶段后期，古典埃及语法已典籍卓著非常系统 ，这阶段的第一个顶级之作是伽丁内尔的中埃及语语法(1927年第一版)。这是一部涉及 数千个例证的埃及语法结构大全式的著作，几乎每一种语法结构都囊括在内了。尽管在 一些技术性的细节上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但作为奠基式的著作对埃及语言研究的发展 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特别是在词法的完备上。 汉斯·雅阁布·普劳次基(Hans Jakob Polotsky，1905—1991)和他的学派的研究成果 构成了在第一阶段研究基础之上的发展，被称作埃及语研究的第二个阶段，其标志是古 典埃及语动词句法的“标准理论”的提出。普劳次基的主要著作出版于1944、1965和19 76年。 普劳次基的“标准理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动词的名词化，二是句法上的对 仗理论。在普劳次基之后，语法研究的主要焦点是如何对待他的理论的问题。是融合、 取代，发展还是干脆无视它的作为一个掌握了古典埃及语法全面模型概念的实用性。一 些学者想要证明它的错误或者提出取代它的方法，这些人中就有像J.P.阿兰(J.P.Allen )、J.F.鲍阁霍特(J.F.Borghouts)、M.克里雅(M.Collier)、J.约翰森(J.Johnson)和T. 瑞特(T.Ritter)这样的学者。其他人则正好相反，支持“标准理论”，试图让这个理论 的实用性扩展到更大的领域，这些人中有L.德普伊特(L.Depuydt)、F.容格(F.Junge)、 F.卡摩哲尔(F.Kammerzell)、H.斯特辛格(H.Satzinger)和W.申克尔(W.Schenkel)。此 外，还有许多人试图走出“标准理论”语言结构的局限，创立新的方法来理解古典埃及 语的句法，尝试一条结合语意和语用学的词—句法的道路，这些学者中有J.F.鲍阁霍特 、M.克里雅、F.容格、A.罗普瑞诺(A.Loprieno)、P.维尔那斯(P.Vernus)、T.瑞特和W. 申克尔。 “标准理论”和以前的方法之间的争论焦点是句法的问题。阿兰·伽丁内尔爵士假定 埃及语基本上属于闪语语法，因此，他根据这个假设断定动词词法和句法的大多数重要 的方面表现了时态，就是说，一些动词形式是“完成时”，而另一些则是“未完成时” 。这个方法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让人们据此完美而通顺地翻译了大量的埃及文献，但因 为它没有解释埃及语法的一切方面而遭到一些学者的抵制。其实，H.J.普劳次基作为“ 标准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从来没有创立自己的标准的埃及语语法体系，但他却将他 的理论要点论述得极为清晰。其中一个要点是光凭借词法不足以据此完全正确地理解句 法，接着提出要根据句法研究词法。词法的变化只有在句法的框架内才能正确地理解， 而不是句法在词法的框架内来理解。很明显，这是现代语言学的主要趋势，这个方法在 方法论上也是站得住脚的。“标准理论”的中心是它的转换体系，根据这个规则，动词 被转换成名词、副词和形容词。根据习惯的观点，这个转换不仅是一个动词偶然的用作 名词、副词和形容词，而是认为这个动词就是名词、副词和形容词的一种特殊形式。这 个转换系统认为，一些词法上很容易看到的形式仅出现在特殊的句法中。然而，尽管人 们作了很大的努力，至今仍没人能够证明这个假定条件形式的真实。此外，许多动词形 式在转换理论中充任了其他角色而不是分派给它们的角色。埃及象形文字不记辅音，所 以，词形的变化在文字中很难显现，这对普劳次基的理论是一个潜在的困难。 1994年，沃尔夫冈·申克尔(Wolfgang Schenkel)出版了他的《图宾格尔古典埃及语言 与书写入门》(Tuebinger Einfuehrung in die klassisch-aegyptisehe Sprache und Schrift)的第二版，这本书没有采用普劳次基的理论，但却把伽丁内尔的理论同后来的 理论结合了起来。申克尔认为，理解埃及语传统语法的概念不断处于变化当中，没有哪 一个单一的理论能够宣称为正统。他在著作中详细地讨论了句法，特别是动词的句法结 构。 在历史学方面，德国学者爱得华·梅亚(Eduard Meyer)、厄尔曼(Erman)和克特·塞特 (Kurt Sethe)、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卢埃林·格里非特(Francis Llewellyn Griffith) 和阿兰·伽丁内尔爵士以及捷克埃及学家加罗斯拉夫·切尔尼(Jaroslav Cerny)进行的 研究工作建立了古埃及历史的基本框架。20世纪一开始，埃及年代学也取得了一个重要 的成果，其标志是1904年，德国学者梅亚发表的第一部全面而系统地介绍埃及年代学的 专著《埃及年代学》(Meyer,Eduard,Aegyptische Chronologie,Abhandlungen der K.Preuss,Akad.Der Wiss,Berlin,1904.)。梅亚的埃及中王国及以后的年表直到现在仍然 是古埃及的标准年代学框架。1926年，法国学者威尔(Weil)在巴黎发表了《埃及年代学 的基础、方法和结果》，其结果是形成了埃及年代学研究的原始框架。之后，著名年代 学家帕克尔(Parker)于1950年发表的他的《古代埃及历法》，1971年又出版了《埃及的 遗产》一书，其中详尽地阐述了古埃及年代学的材料、框架和研究方式，为埃及年代学 研究奠定了基础。70年代以来，年代学家就有争议的历史时期的年代学问题继续进行探 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三、中国的埃及学诞生发展于20世纪 我国的埃及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尽管中国人对埃及的接触可以追溯很早，两个文明 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但仅限于域外见闻的记录。真正的对埃及进行科 学的研究，我国第一人是夏鼐先生。夏鼐先生是浙江温州人，1934年清华大学毕业。19 35年去伦敦大学留学，获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央 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 名誉所长等职。他在英国读书期间曾跟随英国考察队在埃及进行过考古挖掘工作，之后 又在开罗博物馆工作。他是我国第一个系统地学习古埃及语言的博士。 尽管夏鼐先生比较早地进入了埃及学领域的研究，我国解放后也有自己的学者，如刘 文鹏先生多年对古埃及的研究，但真正建立起这个学科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林志纯(日 知)先生于东北师范大学成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开始的。1985年，我国史学界 三位老先生周谷成、吴于廑和林志纯鉴于我国在一些学科的远远落在世界同行的后面， 发出了填补我国埃及学、亚述学和赫梯学等学科空白的呼吁，在《世界历史》上发表了 《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的文章。接着又在《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1986,Changchun)用英文发表了此文。从此，埃 及学作为一个真正跟世界接轨的以埃及象形文字和考古成果为基础的科学的埃及学学科 在中国建立了起来。东北师范大学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埃及学的研究者。北京大学、复旦 大学、吉林大学等教学科研机构也先后有由东北师范大学培养的学者所开辟的埃及学教 学和研究工作。 【参考文献】 [1]Howard Carter.The Tomb of Tut·Ankh·Amen,volume Ⅱ[M].New York,1963. [2]John Baines and Jaromir Malek.Atlas of Ancient Egypt[M].Oxford,1980. [3]Salima Ikram and Aidan Dodson.The Mummy in Ancient Egypt[M].Thames andHudson,1998. [4]Ian Shao and Paul Nicholson.British Museum Dictionary of Ancient Egypt[M ].British Museum,1995. [5]The New Encyclopadia Britannica[M].Chicago,199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