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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经院哲学所确立的思维的理性逻辑原则是近代科学思维中的数理逻辑原则的前提。13世纪阿奎那完成了理性和信仰的综合，确立了理性服从信仰的原则，他同时也对二者的关系做了说明，认为神学源自信仰，而哲学源于自然理性，二者对象不同。邓司•斯各特（1263~1308）认为上帝万能，理性不能认识上帝，使理性具有摆脱信仰的倾向。 他的学生威廉•奥卡姆（1300~1350）则认为，信仰和理性是两个互不联系的领域，信仰只能以“天启”为基础，要合理地证明信仰是不可能的，上帝的真理只有通过信仰来领悟，而上帝真理之外的真理要由理性来认识，人类理性的运用范围限于所能看到或直接感受到的事物。这就是著名的“双重真理论”。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理性损害信仰，但它同时确立了理性在认识自然和俗世事物中的作用，是向理性的自由跨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理性脱离神学后将世俗事物作为审视的对象，促成了14世纪以后的世俗理性的复兴。世俗理性首先思考的是“人”本身，所以又称为人文主义；它鼓励人们把知识活动看成是乐趣洋溢的社会性活动，而不是为保存某个前定的正统学说而遁世冥想。 15世纪后半叶世俗理性转向自然现象的观察和研究。对于近代进行自然研究的人来说，经院哲学中理性逻辑培育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成果，“这就是寻求严格的论点，并且在找到之后坚持这种观点的可贵习惯”。这种习惯在经院哲学被否定以后仍然一直流传下来，即使那些对经院哲学极端厌恶的人，对于经院哲学造就的理性逻辑严格性，也在潜移默化中加以接受。伽利略那条理清晰和分析入微的头脑便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来的。 笛卡尔以反对经院哲学著称，但他得益于经院哲学的地方也很多，他从经院哲学中汲取了养料。 近代科学研究者将世俗理性更向前推进一步，达到了数理逻辑阶段。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思维的重要成就之一。 达•芬奇（1452~1519）强调说：“人类的任何探讨，如果不是通过数学的证明进行的，就不能说是真正的科学。” 伽利略（1564~1642）认为，“哲学是写在那本一向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巨大的书即宇宙之中的；但是，如果我们不首先学会用来写它的语言，弄懂其符号，那我们是无法理解它的。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写的，符号是三角形、圆和其它几何图形，而没有这些符号的帮助，那是连一个字也不可能理解的。没有它们，我们只能在黑暗的曲径中彷徨而一无所得。”在刻卜勒（1571~1630）看来，数学不单纯是一个可以有益地用于研究过程的工具，而且是唯一使科学分析成为可能的前提，事物的量的特征是唯一能理解的方面。除了量或借助量，任何事物都不可能被完全认识到。 牛顿认为，数理逻辑是科学思维的重要原则，科学是自然界过程的精密的数学表达，“献身于自然哲学的人首先要学习数学……依靠哲学方面的几何学家们和几何方面的哲学家们的帮助，……我们将最终建立有最主要的证据所支持的自然科学。” 近代科学思维的数理逻辑特点，在形式上表现为直接回到古希腊逻辑体系，但它的实际起点却是经院哲学的理性逻辑思维。经院神学凭借所有人都拥有的理性方法，去证明超自然的认识。这种理性恰与近代的理性相同。近代科学思维的新颖之处是，不再使用日常语言去构思这种理性，而是选取数学语言作为范例。 从经院哲学理性到近代科学数理逻辑，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近代科学家反对乃至激烈抨击经院哲学把理性逻辑严格限制在神学范畴的做法，造成了近代科学与经院哲学的对立形象，这种对立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往往使后人忽视了其内在的联系性。 其次，近代科学思维中的实验观念也得到了经院哲学的培育。早在13世纪，英国林肯郡主教罗伯特•格罗塞特（1175~1253）就已“感到需要从实验的出一般原则，需要利用数学的演绎推理然后根据事实来检验这种推理。” 经院哲学内部激进的唯名论思想家罗吉尔•培根（1214~1294）受格罗塞特的影响，认为认识有三种方法，即权威、实验和判断；如果不以理智为前提，那么权威不能给我们以确定的知识；如果不以实验来检验，那么判断从自身中不能在证明中区别诡辩论，因此只有实验科学才是认识的真正道路。 他指出：“没有经验，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充分被认识。因为获得认识有两种方法，即通过推理和通过实验。推理做出一个结论，并使我们承认这个结论，但并没有使这个结论确实可靠。它也没有消除怀疑，使心灵可以安于对真理的直观，除非心灵通过经验的方法发现了它；……所以只有推理是不够的，还要有经验才充分。” 他主张，真正的学者应靠“实验来弄懂自然科学、医药、炼金术和天上地下的一切事物”。他曾研究过平凸镜的放大效果，并建议制造望远镜。 罗吉尔•培根思想中的“实验”是指以特定目的为指向、以特定手段进行的科学实验。他一生在物理、化学和光学等方面做过许多实验，是公认的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 经院哲学内部孕育的实验主义认识论为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所继承。达•芬奇明确地指出：“在我看来，经验是一切可靠知识的母亲，那些不是从经验里产生、也不受经验检定的学问，那些无论在开头、中间或末尾都不通过任何感官的学问，是虚妄无实的、充满错误的。” 他在论述自己的研究方法时告诉人们：“在研究一个科学问题时，我首先安排几种实验，因为我的目的是根据经验来解决问题，然后指出为什么物体在什么某种原因下会有这样的效应。这是一切从事研究自然界现象所必须遵循的方法……我们必须在各种情况和环境下向经验请教，直到我们能从这许多事例中引伸出它们所包含的普遍规律。这些规律有什么用处呢？它们将引导我们对自然界作进一步的研究和进行艺术创造。” 伽利略也有同样的说法：“我认为在讨论自然问题时，我们不应当从《圣经》段落的权威出发，而应当从感觉的经验和必然的证明出发。” 在近代科学思维方式中，实验观念被作为不可或缺的因素确立了。 近代科学思维异乎以往思维方式的显著特色，是重视和坚持实验原则与逻辑原则的密切结合，认为真理必须经历这两种手段的检验。达•芬奇说，“人类的任何探索，如果不是通过数学的证明进行，就不能说是真正的科学。如果你说那些从头到尾都在理性中的科学才有真理性，那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我们有很多理由否定这个说法，最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这种理性探讨里毫无经验，离开了经验是谈不到什么可靠性的。” 伽利略是公认的近代科学实验之父，但他并非只是以实验进行研究，爱因斯坦指出：“把经验的态度同演绎的态度截然对立起来，那是错误的，而且也不代表伽利略思想。……伽利略只是在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及其门徒的前提是任意的，或者是占不住脚的时候，才反对他们的演绎法；他强调说，……即使是最讲得通的演绎，如果同经验的判断不符，也应当被抛弃。另一方面，伽利略自己也使用了不少的逻辑演绎。”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认为，科学研究上的经验主义者好像蚂蚁，只知道收集，而理性主义者则好像蜘蛛，只知道织网。真正的科学研究应采取蜜蜂的方法，从花园和田野里采集材料，然后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变和消化这种材料。 培根将他的实验方法确定为“学术经验的设计”，总结了八种实验方法。自然科学研究在培根之后，开始进入坚实途径。 “实验和理性”的密切结合达到自觉阶段是近代科学思维方式已经成熟的重要标志。 经院哲学思维的弱点是，“在仅凭观察才能决定的事物上偏信推理，以及过分强调语言上的区别和其精微意义。” 经院哲学家把锐利而深沉的智慧和大量的闲暇时间，荒废在非常有限的任何自然事例所不能证明的那些东西上，从而陷入了万劫不复的繁琐论证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但经院哲学对于理性逻辑方法的运用和依赖，保存并加强了逻辑分析精神，科学思维所需要的严密的逻辑推理的习惯也由此不知不觉地培养起来。古希腊重要的逻辑遗产经受了经院哲学的改造和加工后，最终走向近代的科学思维。理性逻辑分析原则脱离神学而转向自然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并与系统的实验相结合，是一个渐变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经院哲学为科学铺平了道路，功不可没。无视经院哲学在古代文化遗产和近代科学思维之间的中介和桥梁作用，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原载《经济-社会史评论》第一辑，三联书店2005年） * 本文是作者承担的清华大学“骨干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欧洲近代科学思维的经院哲学渊源”一文的撮要。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3页。 戴维•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王珺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211-212页； G. Makdisi, The Scholastic Method in Medieval Education: An Inquiry into its Orgins in Law and Theology, Speculum, a Journal of Mediaeval Studies, vol. XLIX (1974), p. 658-6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35页．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89页。 黑格尔，上揭书，第3卷，第290页。 罗素：《宗教与科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页。 蒙克利夫编《圣殿下的私语：阿伯拉尔与爱洛依丝书信集》，岳丽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4页。 郭守田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32页。 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3页。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2页。 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第46-47页。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4页。 阎康年：《牛顿的科学发现和科学思想》，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467页。 阎康年，上揭书，第467页。 阎康年，上揭书，第445页。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78页。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514页． A•R•Mayers: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IV, London 1969, p. 627.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4页。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第12页。 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第85页；L. Thorndike, The Survival of Mediaeval Intellectual Interests into Early Modern Times, Speculum, a Journal of Mediaeval Studies, vol. II (1927), p.150-152. 索柯洛夫：《文艺复兴时期哲学概论》，唐侠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09-311页。 沃克迈斯特：《科学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5页；丹皮尔，上揭书，第199页。 阎康年，前揭书，第483页。 弗朗索瓦•夏特莱：《理性史》，冀可平、钱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4页。 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1册，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史翻译组译，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年，第238页。 奥•符•特拉赫坦贝尔：《西欧中世纪哲学史纲》，于汤山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147页。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87页。 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05页。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09页。 梅森，上揭书，第102页。 沃克迈斯特：《科学的哲学》，第15页。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1页。 《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584-585页。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58-359页。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三联书店1957年，第10-11页。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58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