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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内迄今对于古希腊城市的研究，多是在探讨城邦问题之时偶尔提及，很少进行专门的研究。其实，城邦和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本文以雅典城市为例，评述了20世纪欧美学者对古希腊城市的研究，以资参考。 [关 键 词] 古希腊，雅典，城市, 城邦 国内学者对于与古希腊城市相关联的城邦问题的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中期。1957年，胡钟达先生在《历史教学》发表《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阶级基础》一文，较为人先地指出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对雅典城邦民主政制的决定性作用， 至20世纪80年代，在日知（林志纯）、刘家和、王敦书等前辈著名专家、学者的努力下，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曾与1980年、1982年、1985年先后在曲阜、广州和呼和浩特召开古希腊罗马史学术研讨会，有力推动了中国学者对古典历史的研究。此后，国内关于希腊古代历史的研究，可谓人才辈出，成果卓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果是关于希腊古代城邦的。笔者据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统计，自1985年至2003年，国内学者发表的有关希腊古代历史的研究论文约300篇，其中近1/3的论题是研究希腊古代城邦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较有影响的学术专著。 值得注意的是，专门研究希腊古代城市的论文、论著较少。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目前有关此方面的论文主要有：张鸿雁的“东西方古代城市发展的不同道路、进程及原因新论：与古希腊罗马城市比较研究之一”、周义保的“古代雅典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张南、周义保的“中西古代城市起源比较研究”、裔昭印的“从古希腊罗马看古代城市的经济特征”、解光云的“论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等。 其实，城邦和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作为早期国家形态，城邦是社会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城市是城邦的空间中心和活动中心。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雅典城市不断演进的物质前提条件。虽然城邦与城市的兴起几乎经历了同一个历史过程，但是，城邦研究不可替代城市研究。古代城市史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古代城市演进的一般规律，而且可以为近现代城市史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在汲取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希腊古代城市作些尝试性的研究工作，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本文所着力介绍的主要是20世纪欧美学者对以雅典城市为代表的古希腊城市的研究，以期对国内知识界的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一、 欧、美学者对古希腊城市的研究，源于19世纪中后期。因此，要说明20世纪欧、美学者对古希腊城市的研究，有必要从19世纪中后期说起。 19世纪50年代末，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s）著有《古代城市》（The Ancient City,中译名为《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以宗教信仰为主线，描述了古希腊、罗马的社会历史，于欧、美学界首先提出宗教是古希腊城市关键性制度的理论。古郎士在此著中专设两章论述城及邦与宗教信仰的关系（参见中译本第3卷之第4章和第5章），认为“邦与城在古语中并非同义。邦是各家及各部落结合的宗教与政治团体，城是这个团体集会的地方及住处，神庙。”建城之前，必须有邦的组织，并须由建城人举行建城宗教典礼，否则，城不可建。希腊、罗马的历史都是因宗教的变化而演进的。 古朗士指出，“前城市社会（pre-urban society）的核心是经由灶火（the hearth）整合为一体的家庭，这样的灶火是一种宗教象征，是将父辈视为祭司的宗教崇拜。城市即是家庭的联合，是宗教统一（religious synoecism）和城市灶火（the hearth of the city）的确立。城市确定了公共崇拜的新形式。古代城市是宗教共同体（a religious community）。” 由此可见，古郎士主要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考察了作为防御中心和宗教中心的城市，缺乏对古代希腊罗马城市的综合研究和整体性认识。 格劳茨（G.Glotz）依据对家庭与城市间不同关系的研究，超越了古朗士的城市观。格劳茨认为“古郎士在城市的无限威力和个人自由之间所确立的理论是绝对的自相矛盾。相反，国家的权力和个人主义是逐渐进步，互相支持的。……我们不仅要看到两个对立的力量——家庭和城市，而且要看到三个——家庭、城市和个人，各自有着突出的地位和影响。因此，希腊的制度史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城市是由那些珍视地守卫其古代权力并使所有成员服从于公共道德的众家庭组成的。其次，通过帮助解放个人的召令，城市使家庭服从于自己。第三，个人主义的反叛毁坏了城市并使更大国家的形成成为必要。” 在格劳茨看来，城市是划分古希腊制度史的界标，家庭是可以滋生国家权力（state power）和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核心结构。古希腊制度史的三个发展阶段各有其特殊的制度法则。古希腊城市源于家庭而毁于个人主义的极度发展。 如果说格劳茨所提出的第三个制度因素——个人，启发了欧、美学界从比较法学（comparative jurisprudence）的角度去研究城市。实际上，早在此前，亨利·梅因（Henry Sumner Maine）就已经在此方面率先作出了不凡的业绩。1875年，梅因的《古代法》（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59年出版）著作于伦敦问世。以梅因之见，血缘仅是政治活动的社会背景。对于更加复杂的社会形态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在以地域法则代替血缘关系，以及从个人在家庭中的身份地位到法律秩序的转变时，如何使自己自由地顺应多种契约关系。社会的进步即是从身份地位（status）到契约关系（contract）的演进过程。城市是依赖于契约和地域而非血缘和家庭关系的法律组织。 梅因的学术创举将血缘和地域关系从制度层面上引入城市研究的核心问题，人们开始关注城市研究中的法律演变之理。 梅因的观点在学界受到一定的推崇。19世纪末，弗雷德里克·迈特兰（Frederick William Maitland）在书中写到：“城市共同体是法人组织（corporate），乡村则非如此。”不过，迈特兰重在对城市军事功用的分析，其本人也标榜自己的理论为“要塞理论”（the garrison theory）。迈特兰的理论经德国的库根（Keutgen）进一步发展为“城市军事论”（the military theory of the city）。认为城市是应对紧急状态时供周边居民退守防御的据点。 19世纪中后期，除了古朗士、格劳茨和梅因等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欧、美学者在研究古希腊经济史中开始关注古希腊城市，尤其是格罗特（Geroge Grote）的鸿篇巨制《希腊史》（History of Greece ）在10年间陆续面世，为深入研究古希腊城市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二 进入20世纪，哈蒙德（Mason Hammond）、格劳茨（G·Glotz）、琼斯（A.H.M.Jones）、芬利(M.I.Finley)、哈斯布鲁克（J.Hasebroek）、安德鲁斯(Antony Andrews)、艾伦勃(Victor Ehernberg)、赫朴（R.J.Hopper）、福雷斯特（Frank.J.Forst）、欧文（E.J.Owens）等，越来越多的欧、美学者开始关注并致力于从不同层面去研究古希腊的城邦与城市。格劳茨的《古希腊的劳作——希腊经济史》 共分四部分，详细论述了荷马时期（the Homeric Period）、古风时期（the Archaic Period）、雅典时期（the Athenian Period）和希腊化时期（the Hellenistic Period）古希腊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生活，内容广博丰富，涉及家庭经济（family economy）、城市经济（city economy）、工业（industry）、农业（agriculture）、商业（trade）、殖民（colonization）、货币（money）等诸多经济门类。该著是20世纪早期欧、美学界研究古希腊城市经济不可多得的力作，其学术价值与影响力持续至今。格劳茨的另一名作《古希腊城市及其制度》， 从政治制度层面更为具体而深入的探究了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下古希腊城市的兴衰历程。该著的第二部分共设七个专题，极为详尽的论述了民主政制下的雅典城市（the city under democracy），对于研究古典时期雅典城市与政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哈蒙德的专著《奥古斯都以前希腊与罗马的城邦和世界城邦之政治理论》 主要从政治角度阐释了古希腊、罗马城邦政制的变迁。作者在梳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里比阿和西塞罗等人的城邦政治理念时，历史地评述了君主政体（Monarchy）、民主政体（Democracy）、混合政体（Mixed Constitution）和共和政体（ Republic）的地位与作用。对研究城邦政制演进中的城市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赫朴的著作《古典时期希腊的工商业》 以极其丰富的文献资料，析论了古典时期希腊的进、出口贸易、工业生产、城邦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金融和银行业以及采矿业等的基本情况与特征。因其主要以雅典为例论述行文，故此，该著可看作是颇见作者研究功力的、研究古典时期雅典城邦工商业经济特性的专著。哈斯布鲁克则否认古希腊城市的商业性特征，他在研究中指出，“希腊城市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经济政策（商业政策、争夺销售市场等），其原因在于，自由或非自由的外来者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相对重要的角色，而严格说来，他们是无从取得城市的政治权利的，因而在城市中不存在‘民族’商业或工业”。 芬利（Moses Finley）和琼斯(A.H.M.Jones)等古史研究专家，早自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前期，就以富有强烈影响力的著作，对关于商人、商业和古代城市的地位和作用的诸多论争定下了基调。他们的核心理论是：农业为古代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因此，发展工业性产品的利润很少或几乎没有。城市是纯粹消费性的。工业仍然是小规模的和局部的，商业活动“总是土地所有者的副业”。 古代城市主要是消费中心（centres of consumption）。 “希腊城市是由武士、甚至是由水手构成的贵族共和体，是一个消费者的城市，而中世纪的城市则是一个生产者的城市。”20世纪40年代，琼斯的希腊城市研究专著《希腊城市》正式出版。 全书共分5大部分，着重从政制层面详细述论了自亚历山大至查士丁尼时期希腊城市在近东地区的演进历程，指出城市对古代文明的重要贡献及其局限性，认为希腊城市在亚历山大统治的近东地区的广泛扩展，是新时代（new poch）开始的标志。 琼斯之见，显然夸大了希腊因素在这一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1973年，芬利关于古代社会研究的代表作《古代经济》一书出版。该著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芬利对古代经济的看法，其主旨是强调古典社会的特殊性，反对古史现代化派的观点，反对用现代的经济术语去分析古代社会。指出古典社会与古代东方文明及近代资本主义之间并无共性可言。认为古代并不知道什么资本、资本积累、产品、需求与供给等词汇，也不存在谋取最大利润或技术进步的观念，国家的经济政策目标是保证公民集团的消费，而不是发展生产或创造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环境，因而工商业在古代并不是占优势的产业。从古代的城乡关系看，城市首先是消费中心，生产只处于次要地位，城市的命运取决于它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与政治地位，而不是经济因素，像雅典与罗马那样。至于现代化派常说的古代的世界市场与商业战争，芬利认为根本不存在。古代希腊不存在什么商业强国。 不过，奥斯邦（Robin Osborne）和劳尔（Mark Lawall）等学者认为，古代城市的生产和消费具有一定的相互依赖性。奥斯邦通过对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阿提卡制陶业的研究，尤其是集中研究了陶器的形状和花样两个主要的方面后认为：陶器的生产明显受到消费需求的影响，陶器的供求会因“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需求”而产生重要的地理差异。陶罐并非与生俱来就具有“固有的价值”（intrinsically valuable）。陶器贸易的背后仍有其他的因素。 斯塔尔也曾对韦伯等人过于强调古代城市只是消费中心之说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古风时期，雅典城市的生产性功能就似乎很突出了。 实际上，一个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不可能只有纯而又纯的消费性的一面。纯粹意义上的消费性城市并不存在。 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研究中，艾伦勃的观点也许更为具体地关切到作为城邦中心的雅典城市研究之主旨。艾伦勃在《希腊城邦》的著述中指出，古希腊城邦的形式（forms of state）绝非是单一的，城邦有两种主要形式，即“无城市中心的城邦（ethnos,state without an urban centre）或部落城邦（tribal state）”和“有城市中心的城邦（polis,state with an urban centre）或城市国家（city or community state）”，“二者的发展都超出了早期的部落制度，但是，比polis较早产生的ethnos，仍较接近于部落社会，polis大约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是自治的政治、经济单位。” 这说明国外学者已较早区分城邦与城市的关系。 随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需要市政当局和社会组织解决一些事关城市生存的问题，如污水排放、垃圾清理，以及其它一些更加复杂的社会问题。于是，就有了有意或无意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在长期的城市建设和管理实践中，初步的城市规划理论和思想逐渐形成。英国学者欧文(E.J.Owens)对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城市规划颇有研究。1991年出版的《希腊罗马世界的城市》 则是其在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结晶。全书计9章，按历史发展的时序，分别对地中海世界的希腊城市规划、古典时期的城市规划、希腊化时期的城市规划以及止于早期罗马帝国时代的罗马城市规划等进行考察和研究，认为古希腊的城市规划源于近东地区。 1955年，第10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西方文明古城罗马举行。促进城市史研究成为这次国际史学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有关城市组织、社会阶层、经济活动、地域发展、人口流动、财产分布、贸易关系等城市史研究中的诸多学术论题，倍受学者们的关注。会议建立的城市史研究小组，后来成为国际历史学委员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1985年，城市史研究中心在英国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 University）成立，从而把城市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也为西方史学家研究古代城市提供了良机。1990年出版的由奥斯文·默瑞（Oswyn Murray）和西蒙·普里斯（Simon Price）合编的《从荷马到亚历山大的希腊城市》（The Greek City from Homer to Alexand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年出版的由约翰·里克（John Rich）和安德·鲁瓦莱塞-哈德里尔（Andrew Wallace-Hadrill）编辑的《古代世界的城市和乡村》（City and Country in The Ancient World,London and New York）、1997年出版的由米切尔和罗德斯（L.G.Mitchell and P.J.Rhodes）编辑的《古代希腊城邦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s in Archaic Greece，London and New York） 和1998年出版的由海伦·帕金斯和克里斯托福·斯密斯（Helen Parkins and Christopher Smith）编辑的《商业、商人和古代城市》（Trade,Traders and The Ancient City，London and New York）这四部论文集，较为集中地反映了20世纪后期西方学者对包括希腊在内的古代城市研究的新成就和新动态。古史研究中以前较为薄弱的领域——古代世界的城乡关系、古希腊城市的私人空间、古希腊城市的集体活动、城市与城邦的比较研究、古代世界的商人等，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尤其是论文集《古代世界的城市和乡村》所收入的、由雅·莫里斯（Ian Morris）撰著的“作为城市和国家的早期城邦”（The Early Polis as City and State）一文，在欧美学界较早进行了对城邦和城市的比较研究。认为城邦“波里斯”（Polis）是以公民观念为核心而建立的复杂的等级社会和政治组织。城市（city）则是以其与周围乡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来定义的。波里斯的兴起与城市的兴起虽然同义（synonymous），但是，波里斯（polis）、城市（city）和国家（state）的关系，远比将城邦惯例地译为“city-state”要复杂得多。 《商业、商人和古代城市》将古史研究一向很少关注的商人群体引入学术殿堂。所选录的11篇文章，较为具体地反映了古代世界活跃于两河流域、地中海和黑海等地区的亚述商人、雅典商人和罗马商人的经济活动及其对古代社会的影响。 纵观20世纪欧、美学者对古希腊城市的研究可见，城邦和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市只是城邦的一个部分，是人类居住的、有别于乡村的另一特定界域的自然空间。城邦研究不可代替城市研究。古希腊罗马城市正成为欧、美更多学者古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希腊古代城市作些尝试性的研究工作，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本文写作得到笔者的恩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王敦书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谨致谢意） 本文作者：解光云，1964年生，安徽合肥人，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上海 200433 Comment on the Euramerican academicians’ research on the city of ancient Greece in the 20th century XIE Guang-yun (college of sociolog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China ) Biography:XIE Guang-yun (1964-),male,Associate professor,Anhui Normal University, graduate-sutudent tutor,postdoctor of Fudan University,majoring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society and culture of the west. Abstract: Up to now the study of ancient Greek city is made reference indirectly by scholars at home while research on city-state of Greece.Few of them approach the subject specially.In fact the city-state is different from the city in ancient Greece.Taking Athens for an example,this thesis aims at making a summary of the Euramerican academicians’ research on the city of ancient Greece in the 20th century. Key words: Ancient Greece; Athens; City; City-State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