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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指出，从形式上看，两者之间具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主张以法为本，强调立法和执法的重要性，强调以法治国，主张法的公开性、平等性、客观性和稳定性，强调法律应当以社会为基础，顺应形势的发展变化等。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以下方面的区别：（一）一方面，法家所说的法是君主立的法，即“法生于君”；另一方面，法家强调法治的目的，是为了君主的利益。因此，法家的法治愈彻底，君主的权力就愈得到强化，专制程度就愈加深厚。而古代西方社会的法律，与公民的意志相联系，与民主相一致。从古希腊法治实践看，其法律基本上都是公民大会制定的。因此，它的法治越彻底，其民主的权威则越得以加强。因此，中国古代法治的实施，强化了君主专制，而西方社会法治的贯彻，则是完善了民主制。（二）在中国古代，法的主要内涵是刑。而西方法的主要内涵是权利，西方“法”这一用语（拉丁语Ｊｕｓ；法语Ｄｒｏｉｔ；德语Ｒｅｃｈｔ）本身就可以解释为“权利”。（三）在古代中国，法的目标是打击“小人”，严厉惩罚反抗专制君主统治的臣民。因此，中国古代的法治越发展，刑罚就越残酷。而在古代西方，法治则是以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保护自由民之间的平等和自由、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等为主要目的。如在雅典，经过梭伦立法、克里斯提尼立法和伯里克利立法等立法改革，先后完善、创立了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贝壳放逐法”等，使公民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出任公职权、参与审判权，以及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等。因此，古代西方法治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保障公民的自由、民主和权利的法治社会。（四）在中国古代，法治是形式意义上的，即它不追求法本身的良、恶，只要是君主的意志，就必须严格执行。而在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提出了法必须是良法，法的执行必须符合自然法，必须符合公平正义的思想。因此，西方的法治是实质意义上的。（五）由于中国古代没有专门的法院，完全由国君和行政官吏掌管审判权，所以中国的法治在程序上往往异化为一种行政措施，受个人尤其是受君主个人意志的左右。而在西方，例如雅典从梭伦立法起，就设立了陪审法庭，而且是民主性的、选举式的、公开平等的法院组织形式。在罗马也有独立的法院组织系统，并在最高裁判官之下还设立了承审官，有独立的民事审判程序。古代中国与西方这两种法治的差异，不能简单地归之于谁优谁劣。因为它们都是各自社会的产物，在适应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中起到了应当起的作用，都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和合理性。只是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法治，对后世产生着完全不同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