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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学以生态学为基础，着重探讨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社会关系。环境史学率先在美国兴起，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保运动的推动下产生的，并受到了美国西部史学和年鉴学派的明显影响。所以，美国学者在追溯环境史学的源头时，往往要提到环境史学与西部史学、年鉴学派之间的亲缘关系（注：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onald Worster，ed.，The En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 291；Alfred Crosby，“The Past and Present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100，issue 4（Oct，1995），p. 1184；Hal Rothman，“Conceptualizing the Real：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American Studies”，American Quarterly，vol，54，No. 3（Sep 2002），p.488；Char Miller and Hal Rothman，eds. ，Out of the Woods：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7，Introduction，p. xii；Timo Myllyntaus and Mikko Saikku，Encountering the Past in Nature：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ostory，Ohio University Press，2001，p. 143；Peter Burke，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1，p. 270；Ted Steinberg，“Down to Earth：Nature，Agency，and Power in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7（June 2002），p. 803；Andrew C. Isenberg，“Historicizing Natural Environments：The Deep Root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eds.，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Malden，Mass.：Blackwell，2002，p. 376；Shepard Krech III，John McNeill，and Carolyn Merchant，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Routledge，2003，Introduction，xi；曾华璧：《论环境史研究的源起、意义与迷思：以美国的论著为例之探讨》，《台大历史学报》第23期，1999年6月，第424页。），但均语焉不详。环境史学与西部史学之间的关系，笔者曾经略有提及（注：高国荣：《对环境问题的文化批判——读唐纳德?沃斯特的〈尘暴〉》，《世界历史》2003年第5期；高国荣：《环境史学对自然灾害的文化反思》，《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另拟专文进行梳理。本文仅对环境史学与年鉴学派之间的关系略作探讨。 一 年鉴学派对环境史学的启示，首先在于它重视自然地理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年鉴学派所以重视这种作用，与法国历史学地理学化的传统有很大关系，而该传统可以“上溯到16世纪法国著名历史理论家波丹（1530—1596年）”，但只是从孟德斯鸠“开始才具有了真正的史学研究形式”（注：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三联书店（香港）1988年版，第5页。）。法国史学界非常善于从法国地理学中汲取理论养分，并受到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法国地理学的影响。 自近代以来，法国地理学与德国地理学就形成了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格局。法国的维达尔学派与德国的拉采尔学派交相辉映。与德国不同的是，法国地理学界没有在是否应该把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两支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而一贯主张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另外，法国地理学区别于德国地理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反对德国学者拉采尔的地理决定论，而主张地理或然论。维达尔学派认为，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人们并不会选择同样的生活方式，因此在人地关系中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他们更倾向于强调“由于不同文化和个人决定所产生的人地关系中的不肯定因子”，认为“自然并不决定人应该做什么，但决定一些有限定的可能途径，人可从中选择”（注：R．哈特向：《地理学性质的透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7页。）。 年鉴学派对自然地理条件等结构因素的重视，与法国地理学的影响不无关系。勒高夫提到，年鉴学派从其他学科受益良多，“其他社会科学，首先是指地理学”（注：雅克?勒高夫：《〈年鉴〉运动及西方史学的回归》，《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第123页。）。他承认，法国的地理学对“年鉴学派的领袖人物——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和费尔南?布罗代尔有过很大影响”（注：R．夏蒂埃、J．勒高夫、J．勒韦尔、P．诺拉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3页。）。 吕西安?费弗尔多次倡导人文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结合。1922年，应法国新史学的先驱——贝尔之邀，他撰写出版了《大地和人类演进：历史学的地理引论》（A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History），该书成为沟通历史学与地理学的桥梁（注：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第34页。）。 布洛赫在《朗格多克地区的农民》一书中，以大量篇幅叙述当地的自然环境。1949年，布罗代尔出版了《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该书分为3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的标题是“环境的作用”，该部分“论述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注：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版序言，第8页。）。到年鉴学派第三代那里，以拉杜里为代表的学者已经尝试从生物学、人类学角度来研究人类的历史，并带动了对疾病医疗史、体质史、灾害史、气候史、性史等的研究。 年鉴学派对环境史学的启示之二，还在于它的总体史观念。在年鉴学派看来，实证史学将政治事件史、政治精英史看作历史的全部，以偏概全，是对历史的肢解，“从而离科学历史认识越来越远”（注：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第53页。）。布洛赫提出，“惟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注：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总体的历史包括人类社会的各个层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年鉴学派的这一主张可以从其于1929年创办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的发刊词中体现出来。费弗尔和布洛赫指出，他们所以采用经济史和社会史的提法，其中的一个缘由就在于这两个词比较模糊，涵盖面较宽，可以包容各种跨学科的研究。1946年，《年鉴》杂志更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使这一杂志更加具有包容性。勒高夫指出，“任何形式的新史学都试图研究历史总体。”（注：勒高夫：《新史学》，见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4页。）依照总体史的观念，自然史、生态史和环境史就必然应该纳入新史学的研究范畴。无疑，环境史属于新史学衍生的分支，是实践和贯彻新史学理论主张的必然结果。正如有学者指出，“新史学希望建造一种置身于社会时间中的、无所不包的人的科学，某些伟大的生物学家希望把生物学的历史改造成一种研究工具，并把他们的研究扩大到包括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在内的人类生态的范围，这两种努力的汇合预示着广阔的前景。新史学在这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注：勒高夫：《新史学》，见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14页。）尽管年鉴学派并没有提出生态史和环境史这一概念，但他们非常重视自然地理环境等结构因素的作用，他们的一些著作为许多美国环境史学家倍加推崇。 撰写总体史，就必然离不开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是战后学术发展的一个趋势，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渗透不仅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而且甚至还突破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产生了包括环境史学在内的许多新的学科。就环境史而言，与它联系特别密切的学科包括生态学、环境科学、地理学、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等。仅就人类生态学而言，它包含一些公认的假设：“1.社会是由许多相互依存的生物群落构成的，人类只是这许多物种之中的一种。2.复杂的因果关系及自然之网中的反馈，使得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产生许多意外的后果。3.世界是有限度的，因此，对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其他社会现象，都存在着自然和生物学上的潜在的限制。”（注：弗雷德里克?H．巴特尔：《社会学与环境问题：人类生态学发展的曲折道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4卷，1987年第3期，第13页。）这些原则也都是大量的环境史著作反复要说明的一些道理。 年鉴学派对环境史学的启示，还在于它强调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联系，“强调今昔之间的相互作用，毫不犹豫地认为当代实践能昭示历史上迄今未引起注意的种种联系”（注：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布洛克提出，要“通过过去而理解现在，通过现在而理解过去”（注：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第46页。），他认为，即使历史学可以被定义为处在时间长河中的人的科学，那也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可以埋首故纸堆而不理会现实。费弗尔则反复提到，历史学既是关于过去的科学，也是关于现在的科学（注：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第37页。）。布罗代尔也多次重申费弗尔的观点，认为现实和过去应该互为说明（注：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见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61页。）。尽管历史学家对于历史认识的目的的长期争论不休，但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在走历史研究与现实相结合的道路，他们承认，研究历史绝不是为了要将历史当作一种文化装饰品以附庸风雅，而是要将它作为了解社会的有力工具。只有在求真的基础上为现实需要服务，历史研究才有意义和前途。历史研究和现实的结合，有利于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它也说明人对过去的认识深度受当前现实条件的制约，这也正是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命题的要义之一。环境史学之兴起，受到了现实社会因素的推动。而研究环境史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人们理解当前人类面临的生态困境。 年鉴学派对环境史学的启示还在于对结构因素的重视。布罗代尔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中说：“史学不仅能够分离出结构，而且它所首先感到兴趣的也正是这一任务”，在史学家眼里，一个结构也许是一种组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对它的推动也非常缓慢。某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世代相传的稳定因素：“这些结构在历史中到处可见，它们阻碍着历史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进程。”他同时提到，“结构并不仅仅是一个由一系列因素组成的协调一致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只要有一个因素发生了变化就将导致所有其他因素的变动。这样一个整体，事实上只有在它满足了其他条件时才会使史学家感兴趣，特别是这一整体应当维持一个长达数世纪的时期，应当成为一种长时段的现象。”（注：R．夏蒂埃、J．勒高夫、J．勒韦尔、P．诺拉主编：《新史学》，第262页。）在布罗代尔那里，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依据它们存在的时间长短而有所区别，“对象的存在时段越久，时段赋予对象的重要性也就越大”（注：R．夏蒂埃、J．勒高夫、J．勒韦尔、P．诺拉主编：《新史学》，第288页。）。研究对象因此可以分为结构、情势和事件。地理环境、生理现实、生产方式、文化心态都属于结构的范畴，它们在许多历史现象或事件的背后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就必须深入到这些幕后和深层结构中去探索、分析和解释真正的历史活动。 布罗代尔承认，“我感兴趣的是几乎不动的历史，重复的历史，被波动和事件的表面覆盖着的历史。”（注：鲍绍霖、姜芃、于沛、陈启能：《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他认为，结构决定历史，环境决定历史。人不创造历史，人只是历史的承受者（注：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第22页。）。有人据此批评布罗代尔是环境或生态决定论者。笔者以为，这种批评是断章取义，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布罗代尔说这番话的意思还是要强调结构因素的重要性，而这里的结构既包括自然生态结构，也包括社会结构，这两种结构对历史进程的作用也不能等量齐观，起更多作用的还是社会结构。人与自然之间总存在作用与反作用，承认这一点，就不会把布罗代尔承认自然作用的主张等同于生态或环境决定论。事实上，生态或环境决定论恰恰是年鉴学派所要反对的。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年鉴学派与环境史学都反对极端的“自然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主张或然论，承认人与自然之间变动不居的关系。 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把环境史研究分为三个层次，即自然生态、生产方式、自然环境观念（注：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onald Worster，ed.，The En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p.293.），他的主张基本被美国环境史学界所接受，尽管克罗农、麦钱特为这一模式添加了历史叙述和人口生产等新内容，但这些添加都只是对沃斯特范式的局部修正。沃斯特所提出的自然生态、生产方式、自然环境观念，都属于年鉴学派所说的结构因素。但应该看到，沃斯特不仅从年鉴学派，而且也从人类学等多种学科汲取了养分，这是沃斯特在他的文章中曾经多次提到的。 年鉴学派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发刊词中就提到，不崇尚方法论和理论的空谈，而强调个案和具体的研究（注：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页。），他们并不认可以宏大叙事闻名的汤因比，他们提到，“汤因比的历史观虽然以其高屋建瓴和无所不包令人炫目，但这种历史必定因采用大量第三手材料和不费力气的泛泛空谈而搞成一笔糊涂账，这绝不是我们的治学方法。”（注：勒高夫：《新史学》，载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00页。）在这个问题上，环境史家和年鉴学派也比较一致。迄今为止，大部分环境史著作都是选择一个特定的地区为研究对象，从事具体的实证研究，而关于环境史学理论的探讨则还需要大力加强。对微观研究的重视，也使环境史学与年鉴学派面临同样的困境，即历史的碎化。 年鉴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为环境史提供了不少启示。不仅如此，年鉴学派中以拉杜里为代表的学者在自然生态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拉杜里作为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对气候、人口、瘟疫等问题饶有兴趣，并有大量的成果问世。他于1967年出版了《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一书，《静止的历史》（1967）、《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1973）、《危机和历史学家》（1976）等论文（注：拉迪里：《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都着重探讨了14世纪以降瘟疫在欧洲和美洲的横行肆虐及其所引起的生态和人口危机。而《蒙塔尤》（1982）一书第一部分题为“蒙塔尤的生态”，作者详细介绍了朗格多克地区地形地势、动植物分布、人口及其心态等。拉杜里在人口一生态问题研究方面的卓越建树，使他荣膺为剑桥大学出版社《环境与历史研究》（Studies in Environment and History）系列丛书的惟一海外（美国以外）特约编委。该丛书是迄今为止最负盛名的环境史系列丛书，其编委会成员包括唐纳德?沃斯特、阿尔弗瑞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卡罗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等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 年鉴学派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还表现在《年鉴》杂志1974年的“历史与环境”专刊，探讨的内容涉及气候、瘟疫、地震、灌溉等方面，篇幅达到100多页（第537—647页）。拉杜里为该专刊撰写了一个简短的前言，他指出， “环境史把历史编撰学中最古老和最时新的话题结合到了一起。瘟疫和气候变化，是人类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一系列自然灾难，或是出于缺乏远见，或是由于人类将其妄想强加于自然身上而造成的；人口激增和工业对资源的过度消费和掠夺，都导致了自然破坏；城市垃圾和工业废物引起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又会使城区出现交通堵塞和噪音。”拉杜里认为，对这些层出不穷的环境问题的历史探讨，绝不是转瞬即逝的风尚，而是通向生态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注：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onald Worster，ed.，The En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pp.291—292.）。 尽管该专号在法国历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但应该看到的是，“专号中的文章大都是外国学者写的，而且作者大都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些地理学家、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这些文章肯定没有让法国史学界扫兴，但也不能就此断言法国历史学从此就完全被环境问题裹挟而去了”（注：热纳维耶芙?马萨—吉波：《从“境地研究”到环境史》，高毅、高暖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第131页。）。在该专号推出之后直到现在，《年鉴》杂志并没有继续推出关于环境问题的专刊。不仅如此，《年鉴》杂志关于环境问题的文章在数量上并没有什么增加。据麦克尼尔统计，《年鉴》杂志在1974年以后，“几乎没有再发表过可称为环境史的文章。1989—1998年间只发表过4篇，此后就连1篇都没有了”（注：J. R. 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vol.42，no.4（Dec 2003），p.6．麦克尼尔并没有说明，他用以判断文章与环境史是否有关的衡量标准，因此笔者对以上数据，多多少少持怀疑态度。另外，笔者也见到一种完全相反的说法，比如伊格尔斯就提到，“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年鉴》中关于气候和生物学方面的，以确凿事实为依据的文章比比皆是”，见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 法国环境史学家热纳维耶芙?马萨—吉波认为，把年鉴学派看作是环境史的先驱是值得商榷的。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美国环境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他说：“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年鉴学派从事的是环境史研究。尽管在1974年以前，他们从未采用这一术语，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些术语，然而他们的方法对环境史学家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注：J. R. 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 mental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Vol.42，no.4（Dec 2003），p.14.）所以我们也不可夸大年鉴学派对美国环境史学的影响和美国环境史学对法国历史学界的影响。法国历史学界大多不用“环境”（Environment）一词，而用“境地”一词。直到现在，法国自称为环境史学家的学者和加入欧洲环境史学会的历史学者的人数都还非常有限（注：包茂宏：《热纳维耶芙—吉波教授谈法国环境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第121页。）。 二 环境史学的诞生，固然受到了年鉴学派的诸多启发，但也应该看到，环境史学和年鉴学派之间存在差异。环境史学和年鉴学派不仅在产生背景、研究重点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别，而且它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也持不同的观点。环境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而年鉴学派则强调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决定性；环境史学强调生态的变化，而在年鉴学派那里，生态则基本上是固定的；环境史学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感情色彩较浓，而年鉴学派相对来说则显得更为冷静客观。 首先，年鉴学派之诞生，主要是传统史学（以兰克的实证史学为代表）面临危机而出现的一种学术转型。传统史学以19世纪兰克的实证史学为代表，往往将历史研究局限于政治、军事、外交方面，只注重民族国家的历史和政治精英的历史；注重文字史料的考证与历史的编年叙事，以为籍此就可以客观如实地再现历史。而年鉴学派之问世，与20世纪民主在西方的逐渐实现、与社会经济生活在国民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有很大关系，这就要求撰写人民大众的历史和除政治以外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历史。所以年鉴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变化，但它主要是为克服传统史学之弊端而出现的学术转型。年鉴学派作为新史学的代表，充分体现了新史学不同于传统史学的一些特点：新史学在内容上，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政治史，而主张尽量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反对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人物的那种精英史观，要求重视下层平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并撰写有关他们的历史；在方法论上，新史学强调借鉴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概念，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新史学在认识论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反对传统史学崇拜单纯幼稚的客观主义，从而将史学研究的客体与主体相分离的观念和态度，公开承认史学家主体的作用。 而环境史学之诞生，是与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环保运动兴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麦克尼尔认为，“环境史学最重要的推动力是学院外的生态环保运动。”（注：J. R. 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 mental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vol.42，no.4（Dec 2003），p.15.）在推动环境史学的诞生方面，现实社会因素的影响比学术因素的影响还要大。在19世纪中叶以前，许多学者都认为，人对自然的干预会使自然变得更好，这种乐观主义的情绪在布丰的著作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注：普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0页。）。但自马什于1867年发表《人与自然》开始，乐观主义情绪就开始消解，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人对自然的破坏。这种风气的转变，沃斯特归因于西欧人口的急剧增长和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注：Donald Worster，“The Vulnerable Earth：Toward a Planetary History”，in Donald Worster，ed.，The En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p.8.）。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兴起了自然荒野保护和资源保护运动，分别从自然的美学价值和经济价值着眼，呼吁要保护自然和珍惜资源。战后，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从一个地区性的局部问题变成一个全球性的普遍问题，在此背景下兴起了以伦理学和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的现代环保运动。人类生存条件的恶化和现代环保运动的兴起对人文社会科学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从而推动了环境史学、环境伦理学、环境法学和环境经济学等一系列新学科的诞生。 其次，从研究的重点来看，年鉴学派主要研究景观和农村，而美国环境史学则更关注荒野。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差异，这与法美两国国情的差异不无关系。 法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而且在很长的时间内，法国基本上都是农业社会，农民的比例相对说来比其他国家都高。年鉴学派非常重视对乡村的研究，勒费弗尔的《法国大革命期间北方省的农民》（1924）与《恐怖时期农业问题》（1932）、布洛克的《法国农村的基本特征》（1931）、拉杜里的《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1967年，英译本为《丰年与荒年，千年以来气候史》）和《1294—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塔尤》（1975年）都是关于农业乡村史的典范之作。有学者指出，“年鉴学派的著作奠定了法国丰厚的地区史和乡村史的传统”，“法国历史研究中没有环境史的概念……而法国对景观和环境的研究则主要是栖居环境，主要是耕作农业景观”。法国很少有荒野，“人们对荒无人烟的景观也不感兴趣”（注：Caroline Ford，“Landscape and Environment in French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Thoughts：New Directions”，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vol. 24，no.1（winter 2001），p.125，127.）。 而对美国而言，它是一个后起的殖民国家，是在新大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大陆的面貌，在白人到来以后出现了急剧的变化。而且美国之崛起，美国的现代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断向西拓殖，对荒野进行开发和改造。荒野，在特纳那里被称为边疆，对美国历史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对美利坚民族个性之形成也打上了明显的烙印，也是美国自由、平等风气形成的基础。随着美国现代化进程的迅速推进，荒野的面积在不断缩小。工业化和都市化也使人们逐渐远离自然。所以，荒野就特别容易勾起美国人对这个国家历史的浪漫回忆。而且荒野的奇特自然景观为欧洲所没有，是激发美国人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源泉。荒野在美国环保运动中也占据重要地位，许多最有影响的环保组织都是以保护荒野为宗旨，主张进一步扩大自然保护区域的范围，使更多的荒野被保护起来。荒野的特殊地位使它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成为长盛不衰的研究热点。美国最早的环境史经典之作便是纳什的《荒野与美国精神》（注：Roderick Nash，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 最后，年鉴学派和环境史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也有着不同的认识。 年鉴学派强调地理自然条件的稳定性。自然环境作为结构因素，就是因为它们在很长的时间内，几乎没有变化或者很少变化。布罗代尔提到，自然条件等结构因素既是历史的支撑，又是历史的障碍，“说它们是障碍物，是因为它们表现为一系列的限制，人类和人类的经验很少能超越这些限制。试想一下，打破某些地理环境、某些生理现实……是多么困难”（注：转引自克里齐斯托夫?波米安：《结构史学》，R．夏蒂埃、J．勒高夫、J．勒韦尔、P．诺拉主编：《新史学》，第262页。）。总之，年鉴学派强调的是地理自然环境的稳定性，自然因素总在固定地、周期性地发挥作用。自然环境如果发生变化，也是量的改变，而且是极其缓慢的改变。所以，在布罗代尔那里，地中海就成了亘古不变、几乎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永恒因素。而拉杜里于1975年在法兰西学院发表的那篇纲领性演说就是以《静止不动的历史》为题的（注：拉迪里：《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与此相反，环境史学家意在表现自然生态环境的历时性变化，强调自然的脆弱性及其不稳定性，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大量环境史学就是要突出时过境迁，表现沧海桑田、海枯石烂等地貌景观的急剧变化。在多数环境史学家眼里，自然生态系统本来就比较脆弱，其平衡很容易被人类活动所打破，在人为的过分干预下就会出现突变、质变和灾变。洪水、干旱、生物入侵、环境污染、荒漠化、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酸雨、生物多样性减少等自然环境的灾变都受到环境史学家的青睐。环境史学家认为，在人的作用下，自然地理环境即便在很短的时间内也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克罗斯比的《生态扩张主义》，就旨在强调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前后，美洲的沧桑巨变；克罗农的《土地的变迁》则描述了白人到来后新英格兰地区自然和社会生态的破坏；而沃斯特的《尘暴》也凸显了大平原在1870—1940年间由于过度开发，由草原王国变成不毛之地的经历（注：Alfred Crosby，Ecological Imperialism：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900—19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William Cronon，Changes in the Land：Indians，Colonists，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New York：Hill and Wang，1983；Donald Worster，Dust Bowl：The Southern Plains in the 1930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年鉴学派承认，结构对历史发展起着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但一般来说，社会结构因素的重要性要超出自然结构因素，所以自然生态环境往往构成为人类活动的背景。有学者指出，年鉴学派“长期以来都将环境作为研究过去的一个重要方法。布罗代尔对地中海的研究中，自然是一个重点，认为环境力量在缓慢地、重复地发生，影响人类历史进程。但这一部分事实上只是该书的开场白，它的主要作用是随后的社会与政治研究的序曲”（注：Ted Steinberg，“Down to Earth：Nature，Agency，and Power in Hist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June 2002），p.803.）。年鉴学派对社会结构因素而不是自然结构因素的强调可以突出表现在布罗代尔的另外一部代表作，即《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但无需否认的是，在年鉴学派第三代史学家那里，以拉杜里为代表的学者已经对自然结构因素显示出超乎寻常的兴趣，开始“从生物学、人类学角度来研究人类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兴起了疾病医疗史、体质史、灾害史、气候史的研究。正是这些研究，使年鉴学派与环境史学具有较多的相似性。但这种情况在年鉴学派内部是个例外。法国著名环境史学家热纳维耶芙?马萨—吉波女士提到，拉杜里“在法国没有追随者，但在瑞士、德国、奥地利有很多追随者”（注：包茂宏：《热纳维耶芙—吉波教授谈法国环境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第125页。）。 环境史学则力求把自然的演化与人类的演化结合起来，把自然纳入到他们叙述的每一个方面，强调自然与人类的不可分离和相互作用，探求人类与自然的变动不居的互动关系，即自然世界如何限制和影响人类活动，人类怎样改变环境，而这些环境变化反过来又如何限制人们的可行选择。总之，自然在环境史学家笔下则成为历史舞台上的活跃角色。由于人类的生产实践，自然与社会被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带来了自然的社会化和以自然为中介的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 年鉴学派显得比较冷静持中，很难说它有比较明确的政治主张和道德诉求。年鉴学派对长时段的结构因素比较重视，对现实社会政治较少涉及和评论。它与现代的政治运动很少有直接联系，所以不受现实政治之争的影响，也不受意识形态的牵连。它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史学的弊端，使史学能够顺利转型，进而成为新史学的代表。年鉴学派自创立以来的七八十年间，几代学者推出了大量足可传世的史学佳作，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世界历史学的发展。勒高夫不无自豪地宣称：“新史学似乎基本上是法国的史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事实。”（注：R．夏蒂埃、J．勒高夫、J．勒韦尔、P．诺拉主编：《新史学》，第24页；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0页。）年鉴学派对马克思的学说也比较重视，甚至把马克思视为年鉴学派的先驱。勒高夫就提到：“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学说……仍是一种长时段的理论。即使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能说明历史现实不同层次间的复杂关系，但这里毕竟揭示了代表新史学一个基本倾向的结构概念。把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这与新史学重视研究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普通人也不谋而合。”（注：R．夏蒂埃、J．勒高夫、J．勒韦尔、P．诺拉主编：《新史学》，第35页。）这种态度使年鉴学派也很容易被社会主义国家接受。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年鉴学派都得到了高度的评价。 与年鉴学派相比，环境史学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即对现实的强烈批判色彩。在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面前，环境史学家从多方面探求危机的症结所在，他们发现，现存的社会制度、科学技术和文化观念都造成了人类当前面临的困境。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就在于他拥有一种独一无二的能力，改变自然环境以适合自身的需要。由于文化呈现加度发展的趋势，“人类改造和干预自然环境的能力也是加速式地发展”（注：黄春长：《环境变迁》，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但人类为了眼前利益和一己之私，往往滥用这种能力，使环境破坏呈愈演愈烈之势。在严峻的形势和环保运动的推动下，许多环境史学家以唤醒公众的环保意识、推进环保运动为己任，呼唤对现实进行变革。为此，环境史学的作品往往存在着将荒野和资源保护运动、环保运动美化的一面，并通过讲述一个又一个骇人听闻的生态悲剧来警醒世人。和现实、环保运动的紧密联系，一方面使环境史学受益，容易受到关注，另一方面也使环境史学受累、被认为是新左派史学，不能本着学术求真的精神客观地研究历史，同时还使一些学者有意识地拉开了与环境史学的距离。这又反过来影响了环境史学被主流史学接纳吸收，所以迄今为止，虽然环境史学在美国取得了不俗成绩，但许多环境史学家，比如斯坦伯格认为，它仍然处于美国历史学的边缘位置（注：Ted Steinberg，“Down to Earth：Nature，Agency，and Power in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7（June 2002），p.797.）。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环境史加快了和社会史融合的步伐，城市环境史、性别与环境、种族与环境开始成为美国环境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阶级分析、种族分析和性别分析等研究方法被环境史学家广泛采用。美国环境史的这一转向，在赋予环境史更多人文关怀的同时，削弱了环境史中生态中心主义的倾向；另外，环境史的社会史化，使环境史研究更加丰富多彩，使环境史更容易被主流史学接纳和吸收。另一方面，生态分析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社会史学家的著作之中。环境史和社会史能够彼此提供借鉴，以至于有学者提出，“环境史就应该是社会史，社会史就应该是环境史”（注：Alan Taylor，“Unnatural Inequalities：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ies”，Environmental History，vol. 1，no. 4（Sep.，1996），p.16.）。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史和年鉴学派在未来仍然可以相互促进，推动历史学不断前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