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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文明史比较研究》是何平先生今年3月出版的一部新著，①该书汇集了作者近十年来的25篇论文，其中大多数是作者的代表性作品。从l998年留学回国至今，何平老师在西方史学理论、文化与文明理论、中西历史比较等领域笔耕不辍，本书的出版可以看作是他的一次学术总结。《文化与文明史比较研究》一书按主题分为三个部分：“文化和文明研究的概念”、“文明史及其比较研究”以及“西方史学理论和中国历史研究”。第一部分是作者对这本书的几个核心概念，如“文化”、“文明”所作的界定；第二部分作者对中国和欧洲文明史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比较；第三部分主要探讨西方史学理论和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性解释等问题，涉及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历史观、西方的中国史研究等内容。书中所收录的大部分文章，笔者在之前都有拜读，此次结集出版，读后更有一种全新的认识。笔者认为，该书在以下两个方面最具特色：首先，全书十分注重对概念的解析与界定，在考察概念形成与演变的同时，也注意挖掘同一概念在不同语境里的承袭、改造与转化，书中的一些文章具有典型的“概念史”特征；其次，全书十分注重历史比较方法的应用，不仅表现在对经济发展、革命等宏观事件的评论中，更体现在对概念这类细微对象的分析上，显示出作者严谨的态度和广博的学识。下面，笔者就结合这两点谈一下自己的感受。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牛津大学的留学生涯，使之深受英国分析哲学的影响，即十分重视概念的语义辨析和定义的准确性。的确，概念精当准确与否在史学论述，特别是理论性的史学论述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不仅是立论的基础，更是论证能否深入下去的关键。吉尔·德勒兹曾说，哲学是一f-j仓,j造概念的学科，②意思就是哲学论题的变化有赖于新的概念系统的支撑。同样，一本注重理论与思辨的历史著作必须在概念上下足工夫，既要借助概念的正确表达来展开合理的论述，也要（如果可能的话）通过新概念的提出来实现理论的创新。纵观全书，作者对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文化”、“文明”、“文化杂交”、“科学”、“革命”、“现代性”、“进步”等都作了细致而详尽的考察。在平时的阅读和研究中，人们经常会遇到这些概念，但对其基本含义，很多人却往往不求甚解，仅仅满足于表面认识。这样做的一个后果，便是对一些历史现象产生错误的判断，进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 ①何平：《文化与文明史比较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Gilles Deleuze ＆ Felix Guattari，What Is Philosophy？trans.Janis Tomlinson and Graham Burchel，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p.5. 以“革命”一词为例，通常人们将之理解为社会发展的突变与质变，亨廷顿曾对什么是革命作出过经典解释：“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①这种对革命的理解是典型的现代理解，主要基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欧洲历史。其实，在西方更早的政治传统中，革命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周期性地向过去的政治制度的回归，这也是革命一词的原初含义。了解到革命的这一特征，人们就会理解为什么革命特别是革命极端主义，有时会导致威权政体在革命之后以反革命的形式再次出现，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的集权统治即是明证。鉴于此，作者指出，只有正确理解革命的全部内涵，才不会将革命当作一种目的或终极状况，而只是将革命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或途径。② 那么，怎样才能准确地把握概念呢？作者在他的多篇论文中给我们提供了答案，那就是要对某一概念进行语源学的考察，追溯它的原始含义并揭示它的历史演变。笔者认为，作者在这里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具有典型的“概念史”特征。所谓“概念史”（德语为Begriffs- geschichte，英语为conceptua1history或history of concepts），主要是研究概念的历史，侧重分析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背后的文化、政治脉络，它兴盛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以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塞勒克为代表。科塞勒克曾与奥托·布伦纳、维尔纳·孔策共同主编了8卷本、9000多页的巨著《历史的基本概念》，奠定了概念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③此外，科塞勒克还主编有《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一书，④并出版英文文集《概念史的实践》。⑤概念史目前在西方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国内学者近年来对此亦有关注，并开始将其方法应用到中国史的研究当中。⑥回顾了概念史的基本特征后，再来看作者的研究，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确实有着相似的路径。比如，作者在对“文化”这一概念作出界定时，首先考察了该词在拉丁文中的含义，进而回顾了该词是如何在文艺复兴及以后时期发生了词义上的派生与变化，最终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⑦对“文明”一词的探究亦然o“文明”同样源自拉丁语，最初是与公民或城邦这样的政治学范畴联系在一起。文艺复兴时期，法语的“文明”一词开始具有现代含义，指称文雅的行为举止，以及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演进。到18世纪，“文明”特指欧洲的一套价值规范，成为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重要内涵。l9世纪，“文明”的复数形式出现，“文明”与不同的民族个体产生联系，“文明”不再为某个人类群体专有，泛指一切民族的物质与精神发展水平。⑧可以看出，作者在追溯“文明”一词的嬗变时， ———————— ①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1页。 ②参见何平：《中国和西方历史思维中的革命观念》，《文化与文明史比较研究》，第l39页。 ③Werner Conze，Otto Brunner，Reinhart Koselleck，eds.，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rt Sprache in Deutschland，8 Bde，Stuttgart：Klett—Cotta，1972—1997. ④Reinhart Koselleck，ed.，Historische Semantik und Begriffsgeschichte，Stuttgart：Klett—Cotta，1979. ⑤Reinhart Koselleck，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1History.Timing Hist0∥，Spacing Concepts，trans.Todd Samue1 Presner andOthers，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⑥国内的相关著作可参见孙江主编：《新史学（第二卷）：概念·文本·方法》，中华书局2008年版；冯天瑜，[日]刘建辉，聂长顺主编：《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⑦参见何平：《中国和西方思想中的“文化”概念》，《文化与文明史比较研究》，第5—6页。⑧参见何平：《文明的观念和教化：中国和欧洲》，《文化与文明史比较研究》，第45—47页。 并没有局限于术语本身，而是将之放在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如此以来，概念的演变折射出的便是一部欧洲的文明发展史。陈寅恪在《致沈兼士》中有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①作者对概念的研究法，正印证了这个道理。 作为一名中国学者，只限于考察某一概念在西方语境中的演变是不够的，关注同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不同内涵同样重要。因为不同的文化和学术传统对概念的界定是有差异的，西方知识体系的实践成效曾使非西方学者向其学习和借鉴，但这种接受不应是盲目的和无选择的。在比较中西“文化"概念的差异时，作者指出，在中国的语言传统中，“文”与“化”最初是作为单个的词分别使用的，它们各有各的特殊含义，到了晋代才合而为一，形成了独立的“文化”一词。但当时的“文化”更多地是一种政治道德概念，与西方话语里指称特定行为模式的“文化”概念并不一致。②“文明”的概念与“文化”略有不同，“文明”作为一个独立的术语在先秦的典籍中就已出现，在使用上也与西方的“文明”概念近似，指行为举止的高雅和受到教化后的状态。但是，由于不像西方那样形成了多元文明视野，中国的“文明”概念并没有“一个民族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总的状态”这一含义。③ 比较概念在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差异只是作者研究的一个方面，作者更关注的是中国传统语境里的某些概念是怎样在西方话语的冲击下发生了改变和转化。就中国的“文化”概念而言，作者认为，它的现代含义的形成其实是西方概念中国化的产物。但在这一过程背后，却隐藏着中国对西方自觉不自觉的抵抗，以及中国人对自我文化传统的反思。正是在经历了这种痛苦的碰撞后，中国人才意识到自己文化与西方的区别，中国的“文化”概念才有了那种与中国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发生联系的“自我认同”，并最终吸收了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所表达的那些含义。作者特别提到了两个事件在其中的重要性：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和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研究热”。④与之类似，中国的“革命"概念也经历了一个被西方话语改造的过程。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革命”主要与“天命”观联系在一起，指朝代按照天命的更迭019世纪末，随着儒家政治哲学的解体以及西方政治革命思想的传人，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观才出现。不过一开始，革命主要寄希望于发动一场不流血的变法来完成政治制度的更新，只有等这一方案失败后，法国大革命的模式亦即暴力革命才被接受，其最终的结果就是辛亥革命。此后，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传播，革命目标又转变成“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⑤从作者对中西“革命”概念所作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对西方革命观念的接受以及对中国传统革命观念的改造，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程。 ———————— ①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l986年版，第202页。 ②何平：《中国和西方思想中的“文化”概念》，《文化与文明史比较研究》，第l0—12页。③何平：《文明的观念和教化：中国和欧洲》，《文化与文明史比较研究》，第49—50页。④何平：《中国和西方思想中的“文化”概念》，《文化与文明史比较研究》，第l4—16页。⑤何平：《中国和西方历史思维中的革命观念》，《文化与文明史比较研究》，第l35—139页。 相对于某些概念在不同语境中所表现出的差异，以及在相互冲击后所发生的彼此协调，作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西方和中国的某些概念还是具有一种“可通约性”的。比如，西方的“文化杂交”概念与中国古代的“和而不同”观念即是如此。“文化杂交”是对全球化时代文化状况的一种描述，这一概念很好地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特征，即所有文化都不再是稳固的铁板一块，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彼此融合，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由多种文化因素组合而成的统一体。“文化杂交”因此成为分析全球文化的一个重要概念，有学者甚至将之称作“全球化的文化逻辑”。①作者在肯定这一概念价值的同时也指出，西方的这种“文化杂交”概念可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找到类似的解释，即所谓的“和而不同”观念。在作者看来，“和而不同”形象地概括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点——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并借鉴其他民族甚至外国文化的优秀成分，它保证了中华文化的延续性和创造力。作者进一步强调，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和而不同”观念与西方的“文化杂交”概念一样具有现实意义，今天重提这一观念可以让人们摆脱“西方一非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避免对文化之间的关系作出要么是彼此对立，要么是无法沟通的简单理解。②作者对这两种观念相似性的比较表明，不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它们总是被实践的产物，任何一种文化在保持其特有属性的同时也会不断随着社会的变化发生相应的变动，吸纳和融入更多的外来元素，从而获得历久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概念之间的可通约性也说明概念在跨文化交流中会起到十分重要的媒介作用，也就是说，发现并提出一些在中西方语境中都能接受的概念，将有助于双方之间的理解与包容。约恩·吕森对此也表达过相似的观点，他说不同文明之间需要构建一种跨文化交流的语用学，让有关认同的争论在其中得到展现、阐发和讨论，从而作到彼此之间的协商与承认。③ 从概念人手，并通过概念的比较研究来展现中国与西方历史发展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进而构建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视野，这就是何平先生在这部著作中给我们的启示。科塞勒克在论证“概念史”的重要性时曾指出，考察各种概念及其语言学的历史，就如同将历史限定在与人类社会相关的范围内一样，都是认知历史的最基本的条件。④昆廷-斯金纳也说，研究不断变化着的概念是探究历史的一种独特形式。⑤何平先生通过自己对概念的研究以及对概念的比较研究，向我们展示了这条认识历史的新途径。不过，正像作者在后记中所希望的，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或人文精神的学者都不会对当代社会问题视而不见，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应当通过分析现实、运用自己的理性去理解这个社会。对概念的研究也当如此，因为不仅历史存在于林林总总的概念中间，现实也总被形形色色的概念所包围，透过概念看清的不只是历史，更包括现实。 ———————— ①Marwan M.Kraidy，Hybridity，or the Cultura1Logic of Globalization，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05，P.148.②何平：《中外思想中的文化“杂交”观念》，《文化与文明史比较研究》，第20—43页。 ③参见约恩·吕森：《怎样克服种族中心主义——21世纪历史学对承认的文化的探讨》，张旭鹏译，《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ll期，第43页。 ④Reinhart Koselleck，“Socia1History and Conceptua1History”，in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1History.Timing History，SpacingConcepts，trans.Kerstin Behnke，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20. ⑤Quentin Skinner，Vision ofPolitics，Volume l，Regarding Metho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75. （作者张旭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邮编：l00006）（责任校对：张旭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