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反设事实（或称假设历史）在进行因果分析、区分偶然和必然的过程中起着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并且是史学鉴戒功能的逻辑基础。作为一种独立的方法，大胆假设的前瞻分析与固守事实的回顾分析相配合，能够有效地克服事后观察所带来的认识盲区，建立更具普遍性和开放性的社会理论。 关键字： 反设事实，因果分析，鉴戒，前瞻分析，回顾分析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5）01－0035－04 反设事实（Counterfactuals），即虚构或思维实验，也就是对历史事实的假设，假设某一事件未发生或以另外的方式发生，历史会如何演变。“Counterfactuals”是西方经济学探索世界的基本方法之一[1]（p．758）。在历史学领域，它一向被排除在正式的方法之外。“历史不能假设”是老生常谈。传统史学崇尚“事实”，致力于恢复“过去的本来面目”，只关心“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没有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然而，“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不仅要确定事实，还要解释它们”，即挖掘事实之间的联系和重建事实背后的“真实结构”。因此，有人戏称“历史学家虽然不编造事实，但编造情节”[2]（p．85）。在此意义上，历史学与经济学一样，不可避免地要运用反设事实。 本文拟分析反设事实在历史研究中的辅助作用和鉴戒价值，并结合史学的新进展，探讨固守事实的“回顾法”和大胆假设的“前瞻法”相结合的方法论意义。 一 在哲学文献中，反设事实又名“反事实条件”或“颠倒结果的条件”。它受到分析哲学流派的重视，因为哲学家们敏锐地意识到，有关人类活动的因果判断与反设事实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联系[1]（p．759）。 对于历史学而言，这一联系同样重要。“史学的任务在于表明事情何以发生，在于表明一件事情怎样导致另一件事情”，或者说对历史事件进行因果分析[3]（p．100）。由于历史具有不可逆和不可重复的特点，研究者无法从事现场观察和可控试验，要从千头万绪的历史进程中分离出某一事件的原因和后果有着极大的难度，因此不得不求助于反设事实。常用的方法是假设事件A不存在，看历史会如何演变，与实际的情形之间有多少不同。这个“不同”就被认为是A的后果。简言之，“要解释某一件事为何会发生，部分地有赖于一种假设：如果某一项重要的因素不存在时，会有何结果发生”[4]（p．259）。例如：史学家们在研究西方的冲击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影响时，必需探究明清社会自身的发展前途，问如下的问题：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会向何处去？这样才能确定西方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如果中国无法通过内部的力量发生积极变化，西方的作用就是根本性的和有益的；如果明清社会孕育着近代的因子，“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西方的作用就是有限的[5]。 在因果分析的基础上，反设事实的另一个活动领域是区分必然与偶然。小至一段历史的变迁、大到社会发展有无必然的趋势？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史学的追求就在于剔除种种偶然的因素，使纷繁多变的历史进程变得井然有序。在这里，反设事实是必不可少的思维工具。那些假设没有发生也不会改变事件基本进程的因素属于偶然，不会因各种偶然因素而改变的基本进程（可以有局部和暂时的偏离）属于必然。比如：探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就需要假设没有希特勒会怎样？如果凡尔赛条约的签订已经决定了下一次大战的出现，大战就是一个必然的事件，而希特勒只是一个重要的偶然因素。恩格斯在评价杰出人物的影响时，明确运用了上述逻辑。在他看来，经济条件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进程的红线”，最终决定了历史的必然趋势。“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替代，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克伦威尔等”[6]（p．506）。 尽管史学家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提出Counterfactuals式的问题，但他们一般都避免系统地应用反设事实，而是将它作为辅助手段，或者仅仅作为一种提问的方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史学家不能走得更远。在这方面，美国著名的计量史学家福格尔做了有益的尝试。他的问题是：假如美国直到1890年还没有铁路，一直依赖其他运输方式，美国经济会怎样发展？出于“可行性”的考虑，他没有比实际提前内燃机的应用。结论显示，这最多影响1890年国民收入的5％，相当于几年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铁路的作用并非通常认为的那样重要和必不可少犤7犦。通过彻底地反设事实，福格尔能够定量研究铁路的影响。否则地话，研究只能停留在“半带直觉的概率判断”的程度上，得出“非常重要”、“影响巨大”之类模糊的结论。福格尔的大胆假设招致了诸多非议，主流的意见认为：“在微观层次上，改变部分微观事件必将导致其他一些事件的改变，但要重建一部没有发生过的历史，人们很难走得很远。”故意违背史实的方法如果用在宏观层面上，涉及“一连串相互影响的事件”，将顾此失彼，从而失去实证的根基[8]（p．198）。 二 反设事实的尴尬处境源自人们对历史的习惯认识。一般认为，历史已经发生，不容更改，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情不在史学的研究范围。这是一种片面化的理解。诚然，过去被时间固定了，但它成为现实之前必然具有多个可能性。前人眼中的未来是不确定的，他们会有各种想法和计划。这些都是潜在的现实，与后来实现了的事实一起构成全部的历史。如果我们不了解历史的潜能，也就不能很好地了解它的实现。正如古生物学家需要研究被淘汰的、不成功的物种，才能准确了解成功物种的特点及其何以成功。历史学家“只有研究了一切可能之后，才有资格可以说，它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以及它为什么也可能是那样的而不是这样的”[9]（p．58）。否则的话，我们对实际上发生的事，既不能有说服力地去解释，也无法说明它的价值。 在某种意义上，不确定性和开放性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是历史学鉴戒功能的基础。面对前人的得失成败，人们不断地使用Counter factuals式的推理法：“如果……那又会怎样呢？”假设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开，或更换人物，或改变选择，或增减某些偶然因素……看看历史会否走向另一个方向。进而由古及今，以史为鉴，指导当前的实践活动。史学家们以反设事实探讨历史教训的例证屡见不鲜，如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的著名“假设”：“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坏了军纪，对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地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绝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又绝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10]（p．203）如果历史不能假设，李自成的失败和满清入关已成事实，后人只需就事论事，郭沫若的那么多“假使”岂非无稽之谈。然而，这些“假设”在李自成失败之前是客观存在的。若李自成实践了这些假设，成败或许还在未定之天。即便这些可能性都是不存在的，也不能因而全盘否定“假设”的必要性，因为它们可以为后来面临类似情形的革命者提供借鉴。《甲申三百年祭》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成为全党的整风文件，这正是“假设”历史所显示出的实用价值。而当时的革命者们借鉴这些“假设”，也获得了巨大的教益。 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史学家都有反设事实的本能愿望，因为它符合人的常识感。“在战争或革命的每一时刻，史学家和当代人一样，总会感到事情有可能向另一个方向演变。但是，当史学家回头审视整个危机或整个时代时，他会自以为抓住了一个可知的秩序”[8]（p．452）。对秩序和必然的痴迷经常会掩盖历史道路的变化空间，甚至把历史变成黑格尔式的宿命，将人类视作必然趋势的牵线木偶。这是对主体的能动作用和人类价值的一种蔑视。同时，这也是对历史的简单化处理，因为除了历史的大趋势以外，人类生活还包含了大量“低层次”的充满偶然性的事件，它们同样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通过反设事实，我们可以设计多种历史走向，让那些武断的结论不攻自破，获得一个开放的、富于启迪和有教益的历史。 三 反设事实的辅助作用和鉴戒功能并不能化解它的基本困境，即它的虚构特点与史学的实证要求之间先天的矛盾。因此，它似乎注定只能扮演一个边缘的角色，没有独立的方法论地位。事实上，假设和实证没有不可弥补的隔阂，它们能够形成互补的关系，有效地克服史学家“事后观察”的立场所带来的认识盲区，开拓历史研究的视野。 历史研究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活动，主体与客体永远有一段时间距离，或谓“历史距离”。史学家不可能回到过去或者重演历史，只能回顾已经发生的事情。“事后观察”的地位固然有助他摆脱当事人的信息局限和立场干扰，但也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仅仅从回顾的视角看历史，并不能彻底地做到实证。其一，“事后的诸葛亮”既然知道故事的结局，就很容易将某些发生了的事情当成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再从结局出发，寻找其出现的合理性与必然性。用这种预设结果的眼光回顾历史，最终会陷入目的论的和宿命论的泥坑，相信历史进程是按部就班地朝着某个方向前进，好像有一个高明的编导安排好了一切，如康德所云：“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11]（p．68）其二，事后的位置随时间而推移。由于“过去某一事件的意义总是部分地依赖后来的事件”，后来的发展会使该事件在一连串的事件序列中的意义不断变化，对历史的解释也随之变化[12]（p．57）。例如洋务运动，由于上世纪80代的改革开放，80年代对它的解释就与50年代不同。可见，历史是“活着的过去”，今天由昨天而来，今天里面包含了昨天，明天亦复如此。“现在”不断地走入“将来”，“过去”的后果也在不断地变化。这反过来影响着人们对“过去”的认知。或者说，历史犹如一部永不落幕的连续剧，作为观众的史学家看到哪一集，影响着他对前面情节的看法。其三，历史学家未必是中立的观众，也有自己的倾向和偏见。他很容易利用事后的地位有意或无意地扭曲历史，以适应自己的口味和现实需要。这时，历史就成了胡适所说的“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事后观察囿于“已经发生的事情”，难免出现认识上的盲区。历史学欲获得更加开阔的视野，需要走出单一的“回顾性分析”（retrospective analyses），回到尚未实现的当事人的境遇中去，从过去的某一时点出发，进行“前瞻性分析”（prospective analyses）[4]（p．259）。它的核心是Counter factuals，暂时忘记日后的事态发展，设想那个特定情况下的各种变化的前景，观察各个变量的作用。“一个研究古代帝王敕令的史学家，必须设想皇帝所试图面对的局面。……于是，就好像他自己面临的局面一样”[3]（p．95）。这不同于狄尔泰、柯林伍德、克罗齐等人提倡的历史想像或移情。他们主张想像的作用“不是装饰性的，而是结构性的”，是史学家应当具备的素养[9]（p．371）。但赋予想像力压倒一切的地位，以为历史就是“过去经验（在史学家头脑里）的重演”。这就将回顾与前瞻对立起来，想像力也失去了可操作性。前瞻与回顾是相容的，目的是“从一种多重可能性的观点来提出关于历史变迁模式的基本问题，使我们的期望从结果预定的、错谬的目的论中解放出来……同时又坚持‘过去’是可解释的理念”[4]（p．261）。在这里，假设某些没有发生的事情，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已经发生的事情。 “找出前瞻性及回顾性分析彼此配合的方式，可以使我们更有能力去建立更具普遍性的社会理论”[4]（p．260）。近年来，“加州学派”的一些学者综合运用上述方法，对世界历史的一个核心问题——“东西方的分流”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探索(①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彭慕兰、王国斌、李中清、王丰、康文林、万志英等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故名“加州学派”。但它并非是一个封闭的地域性学派，还包括学术理念相近的弗兰克（《白银资本》作者）和中国学者李伯重。)。王国斌引用Charles Tilly的话，提出一个惊人的前瞻性问题，“假若我们设想身处于1750年，不要理会后来真正发生的事，而来想像当时的情况将会变得如何”，那么最可能预见到的景象不是工业革命，反倒与明清江南的情况相像[4]（p．42）。循着这一思路，彭慕兰历数了江南与英格兰之间“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进而运用反设事实的方法探讨工业革命的原因。他认为“如果没有煤和殖民地的双重利益，英格兰本来会面临一种没有明显的内部解决方法的生态绝境”，“我们的反事实推论允许我们设想各种各样更为可能的结果，这些后果共同用一系列劳动密集对土地压力进行了调整——现实中的人在多少相似的环境中成功运用了这些方式——但不会导致任何类似于英国的突破”[13]（pp．204，263）。另一方面，李伯重以“长期发展中表现出来的趋势为基础，以当时所具有的各种现实和潜在的条件为前提”，对中国江南地区的工业发展前景做了反事实推论：假设没有西方的冲击，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发展为近代工业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显然很小[14]（pp．533～539）。加州学派的新说在世界史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颠覆性的论点还有待验证，但围绕这些论点的争议本身就说明了历史进程“时时表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多重要素”。回溯性知识很容易遮盖历史演变的这种复杂性，前瞻的视角则能够使历史呈现出更加开放的面貌。大胆假设、小心实证，往往能够揭示一些看似偶然的细小差异所产生的巨大后果，历史解释因而变得多样化。 反设事实的意义，最终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历史学的性质。历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要从已经发生的事实出发，探究事实背后的普遍规律和总体趋势，从而使已经发生的一切在根本上呈现出合理性和深刻的秩序。然而，历史学又不完全是科学，它还是一门人文学科，需要认真对待“特定的瞬间形势、个别人物的具体愿望和决定，以及出乎意料的‘偶然’事件的重要性。任何其他学科都不能代替历史学担负起平衡这些重大因素的任务”[15]（p．438）。恰当地运用反设事实，可以平衡历史学的两个目的，将可能和现实、必然和自由统一起来。 【作者简介】张宁（1971—），男，陕西岐山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蔡世华】 参考文献： [1]（美）唐纳德·N·麦克洛斯基．反设事实[J]．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一卷[Z]．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2]（美）怀特．作为文学家的历史作品[J]．转引自何平．解释在历史研究中的性质及其方式[J]．史学理论研究，1998，（4）． [3]（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4]（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5]李伯重．中国经济史学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J]．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6]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J]．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美）福格尔．铁路和美国经济的增长[M]．纽约：约翰霍普金斯出版社，1964（Fogel，R．W．，Railway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Johns Hopkins Press，1964．） [8]（法）雷蒙·阿隆．论治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9]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10]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M]．郭沫若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1]（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12]（英）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M]．吴柱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3]（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4]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5]（美）戈登·A·克雷格．历史学家与国际关系研究[C]．朱宝雄译，载于．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