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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有思想、能创造思想的理性动物，做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方法。中国古代一句名言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他还说：“没有正确的方法，即使有眼睛的博学者也会像瞎子一样摸索。”即正确的研究方法就像一盏指路明灯，他的一部主要著作就叫《论方法》。英国学者贝尔纳说：“良好的方法能使我们更好地发挥运用天赋的才能，而拙劣的方法则可能阻难才能的发挥。”我们每人都有一定的才能，只有找到好的方法，我们的才能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我国著名学者于光远说：“学聪明，聪明学，学学聪明学；论方法，方法论，论论方法论。”即掌握好的学习方法、聪明地进行学习会使人更聪明。17世纪捷克著名教育学家夸美纽斯说：“时间与精力的无益浪费当然是从错误的方法产生的。”这就是说，方法得当会事半功倍，相反则会事倍功半。 中国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为下矣。”这里的“法”可以理解为“目标”，即必须出于自己内心愿望把目标定得尽可能高，即便这样，经过努力可能只取得中等结果、达到中等水平，如果自己在内心里把目标只定在中游、中等水平，那么即便经过努力，可能只取得下等的结果；另外，也可以把“法”理解为方法，即采用最高明的方法，结果可能才是中等水平，如果采用中等水平的方法，那么结果可能只达到低水平。我宁愿把这句话理解为两个意思都有。拿破仑的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也体现了“取法乎上”的精神。这种高不是眼高手低，也不是心高气傲、目空一切，而是有高目标，同时必须去不断努力、去虚心地学习、不能怕丢面子。 方法可以有许多方面、许多层次。我认为可以分为两大类、两个层面，一是和学术观点、学术理论密切相关的方法，可以说就是有关的理论学说本身，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哲学；一是实用层面的、技术性的方法，包括读书的方法、技巧，做笔记的方法等。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本文只谈实用性的方法。 关于读书的方法。有两种读法，一是读自己买的书或复印的材料，二是读借来的书或在书店或图书馆看书。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读自己买的书或复印的材料可以在上面写写划划，而借来的书不能这样。在借来的书上写写划划是素质低、甚至是品德不好的表现，对于读书人来说是一种低级错误，不应该犯。而对于自己买的书就完全不同，一定要学会写写划划，否则可以说还不会读书。 具体来说有这样几个方法：一是划着重线；二是写评语、批注，最简单的评语是惊叹号或问号，或者用细铅笔写上“对！”、“不对！”、“简单”、“片面”，复杂一些的评语是多写几句，如果写不下就写在上边或下边空白处，还可注明写评语的日期，对于阅读重要著作尤其有用，因需反复读，今天阅读得出的感受或看法往往不同于1年前或几年前读得出的感受，或者过去的感想能继续有所启发；三是自己做索引，主要是主题和关键词索引，有些书后面有索引，那就不但要学会利用索引，而且有时需要自己补充，而没有索引的书就只有靠自己做。做索引要费一些时间，但为以后查找提供了方便。以上这些做法的核心就是读书学习必须是积累型的，而不应是“狗熊掰棒子式”的，掰一个、扔一个，前面读一遍几乎是白读了，前后读书和思考没有衔接。由于必须阅读大量的书文，而阅读量越大就越不容易都记住，所以必须采用以上的各种方法。 有人读书读进去却出不来，一个常说的笑话是：读《红楼梦》读得入迷，觉得自己就是林黛玉。这一方面说明作者写作的成功，使书具有巨大的魅力和艺术感染力，这主要指文学作品，而科学学术著作主要是指观点，读书读出不来是指误把错误的观点当成正确的观点去相信。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古人陈善说：“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入，终当求所出。”在开始时要能读得进去、能够理解，然后再跳出来想想书里写的对不对、有什么毛病，就是说应当有批判的、怀疑的、独立的、冷静的眼光和头脑，而不应盲目以为凡是写到书上的都是真的或者都是正确的、高明的。而且可以给自己读过的书打分，可以粗分为上、中、下三档。 一种重要的读书方法是中外文对读。除了要大量阅读中文书籍论文以及外文材料之外，对于学术研究、积累和思考来说，中文和外文对照阅读十分必要。现已出版一些英汉、法汉、德汉等或者汉英等双语对照文学读物，这既是学习和提高外语水平的捷径，也是学习外译汉、汉译外翻译技巧的捷径和必要途径。除此之外，对照阅读学术译著不仅对于学习学术著作的翻译技巧很有帮助，而且对于深入、准确地理解原文著作也很有帮助、必不可少 快速浏览、快速阅读、大量阅读。尤其对于文科的学习和研究来说，必须大量浏览、大量阅读，读少了用处不大，“书到用时方恨少”，要养成博览群书的习惯。但每人的时间、精力毕竟都是有限的，因此又必须善于找书读。大量浏览可以比喻成蜜蜂在花丛中到处飞，东闻西嗅，寻找合适的花源。既可以带有一定的目的，也可以没什么目的，兴之所致，随意浏览，始终保持一种高昂的求知欲望。泛读很像蜜蜂采蜜，广泛阅读就是采集更多的花粉作为原料；精读则像蜜蜂酿蜜，仔细咀嚼、品味，得出自己的成果。善于读书学习就像是善于寻找蜜源、善于采蜜并且善于酿蜜的蜜蜂。 前苏联作家格拉宁写的《奇特的一生》是一部文献性、纪实性小说，讲的是一位叫柳比歇夫的昆虫学家一生献身科学研究的故事。从1916年元旦开始，26岁的柳比歇夫开始实行“时间统计法”，他每天都核算自己的时间，一天一小结，每月一大结，一年一总结，直到1972年去世，56年如一日，取得丰富成果，发表了约70部学术著作，写有12500张打字稿的论文和专著，内容涉及昆虫学、科学史、农业遗传学、植物保护、进化论、哲学等。根据他的统计，每天的有效读书学习时间平均只有10—12个小时。这并不算多。类似的关于“时间管理法”方面的书籍目前有不少。不过我们不一定特意统计每天的时间，主要应学习这种惜时如金的精神，充分利用一切时间，不论是大块的时间还是零散的时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集腋成裘。 读书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是跟着问题走（problem-based learning，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带着问题去找书、读书，在读书过程中又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即孔子所说的“思而不学则罔，学而不思则殆”。只看书，不思考或思考不够深、不够透，就不会有多少收获。读书过程中必须思考，但在不读书时也可以思考，有时可以思考得更深、更有新意。 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样讲有一定道理，行万里路、到处亲自观察体验实际情况、实际生活，可以加深对许多书的内容的理解，而不是读死书、死读书。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两个方面又有一定矛盾，即行万里路可能就静不下心去读万卷书、去深入思考。德国近代一批思想家几乎都没有行万里路，最极端的是康德，一辈子没有离开过他的故乡哥尼斯堡(现称“加里宁格勒”)，但是却创造出思想深刻、内容丰富的哲学体系，即经历多、见识广不一定思想深刻、系统。就是说这两方面应该尽可能地兼顾。 善于读书和思考的关键方法是一定要善于做读书笔记或学术笔记。有些人读了不少书、知道许多事情、知识面比较广，但是思想比较混乱、缺少整理，理不出头绪，也缺少自己的观点，这就和不大善于做学术笔记直接有关。笔者对此已写有专文。 要善于查阅各种中外文工具书。遇到问题首先要查相当于一卷本百科全书的《辞海》。此外有一部《中国社会科学工具书检索大典》，上下卷，刘荣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收录了大陆和台港澳地区1997年6月以前出版的所有社会科学工具书的书名及简单介绍，一共18000余种，分为15大类。只要找到这部工具书，就可以查到1997年6月以前出版的几乎所有中文工具书，通过这个线索可以去进一步寻找所需要的工具书。 《汉语大词典》（正文12卷，索引1卷）是目前最权威的汉语工具书。日本出版的《大汉和辞典》对于查找古汉语词源十分有用，比我国出版的《辞源》收词多得多。还要学会利用各种百科全书。首先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还有《不列颠百科全书》1999年国际中文版，一共20卷。百科全书的主要优点是十分权威，并且十分简明扼要，有些辞条有参考书目，对迅速扩展自己的知识、填补自己的知识漏洞十分有用。但是缺点是由于编撰周期比较长，知识容易有些陈旧。 学术论文的特点则是观点最新，是学术研究的前沿。查找中文论文主要应当靠《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有印刷版和电子版（数据库）两种。数据库目前只有1995—2005年，但检索、查找十分方便，而且可以下载，它的缺点是没有论文索引。而印刷版有论文索引，几乎把全国所有学术刊物的论文题目都分门别类收集起来。此外还有《新华文摘》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要重视学术观点的创新。“学贵创新”，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和目标。有小创新、中创新，也有高水平的、重大的创新。“取法乎上”就是应当力争做出高水平的创新。但是目标愈高，需要做出的努力也愈大。要尊重权威，但决不能迷信权威。要善于学习，敢于大胆思考并长年积累，要敢于和善于站在前人肩膀上。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是：“我爱我师（即柏拉图），我更爱真理。”这句话现在是哈佛大学的校训（另一种译法是“柏拉图是我的朋友，真理也是我的朋友”）。牛顿的名言：“如果我比笛卡尔看得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上的缘故。”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说：“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这是我一生的主张，只有不怕在能者面前暴露自己的弱点，才能不断进步。” 既不应妄自尊大，也不应妄自菲薄。 创新和质疑密不可分。要敢于质疑、提问。明代哲学家、教育家陈献章说：“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读书、学习的过程就应当是不断怀疑的过程，有怀疑才会有思考，才能有自己的一些创见。人人都说对的东西不一定就对，人人都用的语词术语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语词术语，人人都以为存在的东西也不一定都存在（例如以前人们曾经普遍以为肯定有鬼怪、神仙）。 爱因斯坦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不过喜欢穷根究底地追究问题罢了。”“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海森堡说：“提出正确的问题，往往等于解决了问题的大半。”普列汉诺夫说：“有教养的头脑的第一个标志就是善于提问。”这些都是讲怀疑、思考、提问题的好处。 胡适讲“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很有道理。当然，大胆假设不应当是毫无根据地瞎想、瞎假设，而是在阅读和思考的过程中大胆提出问题、以及对问题的解决大胆提出解决办法，然后再去努力证明是否有道理，是否正确。法国著名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在他的科幻小说中做了许多大胆幻想、大胆假设，在当时认为纯粹是幻想、天方夜谈，但是许多在今天都已经成为现实，甚至比他的幻想走得还远。这说明他的许多大胆幻想是有一定科学依据和道理的。 比较研究方法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分重要：有比较语言学、比较历史学、比较哲学、比较美学、比较心理学、比较法学、比较文学、比较宗教学、比较神话学、比较社会学、比较政治学、比较现代化研究等等。跨文化研究、跨语言研究就是以比较为主，是运用比较的方法。已故文艺理论家、曾任中宣部长的周扬说过：“进行比较研究，意义重大，道路宽广。比较研究是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有比较，才有鉴别”。要能进行比较研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需要有相当宽阔的视野，最好懂得两门以上的外语。 “学无定法”，即学习和研究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每个人都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决定采用哪些种方法，要灵活，而不应死搬教条。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各种方法又都有高下之分，各种观点学说也都有正确和错误之分，而不是半斤八两。关键是自己要善于思考、善于学习，有自己主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