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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哥坎较多的关注于古希腊城市兴起的外在因素，促使城市产生的内在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并没有引起其足够的重视。不论哪一类古希腊城市，如果按照现代标准来看，其人口不多，规模不大。由于希腊古代城邦的人口统计是零碎而模糊的，测算居住于城市的人口更显困难。修昔底德认为，公元前5世纪，大多数雅典人仍住在乡村[13]（14．2）。据维彻利估算，伯里克利时期， 雅典公民约4万人，全体自由民约15万人（包括在雅典或庇里尤斯港经商的约2万多的异邦人），其中不到一半的人口住在雅典城市和庇里尤斯港。同时代的其他城市很少有达到如此规模的[7]（pp．13～14）。因此，雅典可算是希腊古典时期城居人口较多的“大城市”。 综上所述，雅典城市是由雅典卫城发展而来的。从雅典卫城到雅典城市，经历了最初的防御中心、宗教中心，至后来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发展历程。雅典城市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卫城与广场融于一体的过程，也是阿提卡人口不断集中和政治、军事、宗教、商业等诸多因素逐渐向雅典城市聚合的过程。从卫城及其山脚下的居住区阿斯提（Asty，即市邑）开始，然后向西北部平地发展，最后融合集市，逐步兴起为古希腊著名的雅典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雅典城市演进的物质前提条件。雅典城市主要是工商业经济发展的结果。 二 虽然《荷马史诗》中早已提及雅典、科林斯等这些后来发展为古希腊重要城市的地名，但并没有对城市进行专门的研究。对于西方古代城市的研究，最早可以从希腊古典作家说起。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25年）、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年—公元前455年）、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年—公元前355年）、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等古典作家对希腊古代城邦的撰述，为研究希腊古代城市积存了难得的学术基础。 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记述的，分别是公元前494年—公元前449年波斯和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和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两部古典史著是研究希腊古代城市与战争的珍贵史料。在撰述中，这些史著对于小亚细亚诸城市、希腊本土城市（特别是雅典）以及马其顿、埃及、腓尼基、叙利亚、黑海沿岸、南部意大利、西西里等地的城市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地理史志等也有较多介绍。希罗多德本人即出自于小亚细亚多利亚人的城市哈里坎那索斯的一个名门。也许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所记述的有关城市的内容较多，以致有人说他是“小亚细亚城市商人文化（kaufmannkultur）的典型代表”[21]（p．2）。 色诺芬的《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等，则是古典著作中并不多见的论述希腊古代城邦（尤其是雅典）经济问题的专著，诸如城邦增加经济收入的来源和办法、城邦的经济部门、劳动分工、商品生产和贸易活动等，色诺芬都有自己的见解。例如，色诺芬认为出租奴隶、开采银矿、举行市集等都是增加城市和城邦财源的有效途径。如果城市从开矿、市集等其他类似的财源中获得大量的收入，城市的人口就会特别兴旺[22]（Ⅳ）。他希望发展对外贸易，主张把“带来大批值钱商品因而有利于国家的商人和船主尊为上宾”[22]（Ⅲ）。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不仅卓有成就地分析和研究了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还对城市的选址、规划和建设等论述独到。他们对“理想城市”的相关论述是古希腊早期城市规划思想的重要成就。例如，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对城市的选址和规划如此说道：“城市应尽可能靠近国家中心的位置，我们应该为城市选择一个具有城市所适用之一切的位置，这也许很容易设想和描述……然后我们再把城市分为12个部分，首先在我们称之为卫城的地方为赫斯提阿神（Hestia）、宙斯神（Zeus）和雅典娜神（Athena）建造神庙，并围以圆墙，使中心城市和国土（country）从这个地方各自有别地向外辐射伸展。这12个分区按下列方式取得平等：占好地的，面积稍小些；占次地的，面积稍大些。地块总数为5040份，其中每份又一分为二，使每份地块都包含有如此两个部分：其中一块地临近城市，另一块地则在远处……之后把12个地块分别分给12个神礻氏，并以神礻氏的名字给所在地块命名。有几个地区共同供奉某一位神灵……城市的12个分区也比照此方法划分，与划分国土的方法相同，每个人将有两个住所，一处在国家的中心，另一处在偏远地带。”[3]（p．209）随后，柏拉图又阐释了一些有关城市中心的细节：“庙宇应该置于广场（agora）的四周，整个城市应建在圆周中心的高地上，以利防守和清洁。”犤19犦（p．4）此外，柏拉图还对修建城墙提出建议：“如果人们一定要有城墙，那么私人住宅应当排列成使整个城市形成一座城墙的形式，所有的房屋因为整齐一致，朝向街道而能防守。”[3]（pp．209～210）从柏拉图的论述可以看出，其目的是想把斯巴达的军事生活和纪律用于治理雅典城市和城邦。既考虑城市规划的防御和安全性，也兼顾整齐划一的建筑美感。但在芒福德看来，“柏拉图的大多数具体建议都是消极的：没有诗人、没有激情的音乐、没有婚姻的忠诚、没有父母之爱、没有职业的混合、没有享乐、没有对外交往。限制性、严谨性、独裁性：这便是他的理想。任何城市若退缩到柏拉图所希求的那种形式，便不成为城市了”[3]（p．211）。 据载，亚里士多德及其弟子曾详细考察和分析了希腊158个城邦的政治法律制度及其历史沿革情况。可惜的是，这些资料都佚失了。今存的《政治学》虽是亚里士多德论述城邦政制的典范之作，但在其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亚里士多德关于希腊古代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城市的规划和设计、城市的管理、城市的人口规模、城市的公共设施、城市的社会活动等的真知灼见。亚里士多德关于理想城市的论述在许多方面较柏拉图更为复杂和深入。他不仅摈弃了柏拉图“共妻”的主张，还为促进居民健康而规定了城市的选址和最佳朝向（实际上，从色诺芬时代起，城市朝向问题就已成为人们经常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城市“应尽量按环境所许可，建设为联系陆地和海洋的中心，也是全境的中心。就城市本身的内部设计而言……应着眼于四个要点。第一，最关紧要的是应该顾及健康（卫生）。城市的阳坡东向者常得东风的嘘拂，这最合于健康；其次，如果北有屏障，（其坡南向）可以挡住北风，宜于冬季。……其他两点为城市要安排好便于政治和军事的活动”[20]（1330a，35～40）。亚里士多德还进一步说明，就军事活动而言，城市应该使居民易于外出而敌人难以侵入或进行围困，并要尽可能保障市内有溪流和足够的井泉，以供水源。如果不行，就多设置水库和水渠蓄积雨水。随后，亚里士多德还就城市的设防规划以及城垣设施等逐一论述。他指出：整个城市不应当以笔直的线条来布置（某些居住区和地区除外）。这样才能既安全又美观[20]（1330b16～30）。处于安全的考虑，城市选址近海被认为是错误的。中心城市的位置，应该有海陆方面的通道，“既是全邦的一个军事中心……也应该是一个商业中心，具有运输的便利，使粮食、建筑用木材以及境内所产可供各种各种工艺的原料全都易于集散”[20]（1327a5～10）。 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市”主要有两个基本点：既安全又健康。其安全防御思想与柏拉图之见是一致的，并主张为此而修筑城墙，不论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城墙都是有益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主要是从理论和道德层面建构理想城市，其理想城市是斯巴达那样的一座永远开放的“军营”，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从社会分层来看，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是从上流社会和贵族阶层去寻求理想的城市。他们所坚持的是典型的鄙视中等阶层（themiddleclasses）的城市分层观（urbanstrata），力求中等阶层服从于城邦的战士（warriors）和哲学家（philosophers）。亚里士多德设想把广场分为相互隔离的集市广场（the commercial agora）和集会广场（thefreeagora）两部分。前者为买卖交易之所，应选择适于商业的良好位置；后者供公民公共活动及城邦政治生活之用。商人、工匠、农民及一切类此者均不准进入公民的集会广场[20]（1331a30～1331b3）。柏拉图也主张把外籍商人置于城外，并尽可能的少与其来往[23]（952d～953e）。实际上，“任何一个希腊城市，如果不交流各种人，各种思想和各种组织制度，便无法体现希腊的生活理想……任何单个的阶级就更无法实现这些哲学家们所寻求的那种崇高的理想”[3]（p．220）。因此，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等人“理想城市”也多少有点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法国著名学者保罗·贝罗克认为，古代城市文化的主导形式是城邦，“城邦既有国家的某些基本属性，又保持着城市的要素和特征”[24]（pp．20～21）。在研究古代城邦的同时，如果也能予城市研究以同样的学术关照，那么，古史研究必将更为丰富多彩，引人入胜。但是，由于受到可以理解而又难以避免的历史与现实诸多因素的局限，目前有关古希腊城市研究的文献大部分来自于雅典。这里只想借用芒福德的一句话：“大凡适合于雅典情况的结论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大多数希腊城市。”[3]（p．149） 【收稿日期】2004年6月 【作者简介】解光云，男，1964年生，安徽合肥人。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主要从事西方古代社会与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倪金荣】 参考文献： [1]王敦书：《贻书堂史集》，中华书局，2003年。 [2]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国内有些学者把斯巴达城邦称为“假城邦”，其意大概同此。 [3]Lewis Mumford：the City in History，Penguin Books，1979． [4][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节选本），汉译名著，王敦书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 [5]Geoge Willis Botsford；Charles Alexander Robinson，JR．:Hellenic History，forth edition，NewYork，1956． [6]J．B．Bury and Russell Meiggs：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London，1988． [7]R．E．Wycherley：How the Greeks Built Cities，second edition，NewYork·London，1962． [8]Mason Hammond，The City in The Ancient Worl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9]G．Glotz：the Greek City and its Institutions，London，1929． [10]Iliad．译文参考罗念生、王焕生中译本《伊利亚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本文引用古典文献未注明出处者，皆据罗叶布古典丛书希腊文和英文对照本。下同。 [11]Thanos M．Veremis and Mark Dragoumi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Greece，London．1995． [12]J．W．Robert：City of Sokrates：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Athens．second edition，London and NewYork，1998． [13]Thucydides，BookⅡ．；译文参考犤古希腊犦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谢德风译，第二卷第二章，商务印书馆，1960年。 [14]《普林斯顿古典地名百科全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77年，雅典条。转引自周义保：古代雅典城市的兴起和发展，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3期。 [15]John Salmon：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Greek City，Greece and Rome，Vol．ⅩLⅥ，No．2，October 1999． [16]Jonh Boardman and N．G．L．Hammond：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second edition．Vol．Ⅲ．Part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17]G．Glotz：Ancient Greece at Work：an Economic History of Greece．London．1926． [18]DrB．A．Sparkes：the City of Athens，见the World of Athens：An Introductuon to Classical Athenian Cultur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19]E．J．Owens：the City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London and NewYork，1991． [20]Aristotle，Politics． [21][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译本出版说明。 [22]Xenophon，Ways and Means． [23]Plato，Laws，Ⅻ． [24][法]保罗·贝罗克：《城市与经济发展》，肖勤福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