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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内外学者近几十年的研究，大致廓清了斯巴达历史上一些重要问题。如斯巴达土地私有制是否存在的问题，斯巴达的领土扩张尤其是第一、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与黑劳士制度的确立、与公民份地制度确立的关系问题，继承制度、婚姻制度对公民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的重要影响，等等。如前所述，私有制的发展、土地兼并和集中、馈送、遗赠、嫁妆、嗣女婚姻等固然都是导致公元前4世纪斯巴达广大公民的贫困化，进而成为导致其人数减少和斯巴达国势衰微的重要原因。但是，除此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了呢?回答是肯定的。 实际上，有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前引刘文已经指出，长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所带来的后果是多方面的，“战争本身就可以导致斯巴达公民的分化”，“战胜的斯巴达也是会有很多公民在战争中破产的”[7](p127)。至于战争本身是如何导致斯巴达公民的分化和破产的，大概由于篇幅所限而未能展开论述；王文虽提到公元前4世纪土地“私有制迅速膨胀”，但是，土地私有制究竟是怎样膨胀的?大概是因其主要考察的是斯巴达“早期”土地制度，也未就此做进一步阐释；黄著和裔著虽都注意到公元前4世纪“斯巴达女继承人众多”[37](p174)，但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二著均未做更详尽的说明。因此，笔者认为，国内外研究者在认定公元前4世纪斯巴达土地私有制急剧发展的史实证据方面，似乎稍显薄弱；而把公民人数迅速减少视为土地集中的重要证据，这本身就是很成问题的问题。 在这里首先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修昔底德斯、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的有关记载。因为他们生活的时代纵跨公元前5世纪中期至前4世纪末，有的去过斯巴达甚至长期生活在那里，对斯巴达的实际情况比较了解，可以说是斯巴达历史发展变化最近的见证人。 据修昔底德斯记载，公元前464年斯巴达发生强烈地震，黑劳士趁机发动起义。他提到，“大多数的黑劳士是古代美塞尼亚人的后裔，他们在一次著名的战争中被奴役了。因此，所有的黑劳士渐渐地被统称为美塞尼亚人”[26](I.101)。修氏所说的“大多数”具体地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数量概念?我们不得而知。但既然黑劳士可以被统称为美塞尼亚人，就足以说明美塞尼亚人在黑劳士阶级之中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了[39](VIII.5.6)[40](IV.27.9)。因此，如果说美塞尼亚人占黑劳士总人口的2/3甚或更多一点，这样的推论大体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毫无疑问，征服美塞尼亚人，对于斯巴达黑劳士制度的确立，具有决定性意义。斯巴达人对于美塞尼亚土地的占领和瓜分，对美塞尼亚人的压迫和剥削，是古典时代斯巴达城邦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它成为希腊本土最早拥有的强大职业化重装步兵的经济前提，这也就是斯巴达能够长期称雄希腊大陆的物质基础。 然而，斯巴达人的这支军队的数量，到公元前5世纪末4世纪初，比之全盛期已大为减少。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斯巴达人在波斯人的金钱援助下，组建海军，最终击败了老对手雅典人。可是，斯巴达脆弱的霸主地位并没有维持多久，“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94年—387年)后，其霸主地位就已经名存实亡了。亚里士多德不无感慨地写道：“斯巴达人赢得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开疆拓土，正欲经营新版图时，却突然衰弛了。”[27](1271b3—6) 可以看到，古代学者的记载和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似乎比较一致地认定，斯巴达土地私有制在公元前4世纪尤其是前371年以后迅速发展，公民人数便因此而迅速减少。但是，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和公民人数减少这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学者们迄今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现代学者研究结果给人们的突出印象似乎是，原本属于八九千甚至上万户公民的土地，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已经集中到千余户公民手中[41](p325)。斯巴达的土地集中和兼并的情况果真有如此严重吗? 事实上，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与公民人数的减少之间并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不是公民人数减少的充分必要条件。因为土地私有制的急剧发展是完全有可能与公民人数的迅速增长同时出现的，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历史就是很好的例证。在斯巴达，以往研究者似乎普遍忽视了由于以底比斯为首的波奥提亚人攻入伯罗奔尼撒、原本臣服于斯巴达人的美塞尼亚人重新获得独立这一重要历史事实。这一史实的重要性表现在：其一，大多数的黑劳士从此摆脱了斯巴达人剥削和奴役，这对于斯巴达的黑劳士制度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其二，斯巴达国土面积骤减，也就是说，斯巴达“平等者公社”自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以来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的数量减少过半；其三，“平等者公社”中那些原本习惯于依靠剥削黑劳士(美塞尼亚人)为生的斯巴达人，必然因此而难以谋生。这是此后“斯巴达人”迅速减少的最重要的原因。 公元前5—4世纪斯巴达“平等者公社”人数减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地震和战争。如前所述，斯巴达人在公元前464年的大地震中的人口损失是巨大的。值得注意的是，地震中死亡的人口包括妇女和未成年人，因而对其后一段时间人口出生率、增长率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同样，其间的大大小小的战役中的损失，也导致了他们人口减少。公元前418年曼丁尼亚战役至少有300名斯巴达人阵亡[26](V.74)；公元前371年留克特拉之战，斯巴达人损失400[31](VI.4.15)。成年男子死亡，其份地大概仍属于该家庭所有；男主人不在了，女主人就自然成为土地所有者，主人的女儿亦可分得一份地产[38]。这是土地私有制发展的重要表现，也正是史料中“女继承人众多”的重要原因。嫁妆制度也许公元前5世纪及其以后对于斯巴达妇女拥有较多财产发生过很大影响，进而对于公民人数的减少起到某种促进作用，但并非主要原因。 离开本土，到外地充当雇佣兵是公元前4世纪斯巴达公民人数减少的又一重要原因。希腊城邦全盛时期实行公民兵制度，但这种兵制在公元前5世纪末斯巴达、雅典两强争霸战争中逐步暴露出其种种弊端，雇佣兵制度悄然兴起[42]。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邦危机的深化和长期战争，直接导致了以挣钱为目的职业军人阶层的出现，战争的结束往往意味着他们的“失业”，充当波斯国王或权贵的雇佣兵成为他们的一条重要出路。公元前401年，希腊“万人军”随小居鲁士参与波斯内战，揭开了希腊人到波斯充当雇佣兵的序幕。在色诺芬的战友中，有不少是来自伯罗奔尼撒的士兵。其中有斯巴达人克利尔库斯带领1 000重装兵、800色雷斯轻盾兵和200名克里特弓箭手[43](I.1-2)。斯巴达当局还直接派遣克里索甫斯率700名重装步兵加入居鲁士的远征军[43](I.4)。从色诺芬的记载来看，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于这种以挣钱为直接目的的职业。他们跟随居鲁士出征，主要因为有“高薪”的诱惑。公元前4世纪后期希腊人跨过赫勒斯滂海峡到波斯充当雇佣兵更为流行。值得注意的是，前334年亚历山大与波斯国王在伊苏斯交战时，波斯国王手下至少有3万训练有素的希腊籍雇佣军[44](II.8)。而据英国学者N.G.L.哈蒙德的研究，此时波方的希腊籍雇佣军有5万[45](pp666-667)。显然，这些军人不是临时招募的，而是此前一个时期已经到达的。伯罗奔尼撒的斯巴达无疑是兵源供应地之一。亚历山大东征伊始，便特地派克连德到伯罗奔尼撒招募兵员，数月后他就带回4 000希腊雇佣兵[44](I.24;IL.20)，可为佐证。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亚里士多德的记载。他认为斯巴达衰落是由于男子缺乏和财产制度失当，显然是避重就轻，因为在留克特拉战前斯巴达的男子就所剩无几；同时他对斯巴达失去对美塞尼亚的统治权只字不提，却大谈土地集中的问题。他所说的公民子女众多而导致斯巴达公民地产被不断分割，进而导致公民的贫困化，恐怕仅只是理论上原因而已。亚氏还提到，那时斯巴达全国土地的将近2/5为妇女所有。显然，这2/5的土地是指以妇女为户主的家庭所有，这些妇女大致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公民之妻，二是公民之女，有些妇女可能身兼两种角色。男主人或许已死，或许还活着，但肯定不在斯巴达境内。另外还有约1 200—1 500户(即占总户数的3/5)的土地仍在以男人为户主的家庭控制之下。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斯巴达全国土地”，自然不包括已经获得独立的美塞尼亚在内。由此笔者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公元前4世纪后期的斯巴达的领土(拉哥尼亚)上，大约生活着2 000-2 500户斯巴达人，其中2/5的家庭已没有成年男子(即土地控制在妇女手中)。 斯巴达的国土曾经包括拉哥尼亚和美塞尼亚两部分。拉哥尼亚的面积明显小于美塞尼亚，而且前者绝大部分为山地，后者素以土地肥沃著称[12](pp3—6；pp228—229)；美塞尼亚人是斯巴达人黑劳士的主要组成部分。黄洋先生甚至认为，“斯巴达份地的实质是其公民对征服地区土地的瓜分，而这实际上主要是对美塞尼亚土地的瓜分”[10](p103)。因此，笔者觉得，如果说，征服美塞尼亚，可以使斯巴达2/3甚至更多的公民及其家人得以脱离生产劳动，反之，美塞尼亚的独立，同样是他们无法维持其寄生生活、无法保持其公民权的最主要原因。由此笔者似乎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美塞尼亚独立后，斯巴达原有的9 000块份地，大约有2/3已不属于斯巴达人所有；同时，大约有2/3的黑劳士摆脱了斯巴达人的压迫和剥削。这就是说，在斯巴达全盛时期，依靠剥削拉哥尼亚的黑劳士生活的斯巴达人也不过是3 000户左右，而公元前4世纪后期亚里士多德写作《政治学》时也还有约2 000—2 500户。如果我们对公元前5—4世纪斯巴达土地兼并和集中的程度做一种量化处理的话，那么土地集中的“系数”似乎并不是学者们普遍认可的8∶1或9∶1，更不是少数学者所想象的40∶1[41](p325)，而大致应当是3∶2。公元前4世纪斯巴达土地私有制发展的主要表现，是私有化程度的加深，土地继承、转让的频度空前加快。当然，这个速度和程度是相对于公元前6—5世纪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的情况而言的。由于公元前371年以后斯巴达土地总量急剧减少，使得土地兼并和集中的范围，不得不局限在拉哥尼亚境内；在这里，公民数量变动不大，土地集中的程度和规模，看来都是很有限的。 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古典时代后期斯巴达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土地兼并和集中固然是存在的，对斯巴达城邦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瓦解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并不是公元前4世纪斯巴达“平等者公社”基础瓦解、黑劳士制度衰落的主要原因；斯巴达的战败、美塞尼亚的丧失是其间斯巴达版图缩小、国力衰微、“斯巴达人”数量减少、黑劳士制度衰落的最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当然，诚如裔著所说，把斯巴达城邦(“平等者公社”)的衰落归罪于斯巴达妇女，是有欠公允的，也是缺乏确凿的史实依据的。 土地兼并和集中，固然可以导致公民数目的减少。但是，如上所述，至少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斯巴达土地兼并和集中的程度就是被严重夸大了的。现代学者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古代史料的误导，循着亚里士多德的思路继续前行。事实上，公民数目的减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它并不一定是完全或主要地由土地兼并和集中引起的。看来，公元前5—4世纪，关于斯巴达土地兼并和集中史料尤其是关于土地买卖的史料的匮乏，恰恰是历史实际的真实反映。因为这样的史实原本就不存在，所以也就不单单是一个史料“匮乏”的问题。然而，迄今为止，在许多研究者的心目中，公元前4世纪斯巴达公民人数的迅速减少，似乎就一定是因为其间发生过严重的土地兼并和集中，于是殚精竭虑寻觅有关土地兼并和集中的史料，而结果也往往令他们大失所望。 近50年来国内学者们在考察斯巴达历史时，似乎比较普遍地存在着这样一种偏向：过多地强调并夸大斯巴达土地兼并和集中的规模和程度，进而过高估计财产私有制尤其是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历史作用[46]，而对其它历史因素特别是美塞尼亚的得与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则多有忽略。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偏差。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因此，对于某一种历史现象的前因后果，必须实事求是地逐一加以辨析，绝不可以某种现成的思维定式去简单地处理那些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 收稿日期：2002-11-04 【参考文献】 [1]郭沫若.关于奴隶与农奴的纠葛.郭沫若.奴隶制时代[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10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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