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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0多年前，古代罗马国家曾吞并整个地中海地区，势力范围东至两河流域，西至不列颠，南抵北非撒哈拉沙漠，北至多瑙河，地跨欧亚非三大洲，成为古代世界屈指可数的大帝国。但是，“古罗马帝国”却是近代发明的概念，罗马人并不知道“共和国”与“帝国”的区别(注：本文的撰写得益于同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廖学盛研究员和吴恩远研究员的讨论。所引“新帝国主义论”资料由吴恩远先生惠赐。在此一并致谢。)。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学家一般地根据政体性质，把古罗马的历史划分为王政时期(约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509年)、共和时期(公元前509年～公元前27年)和帝国时期(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三个阶段。实际上，所谓“王政”“共和”“帝国”，都是近代西方政治学概念，古罗马人只有“国家”(res publica)的概念，而没有“帝国”(empire)的概念。近代西方人喜欢把res publica一词译成“共和国”(Republic)，加之古罗马人创造的政治体制往往被奉为西方民主制的源泉，因而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古代罗马国家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国，但这是不正确的。 因为现代的“共和制”与“君主制”相对立，而古代罗马的“共和国”并不排斥君主制。罗马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国王(Rex)，或者年选的双执政官(Consul)，还是皇帝(Augustus,Caesar,Imperator,Dominus)，罗马国家始终是res publica。西塞罗在《论国家》(De re publica)中道出了古罗马的“共和国”的实质。他说，“res publica是人民的财产，是许多人根据正义的协议，为了共同利益的伙伴关系而联合起来的一个共同体”；“共和国”可以是少数人统治的，也可以是多数人统治的。最优良的“共和国”是君主制、贵族制和平民制相结合的混合形式，就单一形式的政体而言，西塞罗甚至认为“君主制”最佳。可见，古罗马人心目中的“共和国”即“国家”。无论采用何种政体，惟一需要遵循的一条原则是，国家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在古代城邦社会，人民即为公民集体，公民利益高于一切。所以，罗马人没有提出“帝国”这一国体概念，即使在历史学家划定的帝国时代。 罗马人虽然没有“帝国”(empire)的概念，但是有“统治”(imperii)的概念，“帝国主义”(imperialism)一词就是由此衍生而来的。该词大约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之后80年代开始被大量使用，适值早期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浪潮席卷全球。从某种意义上说，古罗马人对外扩张，统治其他民族的历史现象，就是一种古代的帝国主义。 大多数古代帝国都实行君主制，但古罗马的帝国主义并非产生于君主制时期，而是产生于“共和国”时代。罗马共和时期的民主制度高度发达，执政官、元老院、公民大会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这种制度向来受到西方人文主义者的推崇，被视为现代议会制度的古典渊源。然而，正是罗马共和时期的“民主制度”推动了罗马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古代罗马国家创建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起初只是第伯河畔的一个小城邦。公元前5～4世纪，几乎每年都遭受周边部族的侵袭，这一时期罗马的对外战争基本属于防御性质。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罗马的军事力量强大起来，逐渐控制了拉丁地区、意大利半岛；公元前2世纪，进而征服整个地中海地区。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已经发展成囊括地中海的庞大帝国。罗马军事力量勃兴的秘密何在?是什么因素激发了罗马人扩张的野心?答案需要从另一条线索寻找。 与对外战争线索并行发展的另一条线索是罗马社会内部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斗争。在共和国初期(公元前5世纪)，贵族垄断行政、军事、宗教大权，把平民排斥在外，甚至禁止平民与贵族通婚。经济上，贵族强占公有土地，使平民普遍陷入沉重的债务之中。公元前496年至公元前382年，罗马平民以集体撤离的形式反抗贵族的压迫，争取平等地位，要求重分土地、废除债务奴役制以及担任包括执政官在内各级职官。公元前3世纪初，平民运动完满结束，平民的各项要求得到满足，与贵族等级达成和解。正是在平民运动结束之后，罗马迅速走上了军事扩张的道路。罗马社会内部的民主运动与对外扩张政策有什么必然联系呢?这是因为对外战争为解决平民与贵族的矛盾提供了契机。 一方面，罗马的平民和贵族需要依靠城邦抵御外敌，维护人身自由和安全；另一方面要联合起来，对外掠夺，剥削和奴役外邦人，这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在。以平民士兵为主要战斗力的公民兵是城邦的支柱。平民往往利用这一点，在外敌入侵的紧要关头向贵族施加压力。在战争威胁面前，贵族不得不妥协，向平民开放各级职官，减轻平民士兵的债务负担。公元前376年，甚至颁布法律，废除了债务奴役制。这就意味着罗马公民彼此不得相互奴役，但是罗马人可以通过对外征服，掠夺和奴役外邦人。内部矛盾被转向外部。 平民的土地和债务问题大部分都是靠对外掠夺解决的。以土地问题为例：公元前396年，罗马征服了北部埃特鲁利亚地区的维伊城，使罗马的公有地增加了112，000～150，000犹各(注：T. J.Cornell,The Beginnings of Rome,Routledge,1996,p.329)。从公元前343～264年，罗马共分配了60，000份土地，共有40，000户罗马家庭获得了份地(注：Cary & Scullard,A History of Rome,pp.76-7;T.J.Cornell,The Beginnings ofRome,pp.380-1.)。清偿债务的大量资金也大多来自对外掠夺。罗马政府通过从被占领地区征收什一税而变得富裕起来，以致于能够广泛制定约束债务的立法(注：B.J.Niebuhr,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Rome,London,1847,Vol.1,p.298)。 对外掠夺战争有效地减轻了城邦内部的经济压力，使平民和贵族两等级间的矛盾冲突得以缓和，并且为罗马的民主政治奠定物质基础。因为，战争带来了大量财富和奴隶。奴隶制的发展繁荣了经济，改善了自给自足的小农阶层的经济地位。而稳定的自耕农集团既是公民大会也是公民兵的基石；既保障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保障了公民兵的坚强战斗力。公民内部的团结和军事力量的增强进而换来更大的军事胜利，推动罗马的疆域不断扩大。这就是罗马“共和国”崛起的秘诀。“罗马共和国”全体公民的自由依赖于对外战争的胜利，罗马的民主制度和经济繁荣也依赖于对外不断地掠夺土地、财富和奴隶。 然而，“共和国”的自由、民主只是对内，而不是对外的。即便在罗马公民内部，也只有奴隶主阶层才能充分享有民主权利。罗马“共和国”需要“帝国主义”。罗马人在地中海世界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总是以“共和国”的名义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但吞并别国的借口并不总是“正义”的。 例如，罗马对北非古国迦太基发动的第三次布匿战争就极其无耻。迦太基是北非最富庶、强盛的国家之一。正是这一点引起了罗马人的嫉妒和疑虑。主战派的代表加图(Cato)在元老院发出著名的战争宣言：“迦太基必须被消灭!如果不把迦太基毁掉，甚至罗马的自由也绝难保证。”(注：阿庇安：《罗马史》第243～244、299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迦太基人为了避免战争，委曲求全地交出了人质、武器和战船，最后却发现根本不能阻止罗马人吞并迦太基领土的野心。再想反抗已经太迟了，因为那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罗马人摧毁了迦太基。士兵大掠数日，烈火燃城。迦太基居民被赶走，土地荒芜，后来成了罗马贫民、老兵的殖民地。一个文明古国的毁灭甚至令侵略者也扼腕痛惜。据说，罗马军队的统帅西庇阿站在迦太基城的废墟上，痛哭流涕，口诵荷马诗句：“总有一天，我们神圣的特洛耶、普赖阿姆和持矛的普赖阿姆所统治的人民，都会灭亡。”(注：阿庇安：《罗马史》第243～244、299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人事无常，罗马的命运已经开始让人担忧了。 罗马的霸权政策引起了罗马知识分子的反省。不义的战争，对盟友和其他民族的武力威胁与任意欺压令人蒙羞。但是，武力威胁和恐惧能换来长治久安吗?怎样才能化解仇恨，赢得臣民的衷心爱戴呢? 西塞罗说：“没有比爱更适合于产生并牢牢地保持影响力了；没有比怕更不利于达到这个目标的了。恩尼乌斯说得好：‘人们怕谁，也就恨谁。人们恨谁，也就巴不得看到谁完蛋。’”(注：西塞罗：《西塞罗三论》第175、179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在罗马，只是那些城墙仍然矗立着——甚至这些城墙恐怕迟早也会被毁——而我们的共和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我们宁愿被人怕而不愿被人爱时，所有这些不幸全都落在了我们头上。如果说罗马人民由于其不义和暴虐可能会遭到这种报应，那么作为普通百姓的个人应该指望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明白，亲善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恐惧的力量是非常脆弱的，所以我们接下去应当讨论，用什么方法最容易赢得与我们所企求的荣誉和信任连在一起的爱戴。”(注：西塞罗：《西塞罗三论》第175、179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最令人担心的是，罗马的霸权会招致普遍反抗。如果不能保持永久的强大和警惕的话，那么，恐惧迟早会也降临到罗马人自己的头上。 但是，罗马的共和体制过时了。苏拉和恺撒打破常规独揽大权。奥古斯都把专制制度裹在共和外衣下，创立元首制(principate)，即帝制。“罗马和平”(pax Romana)降临人间。但这是血腥的和平，和平掩盖了元首制的独裁本质。元老院变成了应声虫和君王的附庸；罗马人民从国家主权的代表降低为君主的臣民。一部罗马早期帝国史写满了宫廷政变、军队哗变、军阀混战。好端端的罗马“共和国”何以竟然会蜕变为暴政?这就是塔西佗在《编年史》中苦苦思索的问题。 二 公元1～2世纪，罗马帝国出现了一个最繁荣、富强的时代，即所谓的“黄金时代”。但是，繁荣外表背后隐藏着可怕的衰落迹象：大土地所有者巧取豪夺侵吞小农的土地，造成意大利长期性土地危机；对外战争的停止，导致奴隶数量锐减，奴隶的劳动效率降低；贫富分化加剧，意大利和行省居民陷入贫困，并滋生出寄生倾向，鄙视劳动的倾向；贪婪、无耻的帝国官吏竭力剥削行省；军事独裁加强，整个罗马帝国的政治组织变成了一部压榨臣民的巨大机器，拒不承认罗马皇帝为神的基督徒受到最严厉的迫害。犹太、埃及、叙利亚和希腊各地人民起义，前仆后继。 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黄金时代”。发展的表象下面隐藏着衰朽的征兆。因为，罗马帝国靠富有侵略性的扩张战争兴起，并建立在残酷地、耗竭了生产力的奴隶制经济基础之上，这些促使其发展的因素也迟早会招致其灭亡。 罗马国家的疆域大多是在共和时代拓展的，进入帝国时代之后，罗马的扩张势头大大缩减。多瑙河、莱茵河上游地区修筑的数百公里石墙仅仅勉强抵挡住日耳曼人的骚扰。图密善皇帝靠给蛮族国王送礼，才换来多瑙河下游地区暂时的安宁。只有图拉真执著地做着军事扩张梦，把帝国的边界推进到今天的罗马尼亚。然而，这辉煌短暂得如同彗星的光芒。公元117年，图拉真皇帝病死在被他征服的小亚细亚的土地上，东征成果顷刻化为泡影。 罗马帝国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人心上，都走到了极限。皇室荒淫无度，行省总督横征暴敛、贪污腐败，兵匪横行，小农破产沦为隶农，大批贫民涌入城市、乞求施舍。芸芸众生渴望获得来世幸福的保证。在诸多教派中，基督教逐渐赢得了民心。这门宗教宣扬普世之爱和自我牺牲精神，使人们感到兄弟般的亲近，并激发了人们对重新获得高尚、美好生活的新希望。公元392年，基督教取代罗马的传统信仰被立为国教。基督教的胜利只是罗马帝国全面衰落的前兆。精神疆域既已崩溃，地理疆界的崩溃也只在朝夕之间。 几百年来奢侈、豪华的生活损耗了罗马的力量。罗马军队里的蛮族雇佣兵比罗马人还要多。公元4世纪，北方蛮族大举南下，吞食着帝国的领土。罗马帝国却为争夺皇位打得不可开交，闹到一分为二。公元300年上台的君士坦丁皇帝迁都君士坦丁堡，在那里继续做半个帝国皇帝的美梦。公元410年，罗马帝国的永恒之城被西哥特人占领，洗劫了3天3夜。西哥特人走后，汪达尔人又来光顾。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 罗马死了。罗马人的帝国梦碎了。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统一的西方大帝国。但是，从中世纪的封建君主到19世纪的资本主义殖民列强，一切热衷于扩张、掠夺的野心家们都梦想着重现罗马帝国的霸业。 三 今天，一个“新帝国主义”的幽灵在全球漫游。它不仅是古罗马帝国的后代，而且与近代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和两次世界大战都有渊源。 18～19世纪，资本主义海外殖民扩张浪潮正席卷全球，英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列强把通过武力侵略别国领土，靠血与火的征服与掠夺，残酷地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建立殖民地。这种扩张政策被称为“殖民帝国主义”。 20世纪初期，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陷入经济危机。帝国主义作为转嫁经济危机、重新瓜分世界的手段，先后两次在世界各地燃起战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一词变成了“法西斯主义”“帝国沙文主义”的同义语，意味着占领、大屠杀和独裁统治。这股邪恶的势力给全世界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一切渴望获得自由的人民都对此深恶痛绝。 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比拼实力，争夺地区控制权。在势均力敌、形成对峙的局面下，双方都反对“帝国主义”，都标榜自由、民主、和平；同时，又都指责对方追求“帝国主义”，揭露对方“民主”和“自由”体制的虚假性。在这种言论氛围下，“帝国主义”被东西方两大阵营普遍斥责为是一种邪恶的主张。 但是，到了20世纪末，随着苏联东欧阵营的解体，权力的天平发生倾斜。美国势力膨胀到无人可与之抗衡的地步。那些企图重新瓜分世界的野心家们以为，按照自己的利益，为所欲为地调整和重建一个新的世界体系的时候到了。为什么不趁机“帝国主义”呢?于是，“全球化”被曲解成“美国化”；利己的、强硬的“单边主义”反对世界的多元格局；无视国际法惯例，悍然入侵别国，令世界舆论哗然。 所有这些新概念、新理论都是欲盖弥彰、半遮半掩的帝国主义论调。最后，甚至连这层遮羞布也不需要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科索沃战后说，历史上的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大英帝国都是美国的楷模，为了“神圣的国家利益”，美国“将成为人类最后惟一的帝国”。2002年4月7日，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顾问罗伯特·库伯发表《后现代国家》一文(注：Robert Cooper:Why we still need empires,Observer Worldview,April 7,2002。)，口口声声为创建一个以拯救“前现代失败国家”为己任的“后现代新帝国”喝彩；同年，塞巴斯蒂安·马拉比撰文鼓吹“不得不帝国主义”。一时间，“新帝国主义论”在国际政治论坛甚嚣尘上。 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新帝国主义是一张经过粉饰的虚伪的面孔。一面是所谓“不得不帝国主义”的不甚高明的“后现代”谎言，另一面是铁血峥嵘的“前现代”的强盗面目，而这种“新帝国主义”竟被吹嘘成造福全人类的福音。库伯说：“后现代的欧盟提供了一个合作帝国、共同自由和共同安全的蓝图。它没有过去帝国时代的种族统治和中央集权，也没有种族排外……合作帝国也许是最适合后现代实质的政治框架：在这一框架中，每个国家都参与政府，没有单一国家占主导地位，治理原则是法律而不是种族，帝国官僚必须受到控制，他们是负责任的仆人，而不是主人。这样一种制度必须将自由和民主作为其组成部分。像罗马帝国，这一联邦会给其公民提供法律、货币和道路。” 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新帝国主义”前景：一个“以自愿原则”为基础的，“没有任何人强加任何东西”，没有“种族排外”，没有“中央集权”，“合作的”“共同自由”和“共同安全”的“新帝国”。既然它如此美妙，代表了全世界人民心声，为什么库伯在文章的结尾会对它产生怀疑：“那也许是蓝图。它能实现吗?只有时间才能告诉你。” 库伯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他的天堂般的“新帝国”不被某些“前现代国家”“失败国家”所接受么?倘若如此，那么将会怎样?只有启动“丛林法则”，运用武力把“新帝国”天堂强加给他们。 双重标准，这就是“新帝国主义”处理国际关系的新准则，而武力、进攻则是建立“新帝国”的主要手段。可想而知，根据这一准则建立的“新帝国”将像古代帝国一样，形成一个等级金字塔，那里只有服从与同化，独立、自主将荡然无存。那只是某些西方政治势力的乐园，却是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独立国家的枷锁。在这种情况下，谁还能指望“自愿”“平等”“合作”“自由”的存在呢?究竟谁才是“新帝国主义”的受益人?谁是“新帝国”中的主宰?“新帝国主义论”的真面目昭然若揭。 以民主、共和的名义称霸，靠震慑赢得世人的敬畏，换来武力创造世界“和平”……从这一点看来，新帝国主义的确有将古罗马帝国的遗产发扬光大之功劳。如果抹去古罗马战车、铁剑、角斗场、十字架下的鲜血，遮盖起促进帝国经济繁荣的肮脏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对卡里古拉、尼禄等暴君罄竹难书的罪恶视而不见的话，那么，古罗马的帝国和罗马式的霸道也可算是一种诱人的“美”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