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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世纪，由于奴隶、隶农的起义，加上日耳曼人的入侵，西罗马帝国终于在476年灭亡。取而代之是新建立的日耳曼王国。日耳曼王国的建立，标志着封建社会或中世纪的开始。随着奴隶制度的崩溃和封建社会的建立，基督教变成为封建社会的宗教，教会组织和国家世俗政权，同为中世纪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基督教有自己的一整套发展理念，它对欧洲中世纪封建主阶级统治地位的建立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又由于中世纪宗教神学具有反科学、反人性、反自由、反世俗生活的性质，因而也具有阻碍社会发展的一面。 1.同情奴隶，反对和要求废除奴隶制度 奴隶制度在欧洲的确立，曾推动了欧洲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灿烂的古罗马和古希腊文明。因而当时，除少数人外，国王、祭祀和哲学家都对奴隶制度赞赏有加。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奴隶制度逐步成为制约欧洲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并激起广大饱受压迫和剥削的奴隶和平民的反抗。早期基督教就是广大奴隶和平民为了摆脱奴隶制的压迫和剥削而产生的，反对奴隶制是基督教的一个重要信念，这一信念一直贯彻到中世纪欧洲封建化的全过程。 基督教的教义《圣经》有不少反对奴隶制度的阐述。圣保罗告诉腓利门对曾经是他奴隶的阿尼西母，不要再像奴隶而要像兄弟一般对待他，指出阿尼西母“不再是奴仆，乃是高于奴仆，是亲爱的兄弟。”（腓利门书16）阿尼西母曾从他的主人腓利门处逃跑又回到主人身边，保罗因此告诉腓利门，作为一名基督徒，他不能再施行奴隶制度了。他用基督教的观念告诫加拉太的基督徒，“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自主的或为奴的……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加拉太书3：28）西方学者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在古代社会已经存在几个世纪之久、文化上根深蒂固的奴隶制度背景下，保罗的话颇具革命性。《腓利门》和《加拉太书》中有关段落为当时和未来奠定了废除奴隶制度的基础。[1] 基督教教义除了所作的反对奴隶制度的阐述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与奴隶制度水火不容的行为和阐述。基督徒一般都像与自由民交往一样，同奴隶进行交往。如奴隶可以和基督徒一起在同一座祭坛前分领圣餐，这种行为与奴隶制对奴隶的蔑视大相径庭。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奴隶是一具有生命的工具，如同工具是一个没生命的奴隶。因此既为奴隶与他不可能有友谊可言。”一些信奉基督教的信徒按照反对奴隶制的基督教信念，还在现实生活中采取了释放奴隶等行为，并影响到当时的统治者废除有关禁止释放奴隶的法律条文。基督教反对奴隶制信念和行为，反映了基督教最初作为奴隶和平民宗教的特点，对封建制度的建立和巩固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推动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基督教徒都反对奴隶制度，支持和纵容奴隶制度的基督教徒还有不少，比如13世纪的圣波那文图拉（Bonaventure）就把奴隶制度看作一种神圣的制度。[2] 2.视封建政权为天命所寄，支持和推动欧洲社会的封建化 罗马帝国晚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生产方式——隶农制。隶农是“中世纪农奴的前辈”[3]，这种隶农制与日耳曼人原来的马尔克公社及住小屋的奴隶形式相结合，形成新的封建生产关系。欧洲奴隶社会晚期，基督教逐步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和利用，并发展为欧洲社会的主要精神支柱。基督教会认为，上帝是至高至美、至仁至义、无新无故、无往不在、全能万化的“主”，教会和封建政权都是天命所寄，是至尊至高的上帝在人世的代理机构。因此，欧洲封建政权的建立得到了教会的极力支持和维护。 基督教会利用自身丰富的统治经验及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支持和推动欧洲社会的封建化。欧洲的封建化过程，是封建主兼并、掠夺，并使自由的农业生产者成为农奴和不同程度的依附农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是由基督教会完成的。他们通过建立修道院占有大量土地，然后逐渐促使自由农民成为依附农，几代以后沦为农奴。教会本身就是大地产主，同时又配合、支持国家和世俗封建主兼并、掠夺土地。随着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基督教会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主教、修道院长地位相当于贵族，他们大部分均出身于贵族家庭。教会在组织上、经济上、政治上、司法上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是欧洲封建社会的重要支柱，并给封建社会加上神圣的“灵光圈”，对欧洲封建制的建立和巩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视劳动和工作为尊贵，同时蔑视现实的人生 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之源，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对待劳动问题的观点，更多的是延续早期基督教神学的有关信念。早期基督教神学有着同罗马帝国统治者不同的价值观。罗马帝国时期极端蔑视体力劳动，认为体力劳动只适合奴隶和低层阶级，有辱于哲学家、理论家和自由人的身份。当时罗马的非奴隶阶层把寻欢作乐置于一切事情之首，广大奴隶却承担了所有的体力劳动。而基督徒视劳动和工作为尊贵，他们把耶酥、圣保罗视为劳动的典范。耶酥成长于一个木匠家里，并在家里一直工作到三十岁才开始他的侍奉，而圣保罗则把他从希伯来传统中学会制造帐篷的手艺技能与其学者身份糅合在一起。圣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人警告过：“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帖撒罗尼迦后书3：10） 基督教还通过谴责懒惰来表达对工作的尊重。随着修道院在中世纪早期的出现，基督教对工作的尊重得到延续。比如，本尼迪克会的修士（公元6世纪）就把劳动视为“纪律的一个完整和属灵的部分，这使劳动的威望和劳动者的自尊得到很大提高”。（帖撒罗尼迦后书3：10）耕地、照料牲畜、挤奶、制作工艺品等工作在各修道会中得到尊重。基督徒把工作看作对懒惰之罪的解毒剂。12世纪圣贝纳尔曾教导：“基督的侍女当常常祷告、阅读、工作，以防万一不洁的灵让懒惰的思想迷途。肉体的逸乐能被劳动所克服”[4]。基督徒对有意逃避工作的行为十分关注，懒惰被教会视为致命的七宗罪之一。另外，《圣经》还提示，要使每个工人劳有所酬成为一件必行之事，把“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路加福音10：7）作为规范。尊重劳动的结果，一方面如历史学家肯尼思·赖德烈指出的，赋予劳动以尊严和尊敬产生了一个显著的副产品，那就是奴隶制度的削弱；[5]另一方面，就是在贵族（富人）和下等人（穷人）之间产生出一个特殊的阶层——中产阶级，正如赫伯特·沃克曼（Workman，H．）所说，把劳动视为尊贵，他们“不可能不富裕起来”。[6] 然而，中世纪基督教会是欧洲封建社会的实际统治者，教会拥有大量的领地，他们口头上宣传禁欲和不贪婪，宣扬劳动尊贵和需要工作，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参与生产劳动，其领地的耕种和其他生产劳动主要依靠封建农奴。基督教会还通过“什一税”等对农奴进行残酷盘剥，拼命榨取农民的剩余劳动，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与此同时，基督教会还公然宣扬蔑视人生的观点。有个叫安瑟伦的神学家说：“轻视自己的人，在上帝那里就受到尊重。不顺从自己的人，就顺从了上帝。可见，你应当把自己看得很微小，这样，在上帝眼中，你就是大的；因为，你愈是得到上帝的珍视。”这种反人性、反人道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禁绝世俗的一切欢乐，过着贱贫困苦的生活，充当教会和封建贵族的顺训奴仆。 4.支持私有财产权，赞赏和鼓励经济自由 在经济社会里，如果缺乏自由和私人财产权，人们的工作和经济生活将难有尊严，经济社会的繁荣也将因此受到制约。基督教神学赋予私人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尊严，并给以一定重视。“不可偷盗”和“不可贪恋”（出埃及记20：15，17），是《圣经》十诫中涉及自由与私人财产权的两条诫命。这两条诫命假定个人有权利按照自己的判断力去获取、保留和出售其财产，意指私人财产权对人的自由至关重要，两者不能截然分开。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没有蔑视私人财产权的阐述。在耶酥的比喻和教导中经常提到财产和物质，但他从来没有因为拥有财产和物质谴责任何人，所谴责的仅仅是那些过分贪恋财物的人，因为过分贪恋财物妨碍他们爱上帝和爱邻居。在耶酥的一个比喻中就提到，葡萄园主人对其雇佣的一个工人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吗？”（马太福音20：15）由此肯定私人财产权和自由的统一。 基督教神学赞赏经济自由。早期基督徒实行的“凡物公用”就是在自由的原则下进行的。早期基督徒卖掉他们的财产，并且所有的东西都“大家公用”，分配“照各人所需用的”（使徒行传4：32，35）。当时，不管他们拿出什么东西来分享，都是完全出于自愿，出于对已经被基督救赎之人的爱，而不是被高压所强使。另外，每个人的投资活动也是非强制性，都可自由选择去投资或不投资。基督教神学承认追求利润动机的合理性，认为雇佣工人的雇主若没有利润，他就无法支付工人的工资。在耶酥关于才干的比喻里，讲述了一个人领了五千银子，另一个领了两千，第三个领了一千的故事，他不仅暗示一个人可自由投资，而且事实上是把追求利润的动机合法化了。 基督教神学尊重私人财产权和经济自由，以及追求利润受尊重等信念，同商品经济以及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相适应，并为资产阶级学者所推崇。它对后来哥伦布等欧洲探险家的海外寻金冒险活动和发现新大陆的航行活动，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真正拥有私人财产的只是少数封建领主和教会贵族，广大农奴只有极少数财产甚至几乎没有任何财产，他们没有足够的维持自身生存的土地等生产资料，不得不依附于封建领主和教会贵族。因此，基督教神学对私人财产的尊重，实际上是对封建统治阶级财产的尊重，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和保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 5.支持发动征服“异教”战争，鼓励向外拓展封建主利益 基督教会鼓励和支持向外侵略扩张来拓展封建主利益的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十字军东侵。随着西欧封建化在大部分地区的基本结束，所有土地基本上被封建主瓜分完毕。在西欧内部进行的封建掠夺战争，不仅使久经内战苦难的农民不堪重负，也引起封建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而城市的兴起、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却使贪婪的封建主力图加强剥削农民，扩大自己的领地和势力。他们对城市商品和东方奢侈品的需求了无止境，已经分割了的封建领地不能满足封建主们的需求和享受欲望，他们开始将富庶的东方作为掠夺的对象。于是，西欧封建主就通过对外侵略扩张，为自己寻找出路，并诱导连年遭受饥荒、心怀怨愤的农民向东方寻找出路，也把农民的愤怒对象转移到欧洲以外的目标上去，并得到基督教会的鼎力支持。 教皇把侵略东方看成是扩大教会势力和增加财富的绝好时机，不但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控制拜占庭的东正教，还梦想迫使东方穆斯林改宗。同样，他们也希望转移农民运动的方向，把农民的不满引向远征东方的道路上去。从4世纪以来，基督教传统上的朝圣习惯，给十字军东侵这样大规模的活动提供了厚实的群众基础。1095年秋，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南部的克勒芒召开一个大规模的宗教会议，向僧侣、封建主、骑士和农民发出号召：停止封建混战，到东方去和“异教徒”作斗争，夺回“主的坟墓”，拯救“圣地”耶路撒冷。“谁在这里是悲愁贫困的人，在那里就会变成富人；谁在这里是上帝不喜欢的人，在那里就会变成上帝的友人。”并露骨地说：“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土地肥沃，如同天堂，它等待你们去拯救。”[7] 罗马教皇号召、鼓动包括君主在内的封建主武装，以夺取并占领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为借口，先后向西亚、北非的伊斯兰国家发动了8次十字军侵略，期间还不包括1次“农民十字军”和1次“儿童十字军”东侵。十字军东侵，给西亚等地人民带来了灾难，严重阻碍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对西欧封建社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使停滞的西方与当时繁荣的东方沟通了，新的思想同新的手工业品、产品和手工业一齐渗入欧洲。西欧不仅从东方学到了布匹、绸缎的精纺，印染技术以及较高的金属加工技术，同时还学会了种植水稻、荞麦、西瓜、柠檬、甘蔗等农业技术。少数意大利城市，如威尼斯和热那亚，取得了东部地中海的商业霸权，扩大了西欧在东方的贸易市场。同时，战争中许多封建主或战死或定居东方，使西欧的封建势力有所削弱，有利于加强王权。天主教会利用十字军煽动宗教狂热，调动封建武装为其服务，使自身势力不断得到巩固和扩大。教会的代表人物比世俗的封建主更快地适应了变化着的形势，他们的财产以神奇的速度增加，并首先享受到由于城市、手工业、商业和高利贷的发展而产生的利益。 6.宣扬蒙昧和禁欲，加强对文化教育领域的渗透和控制 在欧洲中世纪时期，教会既是大封建主，同时也是文化领域的垄断者。基督教会重视从文化和教育上对社会和人们生活进行控制。其中，文化上惯于使用的两大法宝就是宣扬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并把它们作为统治、奴役人民的精神武器。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8]基督教会极力宣扬蒙昧主义，认为与信仰无关的知识都是无用的，把古代科学文化视为“异教”而横加摧残。他们在观察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现象时，并不观察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而是观察它们是否适合《圣经》中的教义，是否合乎教父所制定的信条。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在其所著的《对话录》中，甚至认为“不学无术是真正虔诚的母亲”。不仅如此，中世纪基督教会还大力宣扬禁欲主义。他们以早期基督教创立的“原罪说”为思想基础，认为现实的、物质的生活是罪恶的渊薮，追求天国的幸福才是美德。他们宣扬人类世界是罪恶的，人们只有弃绝现实的物质享受，克制欲望，实行斋戒、忏悔、出家修行等办法，才能赎免罪恶，得到上帝的拯救，死后才能进入天堂——“上帝之城”。这就是要求人民忍受封建剥削和压迫，逆来顺受，不要反抗。教会所宣扬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具有明显的反科学、反人道和反自由的性质，它不仅成为统治阶级利用宗教麻痹、愚弄人民群众的手段，而且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消极作用。 客观地讲，基督教神学中的有关文化及教育的信念和基督教会的教育活动，对人类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也有一些积极作用。早期基督教神学就比较重视教育，认为“这是基督赋予门徒及其后继者的伟大使命”（马太福音：28：19），并得以延续。基督教主张两性同等接受教育，专门设立女修道院来发展对女性的教育，同时，也开展和进行一些超越阶级和种族的普世教育。拉姆齐（Ramsay，W．M．）指出，基督教的目的是“普世的教育，不像希腊和罗马人，教育是富人的专利……也没有性别的歧视”。[9]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描述基督教的教育是“对所有的个体、阶层和民族没有保留；既不像犹太人那样局限于一个民族，也不像希腊罗马的官方崇拜，只允许城邦自由民参加”。[10]中世纪神学院（修道院）还是现代大学的发源地。自1158年建立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后，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著名大学相继建立，这些大学都起源于基督教神学院。教会学校教授的内容除了基督教神学，还包括“七艺”，即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它们对后来的文学、自然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必须看到，教会统治者的宣传是言行不一致的。基督教会垄断下的文化、教育首先是为教会服务的，文化教育是教会的奴仆。中世纪初期，掌握文化、控制教育的知识分子都是教会人士，世俗的文化、教育被排斥在外。基督教还具有反对科学的一面：科学长期厄运当头，很少看到自然科学的发展；炼丹术代替了化学；巫术和原始的医药代替了医术；圣徒传记是教会钦定的文学形式和历史作品，民间文学和艺术的流传不能登大雅之堂，民间故事和民歌受到压抑、鄙视。基督教是一切黑暗的基石，它把一切都控制在它的残酷的、致人于死命的手中。基督教的摧残和专制控制，严重阻碍着中世纪欧洲科学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 [1] [美]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页。 [2] [美]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页。 [4] [美]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页。 [5] [美]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页。 [6] [美]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7] M.W.鲍尔温：《十三世纪前的基督教》，纽约1970年版，第29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 [9] [美]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 [10] [美]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