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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居民的等级划分的角度看，雅典民主是狭隘的，仅为拥有公民权的一些特权人物所享有。而从公民集体内部各人享有的权利这个角度看，雅典民主确是广泛而普遍的。全体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并在其中自由发表意见，都有权按法定程序担任五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成员以及其他民选公职，都有权享受雅典城邦政府提供的一切福利待遇。 雅典民主的狭隘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归根结底，是雅典这种早期奴隶制占有制社会的特殊等级阶级关系在政治方面的体现。而这种狭隘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又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巩固和发展奴隶占有制度，发展经济和文化所必需。作为上层建筑的雅典民主是维护和推动奴隶占有制经济发展的得要杠杆。雅典民主的巩固和发展与其经济的繁荣同时出现，便是雅典民主这种上层建筑适应雅典式的奴隶占有制经济发展需要的有力证明。 雅典民主的巨大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有效地消除了雅典社会原始社会继承下来的不利于奴隶占有制发展的一些因素，例如同一氏族部落成员间的债务奴役，不同氏族贵族集团的相互倾轧，氏族部落的陕隘性，有力地发展和巩固了整个雅典公民集体。当奴隶占有制还处于上升发展阶段，发展奴隶占有制度是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的时候，雅典公民集体的壮大和发展，便是促进奴隶占有发展的积极因素。(32)公民集体的团结和全体公民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才能发挥，保证了伯里克利时期雅典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保证了雅典人在抗击外敌的斗争中取得一系列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本文作者廖学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 -------------------------------------------------------------------------------- 注 释： (1) “βαραροξ”一词，最早乃指外族人，并无贬意。希罗多德提到，斯巴达人把所有异邦人，其中包括同样讲希腊语的邻人，都称之为“βαραροξ”。参阅Herodoti Historiae（希腊多德，《历史》），Oxonii，ⅠⅩ，9，1—11，2。顺便说一下，198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以铸译的《历史》的，将希罗多德书中关键的一句话，即“Еειυουｓ αρ εκαλεον τουｓ βαρβαρουｓ”（ⅠⅩ， 11，2）译为“他们是把异邦人称为外国人的”这样的处理显然不妥。 希罗多德还说，埃及人称所有讲不于他们的语言的人为“βαρβαροｓ”（βαρβαροｓ δε нανταｓ οι Аιγυπτοι καλεουσι τουｓ μη σμογλωσσουｓ）（Ⅱ，158，5）。 (2) Thucydidis Historiae（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Oxonii，Ⅰ，3，3。 (3)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参阅修昔的底斯，前此书，Ⅰ，2，1—6。当代著名希腊史学家哈蒙德指出，在古代，希腊北部和伯罗奔尼撒之间的直拉通道是从底比斯经过墨加拉地区到科林斯，被称为阿提加的半岛被撇在一边。见N.G.L. Hammond，The Classical Age of Greece（《希腊的古典时代》），Weidenfeld and Nicolson，London，1975，第27页。已故的科洛鲍娃教授认为，由于被多利亚人占据的一些地区所包围而形成的阿提加的孤立状况，对其居居的日常生活和政治制度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见 К.М.КоΛовова，Древннй Гороц Афнны Н ето Намятннкн（《古城雅典及其遗迹》），НздатеΛъетво Аенннградското Уннверентета，1961，第22页。 (4) 修昔的底斯，Ⅰ，2，5；Ⅱ，36，1。 (5) 修昔的底斯，Ⅰ，10，2。 (6) 修昔的底斯，Ⅱ，15，1—2。 (7) Plut.Thes.（普鲁塔克，《提秀斯传》），ⅩⅩⅣ—ⅩⅩⅤ。 (8) 参阅，City and Country in the Ancient World（《古代世界中的城市和乡村》），Edited by John Rich and Andrew Wal-lace-Hadrill，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91，第Ⅻ，6，69，97，105，107，110页。 (9) 参阅科洛鲍娃，前引书，第24页。Leconard Whibley，Greek Oligarchies，Their Character and Organisation（《希腊的寡头政治，它们的性质和组织》）。Ares Publishers Inc.Chicago，MCMLXXX，第89—94页。Philip Brook Manville，The Origins of Citizenship in Ancient Athens（《古代雅典公民权的起源》，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90，第55—56，71，168页。） (10) 参阅哈蒙德，前引书，第28页。他指出，在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自由居民，在数量方面，是斯巴达自由居民的3或4倍。 (11) 雅典城邦在其独立存在的整个历史期内，都是以农业为主要经济部门，以农民为公民的主全，愈是在历史早期，农民在全体居民中所占比重愈大。但是谈到雅典居民的绝对数字，历史学家中有不同估计。Ⅰ．莫里斯认为，公元前500年前后，雅典城的居民约25000人（见Ian Morris，The Early Polis as City and State（作为城市以及作为国家的早期城邦，）载上文提到的论文集《古代世界中的城市和乡村》，第34页）。C·G·斯塔尔断言，在公元前6世纪，雅典城的居民最多不过10000人，其中与工商业有关的，包括妇女和儿童，不会多于6000人。6000人中约2000人为奴隶。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是，5、6个人才能生产出足以养活1个城里人的剩余粮食（见Chester G.Starr，The Eco-nomic and Social Growth of Early Greece 800—500B.C.（《早期希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Oxford Universisty Press，1977，第104—105页。）。Ⅱ (12) 修昔的底斯，Ⅰ，13，1。 (13) Б.АннкоΛън，Зннэод еТерентом в《НΛнАдюЕ》（Неавтонтетное ВыетунΛенне），Вестннк Древней Исторнн，1994年第2期，第17—33磁，特别是第30—32页。 (14) 参阅科洛鲍娃，前引书，第23—24页。 (15) Aristoteles，ΑθΗΝΑΙΩ ΠΟΛΙΤΕΙΑ（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edidit Mortimer Chambers，BSB B.G.Teubner Ver-lagsgesellschaft，1986，Ⅲ，1—6，参阅日知、力野译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出印书馆1959年版，北京。 (16) 在《古代希腊史纲要》（К.М.КоΛовова，Λ.М.ГΛускнна，Очеркн неторнн Древнеǔ Грецнн，Государетвенное Учевно- недагогнческое нздатеΛъетво Мнннсторва нросвенцення РСФСР，Аенн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Λенне，Аенннград，1958）一书中，科洛鲍娃相当充分地揭示了雅典农民在民主政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参阅该书第111—130页。 值得指出的是，《雅典政制》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把雅典城邦政体演变的历史看成是不断变革的过程，并且说，雅典民主肇始于一次内争之后梭伦实现的变革（“Тριτη δε η μετα τηυ στασιυ η επ∑σλωυοｓ，αφ ηｓ αρχη δημοκρατιαｓ εγευετο”.XL Ⅰ，2）。修昔的底斯在其著作的第一章中，从整个希腊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了雅典谱得强盛的进程。他借科林斯代表在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上的发言，揭示了雅典人在政治领域富有创新精神（Ⅰ，67，5—71，3）。在《论国家》一书中，西塞罗也提到雅典人的政治时有变动（见《De re publica》，Ⅱ，2） (17) 亚里士多德反复论证，只有广大的中小所有者阶层的存在，才能保证以“轮番为治”为特征的奴隶占有制城邦实行民主政治（《政治学》，1295b1—22）。这是有其深刻道理的。他还谈到，面积大的城邦，容易拥有众多的中小所有者阶层（1296b9—10）。 (18) 斯塔尔：《希腊文化的起源，公元前1100—650年》（Chester G.Starr，The Origins of Greek Civilization，1100—650B. C.，W·W·Norton and Company，New York），1991，第189页。 (19) 斯塔尔：《希腊文化的起源，公元前1100—650年》（Chester G.Starr，The Origins of Greek Civilization，1100—650B. C.，W·W·Norton and Company，New York），1991，第190页。 (20) 参阅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Ⅱ，1—3；普鲁塔克，《梭伦传》，ⅩⅢ，1—6。 (21) 上文提到过的1990年问世的《古代雅典公民权的起源》一书，主要从人口数量变动和土地占有状况来考察梭伦的改革，严重忽视了奴隶占有制在梭伦改革前对雅黄农民的影响。 斯塔尔一贯忽视奴隶占有制度的发展对希腊历史的深刻影响。在前面提到的《公元前1100—650年》一书中，他指责别人夸大了古代奴隶占有制的作用，实际上是他自己对奴隶占有制的理解有偏颇，而对奴隶占有制的意义有错误认识。参阅该书第251—352页。 (22) 参阅普鲁塔克，《梭伦传》，Ⅰ，4。按照传说，科德罗斯罗马荷马史诗中提到的皮洛斯王涅斯托尔家族，该家族的成员移居雅典后成为雅典同王。 (23) 普鲁塔克，《梭伦传》，ⅩⅣ，3。 (24)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Ⅳ，1。这段引文由笔者从古希腊文译出。 (25) 参阅普鲁塔克，《梭伦传》，ⅩⅩⅡ，1—3。 (26) 参阅廖学盛，《古代雅典的民主和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学报》，1988年第5期，第93—96页。 (27) 普鲁塔克，《梭伦传》，ⅩⅧ，6。 (28) 普鲁塔克，《梭伦传》，ⅩⅩ，1。在这里，普鲁塔克认为梭伦关于惩处“在公民集体的重大争论中（“ευ στασει”）”不明确 表态者的法律是“最为独特和奇怪的”（“ιδιοｓ μευ μαλιστα και παραδοζοｓ”）。实际上梭伦的做做法是完全合乎他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精神的。伯里克利在其著名的国葬典礼演说中特别谈到，雅典人认为不参加城邦政治活动的人是“无益之人”。（修昔的底斯，Ⅱ，40，2）。 (29) 参阅普鲁塔克，《梭伦传》，Ⅺ—Ⅻ。 (30) 梭伦能同时以立法者和仲裁人的双重身份调解公民集体内部冲突各方的纠纷，这一现象本身只能是这个特定时代所有。关于依靠立法者或者仲裁人解决纠纷的习俗，可参阅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3b27—1274b28，E·A·霍贝尔，《初民的法律·法的动态比较研究》，周勇译，罗致平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125页。 (31) 有一种颇为流行但笔者认为并不正确的意见，即雅典民主的奠基者是克利斯提尼而非梭伦。这种主张的偏颇在于，道德是忽视了正是梭伦通过法律程序明确地把雅典公民和非雅典公民区分开来，并且制定了保障雅典公民集体壮大发展的基本措施；第二，忽视了雅典公民权主要取决于源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克利斯提尼的划分地区部落之类措施，并未从根本上破坏这个原则。否则，公元前451年伯里克利提议的法案得以通过并且一直到雅典丧失政治独立之日始终有效，便是不可想像，不可理解的了。 (32) 顺便说一下，在早期阶级社会中，必然存在公民集体与非公民集体的对立和相互依存，离开包括奴隶在内在的非公民集体来谈论“公民社会”，显然有其片面性。 雅典民主的发展是与雅典公民经济、社会文化状况的改善相伴而行，公民作用的显现在古希腊文的语汇中也有所表现。参阅卡尔皮尤克的论文（С.Г.Кασрннок，ОХΛО∑ ОТ ЭСХНΛА ΔО АРНСТОТЕΛЯ：НСТСРНЯ СΛСВА В КСНТЕКСТЕ НСОРНН ΛФНН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НН）（《从埃斯库罗斯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看雅典民主史上 ОХΛО∑一词意义的演义》，载《Вестннк Древнеǔ Неторнн》，1995年第4期，第35—35页）。 (责任编辑：admin) |